20世纪50年代，我国也曾展开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疾病防控。
因为当时在我国华北、华南地区流行着一种让所有人闻风丧胆的疾病——“大肚子病”，广东的14个村庄甚至差点成为“无人村”。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可怕的疾病？
在那个科技、医疗水平尚不发达的年代，众人为了防控疾病，又付出了何种艰辛？
1950年，广东三水、四会一带屡屡传来百姓染上疫病的消息。
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此事，火速派遣专家前往疫病重灾区勘察情况。
当专家、医生赶到三水时，无不为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病情远比一开始传出的消息和他们预料的严重。
一行人来到其中一个村落时，恰巧在村口碰到一群百姓在给人收尸、下葬。
这原本是一件悲伤痛苦的事，可现场却出奇的安静，百姓们一言不发，机械而熟练地进行着一项又一项葬礼事宜。
在他们的脸上，已经看不出任何悲喜，有的只是见了太多同村村民因病丧命的麻木。
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在这个村庄发生，所有人都司空见惯了这样的生离死别。
久而久之，村民便习以为常，并且彻底失去了对生活、对未来的希望。
他们无法预知死亡会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当他们在为其他人收尸的同时，也许下一次厄运就会找上自己。
除了精神上的麻木，村民们在生理上的病状表现，同样让人触目惊心。
专家、医生们一路走来，见到的每位村民都面黄肌瘦、身形瘦弱，可肚子却无一例外肿胀如气球。
据村民反映，只要是居住在这里的人，普遍胃部、肝部会出现问题，有时候会疼痛难忍，有时又会上吐下泻。
看着村民们的症状表现，陈心陶陷入了沉思，他是这次疫病考察的领导人。
陈心陶教授是我国著名医学寄生虫专家、医学教育家。
早年间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寄生虫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到了哈佛大学进修病理学。
回国之后，陈心陶教授始终奋战在寄生虫学、细菌学研究的一线。
来到广东之前，他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国外考察。
接到政府的指示后，陈心陶立刻赶赴疫病灾区进行考察。
饶是跟寄生虫、细菌病理打了半辈子交道、见到过无数罕见病例的陈心陶，也被三水地区的疫病场景震惊了。
当时已经是和平年代，没想到还有大批百姓生活在这样的疾苦当中，这让陈心陶教授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三水地区的百姓彻底脱离苦海。
凭借着丰富的病理诊断经验，陈心陶判断出三水地区百姓的病症，多半是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关，于是他第一时间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对这片区域环境的考察。
据村里的老人说：“‘瘟神’来了一百多年了，清朝时期我们这里就有人开始得病。”
陈心陶闻言，马上对三水地区的县志和相关记载进行了调查。
原来，三水地区一直以来饱受水利失修的困扰，清朝光绪年间发生了几次大水灾，从那之后在群山和水流的交汇地区，形成了一片夏季洪水泛滥，冬季茅草丛生的特殊低洼地带。
不久后，在三水地区居住的村民便开始出现“大肚子病”。
“十人当中九人黄，皮包骨头肚子大，未到中年就身亡。”
这是当初在三水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陈心陶对三水地区的村民进行了走访调查。
提起“大肚子病”，这片地区的百姓无不闻风丧胆。
这种疫病困扰了百姓们上百年之久，奈何近代以来中华大地战乱不断，三水地区的百姓有苦难言。
现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百姓们的疾苦终于有了倾诉之处。
一听到陈心陶是奉政府的指示来到三水，百姓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紧紧抓住陈心陶一行人的双手，央求他们救救三水。
陈心陶红了眼眶，拍着百姓的肩膀说：
“放心吧！毛主席已经了解了这里的情况，专门把我们派过来，三水一定会好起来的。”
回到住所后，陈心陶立刻将众人召集起来，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众人按照计划分头行事，对病人的粪便样本进行检验、对死去村民的尸体进行尸检、对三水的水土环境进行考察。
很快，所有的样本被送到了县城进行最后的化验。
其实，在将结果送往县城检验之前，陈心陶等人心中已经有了大致判断，只不过还需要等待科学验证。
“果然是血吸虫！”
很快检验结果传来。
听到这个结果，众人陷入了沉默。
查明病因的确是一个好消息，但这样的情况同样是大家不愿看到的，因为血吸虫的防治非常困难。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蠕虫，生活在水中，一旦与人体接触，十几秒钟就能钻进人体组织内部。
