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向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认为农业乃“国之根本”，而商业乃是行业之末，重本抑末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无不是重农抑商的。
因为他们认为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王朝的统治基础。
于是历代统治者皆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如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力，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在经历了宋元时期早期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之后，虽然在战乱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经过明代初期的休养生息，使得明代商品经济呈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局面。
明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如太祖时期将手工业者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工作”同时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处。”
成祖时期，免税范围又有所扩大，对军民所买已税之物，农用器，日用食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民间常用杂物俱免税。为了方便商旅，官方还于南北两京设置塌房以供存放货物和牲畜。
景帝时，依照货物时价来规定税额、造具税册，按税册所列进行征收。这些宽松的税收政策，符合王朝初定时社会生产生活的要求，有力推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繁荣。
再加上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为商品的流通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这一时期，白银作为货币的普遍使用，甚至作为更易于携带的纸币出现等等，都更加有利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明代商业经济日益繁盛起来，工、商业各行业分工日趋精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日趋普增加，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些政策和商人的成功，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出现弃儒从商，弃农经商，和弃官从商的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兼并日益严重，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愈加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
这是一个“一面是商业繁荣，一面是土地大量兼并，农民生活艰难一面是城市生活豪华享乐，一面是流民无以为生一面是皇权的高度集中，一面又是思想的多元化”的社会，城市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繁荣，使得生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钱的商贾们对于奢侈、豪华享乐生活的追求影响了整个社会环境，改变了整个社会风尚，更由于明中后期君主奢靡淫乐，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带来了人们价值观上的改变，赌、酒、缥、钱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
而在这种追求享乐的风气下，自然演变成人们对货币的追求和崇拜，因为只有货币，才能满足他们对于各种各样享乐、奢华的物质需求。可以想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便如此形成了，这种好货好利之风在明后期蔓延至整个社会，上至君主下至最底层的人民。
这种风气影响下，一向处于受歧视地位的宦官却成为了人们阿诀和崇拜的对象。在金瓶梅中就描写了李瓶儿死后，有两个退休的老太监薛内相和刘公公前来吊唁，西门庆隆重接待，还请了许多人来作陪，十分的小心侍奉。
这些已退休的太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礼遇？为什么人们对待他们和他们的自我感觉竟像高人一等而不是饱受歧视？甚至没考取科举的秀才在他们面前很是奉承却也窘迫至极，这是人们对于财富和权势的崇拜。
市民化形象成为通俗文学作品主流，是魏忠贤形象诞生的文学环境，明代的统治阶级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因此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越多，其支配的钱财就越多，于是主动地或者被动地，特权阶级不断侵吞大量的土地。甚至出现庶民竟然主动地把自己的田产投献给权贵。这种怪现象的出现，根源于特权制度。
明代摇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然而王府和权贵的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庇之下，免充国家差役。因此被繁重摇役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或者“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身份自由的无产者成为手工业者、商人，服务行业人员，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手工业行业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的生产的萌芽，作为丝织业中心的江浙一带最为典型。
明代后期，此类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的机工的数量更加庞大。与此同时，商业繁荣的城市逐渐形成，城市人口也在急剧膨胀中。明初的百年之间，全国已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等三十多个大都市，两大都城南京、北平的人口更达到百万。城市的发达使得集中在各都市、城镇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逐渐形成新的政治力量。
而这股新兴阶层的力量有其相应的文化需求，他们的文化需求不同于文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无法读懂太过于艰涩的文言小说和奏章、邸报他们的文化需求也不同于统治阶级，他们需要可供自己消遣的作品而不是政治教化仅仅是神鬼志怪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最好是发生在身边更贴近于他们生活的故事。
有需求才有市场，通俗小说便因着这股需求而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了。文人长期观察市井生活，混杂于市井众生之间，耳濡目染之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渐渐更接近于市民阶层。
这一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达到了高峰，说明了知识分子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市民阶层，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状况，熟悉大众的语言，百姓的生活情趣，甚至市场上的商业行情。
如这一时期的“三言二拍”等都极力展现了市井的风情，繁盛的城镇景观，商贾们走遍全国的贸易活动，将当时社会的市井百态逼真地诉之于笔墨，构成一幅晚明的社会世情图。而市民形象进入文学作品影响了以魏忠贤为题材的小说。
魏忠贤形象在几部魏忠贤小说中都具有市民化的特征。如《警世阴阳梦》中入宫以前的魏忠贤就被塑造为一个典型自私而又自尊的市井小民形象。
他自私自利，有好处的时候便忘了兄弟，但落难时得人帮助又没脸继续给兄弟添麻烦。在地府中受到鞭打审问的时候又将罪过一股脑推脱到别人身上，胆小而又奸诈狡猾。
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也将进宫以前的魏忠贤塑造为一个为了生活，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了欠下的赌债，自己割掉了阳物，希望以此来躲避债务。
他即使在权倾天下的时候也会和市井小民一般，受到和尚的欺骗，也会热衷于求神拜佛，为自己建生祠，这是作为一般人都会有的对生命的渴望。
他为了在身发毒疮时得人照顾，将妻子送给和她通奸的后生，他因为害怕“东酋”满洲有一天打过来害了自己性命，不顾国家以重金贿赂，与之勾结。他的身上毫无奸雄气质，反倒沾满市井之味。
《祷机闲评》中前半部书甚至给读者展现了明代社会的市井百态，不仅仅魏忠贤形象具有市井特征，里面所描绘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极具市民化特征。如崔呈秀、田尔耕、客印月、侯秋鸿、侯一娘等等形象，鲜活而又各具特色。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商品化顺应着需求而产生并逐渐增长，出现了从刊刻、印刷、出版、贩售的整个书籍的行销网络。尤其印刷技术和印刷业的快速发展。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印刷的效率比雕版印刷要高了很多，同时可以再次使用的活字印刷也比雕版印刷成本低廉。
而在纸张的使用上，明中后期小说的印刷采用竹纸代替棉纸，竹纸虽然质量比不上棉纸，颜色暗黄又极薄且脆，但其产量大，使得小说批量印刷成为可能，而且竹纸较棉纸价格低廉，又降低了印刷成本。
因为技术上的成熟和成本的下降，同时需求的扩大，促使更多的商业资金投入到印刷出版这个行业当中来。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由于有着众多雄厚资金的进入，印刷出版业在全国都能独占鳌头，后兴起的江苏、浙江以及早期的福建都是全国有名的出版业中心，其中南京和苏州更是集中了全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印刷商。
私人的印刷资本以书坊和坊肆形式出现，他们是连通通俗小说和读者的中介，是销售传播的中间环节，也是通俗小说的传播者。在这样的行销网络中，小说成为了商品，实现了文学的商业化。
而书坊也以追求利益为目的，选择刊刻的书籍自然考虑的是市场需要和经济利益，是否畅销是书坊主们取舍书稿的唯一标准。从当时的传播和出版后的热销可以看出，通俗小说无疑有着广阔的市场。
结语在动荡和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涉及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时政之事的时事小说，自然因其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受到书坊主们的青睐。
他们纷纷争先刊行这些能满足人们迫切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需求的时事小说，并推动了他的问世、传播与消费。
书坊主们及时把握了明末时局动荡所激发的人们的政治热情和对朝政新闻的强烈需求这一市场动态，采取种种措施刺激作者加快创作时事小说满足读者要求，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
因时事小说有其时效性，一旦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对其失去好奇心理，书坊主要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占领市场，需要想方设法地尽快成书，过于仓促也造成了时事小说有些文字较为疏漏，艺术性不高，或者回目与正文不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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