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达

除了自由撰稿人之外，鲁迅恐怕是真心喜欢当老师的。这从他的履历上似乎也有迹可寻，在为了薪水而从事教育部公务员之外，鲁迅从事时间最长的公职就是教师：从1909年6月结束旅日返回故国之后，断断续续有差不多10年时光，他都是在当老师。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浙江杭州和绍兴当教员和校长；后来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就任教育部佥事后，又陆续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职当讲师；离开北京投奔南方也是去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一度做到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直到清党之后，目睹了许多血腥的现实后才心灰意冷，从此拒绝接受任何教职。

有长达十余年的教职经历的鲁迅，学生自然不少，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他在事实上成了许多青年的精神导师，许多青年通过各种方式和他接触，辗转成了他私淑弟子的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亲炙还是私淑，鲁迅对求上进的学生总有一种近乎溺爱的感情，始终视他们为希望所在，在未来将会“扫荡这些吃人者, 掀掉这筵宴, 毁坏这厨房”。为了给这些青年学生铺路，他自己披荆斩棘也在所不惜，对于任何学生起来反抗一切旧权威和旧势力的行为更是大力支持。但凡社会上有学潮或学生反抗之事，鲁迅多半会在第一时间站在学生一方，替其摇旗呐喊。

鲁迅在出名之后，身边除了真正上过他课，听过他讲的学生之外，还多有另一类“学生”。这些“学生”或毛遂自荐，或辗转介绍而来，或要求帮助看稿校对，或要求帮忙介绍工作，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即便是这样的学生，鲁迅也总是以赤忱的胸怀对待，有时候就连许广平也看不下去，劝他别在学生身上耗费精力，因为这种学生倘若只是半途分手倒也罢了，有的甚至背后射来一箭之事也不在少数。但平时给人多疑印象的鲁迅，在对待这些青年和学生之时却忠厚得让人无法想象：“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

当鲁迅还在北京时，一般是白天在教育部上班或者去上课，晚上回到寓所里抄书、译书或写文章。不过名气大了之后，他就额外增加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替慕名而来的各类学生校译稿或者改稿。如果是校翻译稿，他一般都是找来原书，一手持茶杯或烟卷，一边对着译稿和原文用毛笔一句句校。校完之后还给译者时，往往只是淡淡说一句与原意不太相符的地方已给改正了。而有些学生写了稿子，往往都先找到他。此时鲁迅总是设法奖掖，想方设法联系刊物帮其刊载，除非真是烂到没法看，才会详细指出内容有怎样值得讨论之处而退回。

虽然鲁迅对这些学生总是尽职尽责，然而并不见得人人都会感激。比如，乡土作家许钦文曾将自己的小说托鲁迅选校，后来在鲁迅的资助下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故乡》，广受好评，作者也成了畅销作家。在见猎心喜的书商劝说下，许钦文将那些鲁迅删削的小说又收集起来集成一本出版。让鲁迅大摇其头：他当初替许钦文很花了不少心血选择，保证了其每种代表作都有，其他正是他觉得并不太成功的作品。之后许钦文再要拿自己稿子来请鲁迅看稿，鲁迅也只能搁起来，不敢再帮他编辑了。

但和学生中的奇葩廖立峨来，许钦文也只算是有一些文人小脾气。廖立峨是从厦大开始跟随鲁迅的学生，等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了上海之后，此人也跟随而至——但是不是一个人，是3个人：他自己、他爱人和他爱人的哥哥。据说是为了避免家里逼婚出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哥哥也要跟着出走。总之3个人就在鲁迅上海的住所住下，要求鲁迅出钱供其读书。但刚到上海的鲁迅哪有如此财力，只能婉言拒绝。帮他们找工作又不愿意。就这么吃了鲁迅几个月之后，哥哥先回去了，只剩廖立峨和他爱人。又过了好几个月许广平才在他爱人口里弄明白，原来廖立峨是要来给鲁迅做“儿子”的，原本以为两人过来就可以享福，但是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只是外强中干，其实没有什么钱。于是夫妻俩决定回老家，不过要求鲁迅出路费。一向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居然就这么忍气吞声打算替他们筹措100多元的路费！可这还没完，廖立峨提出他们这次出来是卖了田地的，现在回去要生活，要重新买田地，所以鲁迅先生应该给他们买田地的钱！最终鲁迅实在没这个钱，两人才不欢而散，如果拿得出，真不知道鲁迅会不会给出去？也难怪气得许广平大骂他“愚不可及”，“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呆子吗？”

鲁迅和自己的学生打交道往往大走华盖运。归根到底恐怕还是在于他总是对青年太过于宽厚，总是竭尽所能地去屈己从人，甚至到了溺爱地步，而某些不成器的家伙也就是利用这点无限制地榨取他的价值，最终当他像甘蔗一样被榨干，只能退避三舍之时，又反而生出鲁迅为人刻薄不肯照顾学生的怨言。鲁迅曾经写诗自况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就从他对一些奇葩“学生”无限宽容的这些事情来看，这真是一点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