这种蠕虫会引起人体肠胃病变、肝部腹部水肿，甚至导致人死亡。
血吸虫引起的人体组织感染面积非常之广，但外部症状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给早期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也是染上该病之后死亡率很高的原因。
血吸虫进入人体后，会依靠吸取人体内的营养存活，有些血吸虫甚至能在人体内生存三四十年之久。
与此同时，血吸虫还会在人体内产卵，并跟随人的粪便排出，一旦遇水虫卵就可孵化。
这就导致一旦某块适宜血吸虫生存区域被入侵，整片地区的生态环境很快就会遍布血吸虫。
解放战争中，我军将士在渡江战役中也有不少人染上此病。
被感染的战士出现明显发冷发热、四肢无力情况，这就导致大批人员丧失战斗力。
仅就当时驻守在江浙沪7个师的统计，就有3万多人染上血吸虫病，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战争结束后，中央政府立即派遣有关防疫卫生部门，对长江地区的血吸虫病进行摸底调查。
结果发现，血吸虫病早已遍布长江流域以及南部十几个省份，共计三百多个市县的1亿人口正在遭遇血吸虫威胁，血吸虫患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人。
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南方许多靠近河流的村庄人口锐减，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甚至有不少村子成为了无人村。
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时间，江西省就有31万人死于血吸虫病，1300多个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3万户人家彻底绝后。
血吸虫的可怕之处不光在于对人体造成的直接伤害，甚至还会威胁到子孙后代。
许多疫病重灾区的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受阻，出现大规模侏儒症状况，这在血吸虫患者中的比例一度高达25%。
正是因为这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血吸虫排查，让陈心陶来到了广东三水地区。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疫病显然更加严重。
据陈心陶团队走访调查，发现三水11个公社、2个国营农场和一个乡镇中，其中的7个公社都出现了大规模血吸虫病的流行，病人总数达到惊人的20多万人。
其中病情最严重的六合公社，有14条村庄濒临绝后、毁灭。
“准备长期留下吧。”
陈心陶对身边的助手说道。
“您想好了吗？”
助手有些不确定地问。
三水地区“大肚子病”病因查明，陈心陶已经算是完成了任务。
可血吸虫跟陈心陶一直以来从事的蠕虫、寄生虫研究并不对口，甚至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再来。
况且防止血吸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倘若真的接下了这项任务，相当于放弃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和取得的荣誉，在一个新的领域内重新开荒拓土。
除此之外，陈心陶一行人面临的还有安全上的威胁和生活上的艰难。
当时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土匪清剿运动刚刚展开，对血吸虫的调查势必要长时间在野外工作，这给一行人的人生安全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在生活中，陈心陶和助手两人只能挤在一间八平米的小屋，一日三餐就是咸菜和稀饭，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陈心陶立志要留在三水，下定决心帮百姓们解决血吸虫问题。
在陈心陶教授的感召下，很多同志也选择留了下来。
紧接着，陈心陶等人的血吸虫防治工作迅速展开。
大家一边劝导村民远离池塘、河流，一边追查血吸虫宿主。
这些百姓在长江边生活了一辈子，不可能永远不沾水，要想帮助他们根除祸患，只能追溯源头，将血吸虫的宿主彻底消灭。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关于血吸虫的调查情况被汇集到了中共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视此事，指出：
“就血吸虫而言，远远比过去侵略过我们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更强大，现在国内有一千万人患病，一亿百姓受到威胁。这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号召：“动员全党、动员全民，共同努力消灭血吸虫！”
随后，各行各业人民不约而同地加入到防治血吸虫的这场攻坚战中，尤其是从医学院和卫生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大部分人都走向了血吸虫抗战的一线。
从汕头卫生学校毕业的许国煌就是其中一员。
