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梦雅

立意、结构、视角的创新，是电影创作永无止境的探索和尝试。电影《门锁》的导演曾坦言“不论拍短片还是电视剧都是经验的累积，《门锁》是我在类型电影上的尝试，我需要通过它的市场反应来验证我对电影的理念是否正确，进而明确未来的创作方向”，这无可厚非。但《门锁》上线后，当“市场反应”的结果出来时，可能真的得对“明确未来创作方向”提些具体的要求了。

对初始立意的质疑

“独居是她的权利，不是她受伤害的理由”。临近末尾，银幕上打出醒目的一行字，道出了本片的立意。然而，看似振振有词的立论，事实上却是一个伪命题。《门锁》的创作意图真的是主创方所宣称的那样么？夸张而极端的表现形式，真的能引起观众的共情么？

城市独居女性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安全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且并非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城市治安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女性安全也不并非是最突出的问题。《门锁》好像出错了，把阿Q的毡帽随意压在“摩登”女郎的秀发上，张冠李戴了。

门锁是问题的关键吗？它是一个怎样的意象？整部电影并没有对“独居女性安全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而是以一种近乎“魔幻”的方式草草终结了凶手的生命。方卉遇到的独居隐患怎么解决？难道用“门锁”命名，是在暗示只有把“方卉”们重新关回深闺，再加上一把足够智能的门锁，才能解决问题吗？

混乱的叙事结构

《门锁》为了适应国内的观影习惯，相比韩版同名影片的剧情减少了一些暴力与血腥的视觉刺激，融入了一些恐怖、惊悚、动作等类型元素。这些“省事”的做法，使整部影片的叙事结构处于矛盾分裂的状态。

和悬疑片的惯常套路一样，影片设置了冲突和悬念。在冲突方面，单身独居女性方卉时常发现房间有被人入侵的迹象，并持续遭受来自不同方面的性骚扰和“疑似性骚扰”；继而因“偶遇”而陷入危机，面临性命之虞。在设置悬念时，入侵者有哪些？他们是谁？通过怀疑——消除怀疑——再次怀疑的循环往复，层层叠加悬疑感。

这些冲突和悬疑的层层推进固然有一定的悬疑效果，但在情节设置上比较粗糙，各种类型元素的随意堆砌、部分情节的强行植入，导致了叙事节奏的生硬和不合理。比如方卉和宠物医生郑飞在餐厅吃饭时，已经得知对方就是凶手，却没有选择去洗手间报警，而是去了空无一人的货梯，直接被郑飞带走。这种只为达到“效果”而设置的情节，使人物行为违背一般常识，使叙事线索不合逻辑，结果适得其反。

影片结尾在冲突累积中推向高潮，对立两级在肢体接触中暴力对抗，以“玩火者必自焚”的“报应”套路，展现正义方的胜利；但却无法充分利用类型惯例，进行影片的立意升华。相反，由于滥用类型元素和西式套路，使影片陷入尴尬的境地，观众被强行拉入与现实脱节的臆想空间；甚至结尾处作为“狗医生”的凶手，像积累了庞大资本的“黑老大”一样，拥有一个空间巨大、设备齐全的“专业”犯罪场所，在这个空间里演绎了一场充满各种巧合的老掉牙的大戏，以狂轰滥炸的方式冲击观众的视听。等观众回过神来，意识到原来又是好莱坞式的情节套路，最后还被戴上了一顶现实主义的帽子。

牵强的女性视角

《门锁》延用了韩版《门锁》的“女性视角”，试图通过受害者角度，阐述“独居女性”的自主权利问题。作为一部宣称从“女性视角”展现女性问题的影片，片中的女性人物却并不具有代表女性社会群体的象征意义，没有展现城市独居女性在精神、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真实状态。影片把女主角方卉放进了一个混乱无序、无可依靠的背景中，将其塑造成一个整天提心吊胆、孤弱可怜的女性形象，当遭遇常态的性侵害危险时，无处寻求保护，只能自我承受。这就是中国女性的生存背景？这就是创作者的中国女性视角？虽然结尾处让方卉奋起了一回，最终还是成为被拯救的对象，与影片所谓“女性视角”切入的初衷还是南辕北辙；方卉还是成为“失去自我”的“被凝视者”，剧中除了警察，只剩利益至上、强行入户的中介，贪图美色、强奸未遂的公司主管，自卑沉默、偷窥暗恋的保安，猥琐变态、残暴成性的“狗医生”，而他们无一例外是作为“凝视者”的男性角色。且不说观众会产生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的疑问，这种将两性关系以绝对的二元对立方式展现的粗暴处理，就足以给影片的意义表达打上脱离现实环境、丧失中国语境的标签。从某种角度看，把剧中个别、偶然的事件当成一个复杂刑事案件，将那对男女警察的戏份加重，倒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刑侦故事片，似乎比强贴“女性视角”商标来得更好。

不管创作者是不是真的在探索，客观来说，《门锁》的致命问题在于，把原本以女性、性侵、悬疑、惊悚、暴力博取眼球，以低成本制作赚取利润的商业电影，随意立论，自说自话地套上了不属于自己的帽子。这顶名不副实的帽子看着实在别扭，倒不如把毡帽还给阿Q。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