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长篇系列文章《激荡四百年》的第368篇

前面说到拓跋濬采取铁血手段维护统治秩序，但在朝局稳定后，他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内政上，并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老练和睿智。

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十一月，拓跋濬以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改赐陇西王。

源贺上书道：“如今，北方蛮虏不断进扰，南方贼寇也虎视眈眈。因此，边疆还必须增加兵力，严加防守。臣窃以为：除了大逆与赤手杀人外，其余凡是因贪赃、偷盗及其它犯罪应判死刑的，都可以得到宽恕，将他们发配到边境戍守。这样做，等于让他们接受朝廷的再生之恩，负担徭役的人家，也能因此得到实惠。”拓跋濬表示同意。

后来，拓跋濬对众臣道：“朕采纳源贺的建议，一年之内救活了不少人，边防守卫也增强了许多。如果你们也能像源贺这样提出切实有用的建议，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这时，有个叫石华的武邑人控告源贺谋反，有关部门向拓跋濬报告。拓跋濬斩钉截铁道：“源贺竭心尽力为国家做事，朕敢向你们担保，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命人详细查访验证。

最终，石华果然承认是诬告源贺，拓跋濬将其诛杀，对左右道：“像源贺这样忠心耿耿的人还免不了要被别人诬蔑诽谤，而那些赶不上源贺的人，怎能不小心谨慎呢！”

十二月，又发生了一桩案件，将十六岁的拓跋濬的精明强悍表现得淋漓尽致。

定州刺史许宗之在任上贪赃没有节制，深泽平民马超公开检举揭发，许宗之将他活活打死。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家人告状，就先上书拓跋濬，说马超诋毁、讥讽朝政。

拓跋濬道：“这一定是假的。朕为一国之主，怎会惹恼马超使他对朕说出那样难听的话呢？一定是许宗之害怕被告，诬陷马超。”

于是，拓跋濬命人详细调查，结果不出所料。最终，许宗之在城外南郊被斩首。

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正月初一，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一律斩首；遇到红白事，可以暂时开禁，但有日期限制。

之所以颁布禁酒令，是因为拓跋濬觉得士民、百姓常常由于酗酒而导致相互殴打，或者借着喝酒而在一起议论国家政事。

不久，拓跋濬又增加内外候官，监察诸曹及州、镇。内外侯官有时还换上平民衣服，混杂在政府、寺庙等地寻找文武百官的过失，一旦发现，有关部门就会严加追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文武百官接受贿赂赃物，布匹达到两丈，即予斩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条文。

这一幕，颇有明朝东西厂和锦衣卫的味道，拓跋濬有些矫枉过正了。

三月十二，拓跋濬结束巡视，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

当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变，经常游说拓跋濬大兴宫室。中书侍郎高允为此劝谏道：“太祖时开始兴建都邑，兴建时一定利用农闲。何况，我们国家建立已久，永安前殿足够朝会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足以用来登高远眺。核算一下，如果扩建，要抽调差役两万人，供应饭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预期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是动用四万人，耗费无可计算。陛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拓跋濬接受了他的劝谏，停止修建。

拓跋濬能够登上皇位，高允也参与了谋划，陆丽等人都受到重赏，只有高允没有得到，高允本人终身没有吐露这件事。

功劳绝口不提，但对于国家大事，高允却喜欢直言相谏，一旦发现有什么事做得不当，立刻请求晋见。拓跋濬常常屏退左右，单独和他商谈。

有时，两人从早谈到晚，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群臣都不知他们到底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濬听不下去，就命左右侍从把他扶下去，但始终对高允礼敬有加。

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拓跋濬看完后，对大臣们道：“君主和父亲是一回事。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于大庭广众进行劝谏呢？难道不是不想让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臣子侍奉君主，何尝不是如此？君主有了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的正直，难道是忠臣所为吗？高允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他从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天下人却不知道，这难道不能说是忠心吗？”

不得不说，拓跋濬的这一番说辞有其合理之处，让人无可辩驳。

高允为官多年，与他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封为侯，而高允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仍然为郎官。

这天，拓跋濬对众臣道：“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侯，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朕一句话，只是在朕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枝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他的贡献不小，可仍然是个郎官，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的文武百官都没有俸禄，依靠赏赐或封地为生，高允出身平民，没有战功和爵位，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生计。

这时，司徒陆丽对拓跋濬道：“高允虽然蒙受您的优待，但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

拓跋濬不悦道：“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朕说他穷。”

当天，拓跋濬亲自来到高允家，只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绵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

拓跋濬叹息不已，赏赐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以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拓跋濬不肯。

从此以后，拓跋濬更器重高允，平时不直呼其名，而称他为令公。

高允的品质固然值得称赞，但何尝不是一种讽刺，治理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完善的俸禄制度，北魏的治理体系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