许国煌一进入工作岗位就被分配到了陈心陶教授的门下。
那时血吸虫的宿主还未查明，疫区内又遍布血吸虫，经常会出现工作人员被血吸虫侵入身体的情况，许国煌就曾因此四进医院。
但他毫无怨言，因为从陈心陶这些老一辈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国煌的身边出现越来越多被血吸虫感染的病重病人，有时候为了抢救病人，许国煌等人当场献血。
只许国煌一人就曾献血6次，共1200毫升。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心陶教授带着团队一次又一次深入三水各地草塘、沼泽、河流，从外面带回来可能为血吸虫提供生存环境的各种生物体之后，再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检验。
陈心陶等人将三水地区可能孕育血吸虫的区域几乎全部跑了一遍后，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钉螺。
钉螺是一种生活在沼泽和湖泊中的小型螺类软体动物，几毫米大小，跟一颗谷粒差不多。
这种生物在生理结构上非常契合血吸虫的生存，它也是血吸虫的主要宿主。
也就是说，只要将三水区域的钉螺消灭干净，血吸虫就会因为失去宿主而走向灭亡。
找到了祸源，接下来要做的酒水将其彻底消灭。
为此，陈心陶教授将往后二十多年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到了钉螺的消灭上面。
“看有无，查密度。”
这原本是陈心陶教授传授给这些新来工作人员的建议，后来却演变为众人工作时遵守的准则。
钉螺这一为祸一方的根源找到了，但接下来的工作同样不容大意，工作难度甚至更上一个台阶。
钉螺的体积实在太小，一开始专家们又没有想出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只能采用最直接、最费时费力的方法——一颗一颗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作人员们每天手持一个小镊子，弯腰在水塘里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将一颗颗钉螺夹走。
不少工作人员在此项工作中，染上了各种各样腰部、背部疾病。
除此之外，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钉螺的消灭工作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统计，截止1972年，三水地区一共组织了7次水利和灭螺大会战，每次行动都有上万群众参与。
只不过，单单凭借人工一颗颗排查钉螺，想要将其彻底消灭显然不太现实，好在专家们很快找到了新的灭螺方法。
经过考察，北江流域一个叫做芦苞洲的地方几乎没有出现过血吸虫的病例，很少有村民被感染。
可是与其相邻的凤平州、老鸦州都是血吸虫灾区，这让人感到很费解。
经过实地考察，专家组成员发现，芦苞洲与周围区域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开荒种植。
芦苞洲的很多荒地都被开垦出来成为了农用地，甚至一些水塘、河流中也种有不少水生植被。
陈心陶教授等人迅速反应过来：植被覆盖率是影响钉螺生存的一大重要原因。
后来，随着北江水流增大，血吸虫的重灾区开始向北江主河道西部地区蔓延，这部分正是北江流域荒地最多的一块地方。
陈心陶等人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此后，农场建设成为三水地区防治钉螺的主要举措。
当然，仅仅从生态上营造出对钉螺不利的生长环境还不够。
在开始农场建设和提高植被覆盖率之前，以水淹、水冲的方式彻底毁掉钉螺原本的孽生情况同样刻不容缓。
有了这两项行之有效举措的投入，三水地区的钉螺终于迎来了末日。
经过长达30余年的斗争，三水地区的钉螺面积大幅减少，患上“大肚子病”的人呈直线下降，百姓终于开始摆脱血吸虫的侵扰。
1973年，三水地区六合公社成为整治血吸虫的模范社区，引来不少单位的参观和学习。
十年后，广东省血防专家相关人员再一次对三水地区的血吸虫情况进行考核验收，结果合格，这场历经三代人的全民血吸虫大会战终于宣告结束。
结语一场威胁中华大地十几个省份上亿人安全的血吸虫病，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战下，前后耗费30多年时间才取得胜利。
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和医疗条件，应对血吸虫病无疑要简单许多，可在当时那个年代，血吸虫的防治却付出了无数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就连当年最早一批发现血吸虫、提出一整套血吸虫控制消灭综合治理措施的陈心陶教授，最后也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三水人民为表示对陈心陶教授的感谢，在他曾经奋战过的九龙山小山岗竖立起一座纪念碑。
“他和三水人民共同奋战，为消灭血吸虫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是人民为陈心陶教授刻下的纪念碑碑文，也是他大半生最真实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