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身体“脏”了，名声“臭”了……
我成长在90年代的东莞，当时全国闻名的“性都”。
丰盛的“性”线索包围着我们：嬉笑、脏话、俚语、电视剧、台湾言情小说、路边CD摊、红指甲与超短裤、闹新郎、幽会、红灯区、公交车上拐着杖在红灯区下车的老人、成人用品店、成人电影院、牛皮鲜小广告、男科/妇科医院杂志、打击二奶集会、出轨……
在这座城市，“性”与生活结合得如此密不透风。但是成年人在言语表达上，如此地扭扭捏捏，掩耳盗铃，甚至义正言辞地批判。让我在察言观色中得知：性是上不了台面的，是糟糕的东西。
我接受到的最初的“性教育”，是妈妈有点难为情地，把一本台湾言情小说递给我，说是书摊老板娘送的。我把整本书看完了之后，便飞快地扔了，扔的远远的。
青少年时期的我对性极其无知，却强烈地害怕性，抗拒性。在青春期觉得早恋会对不起家人，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全世界。直至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有品尝过恋爱的感受，只知道谈恋爱的步骤，约会就是机械地一起吃喝玩乐，聊天散步，被动地其实也不太情愿地配合对方的边缘性行为。
第一个男朋友，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只是有点好感又不好意思拒绝。当时在身体接触上，我内心只能接受和他牵手，当他更为亲密地搂着我的肩膀的时候，我会不自在的想要躲开。这或许会被他解读为“可爱少女的娇羞”，但其实我真的不喜欢，却把不喜欢藏在心里没有说明，担心义正言辞的拒绝会让我变成一个不善解人意，不平易近人的女孩。这段关系中，让我最不堪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他给我庆祝生日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都在场。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接过吻。我许愿之后，朋友们起哄，“亲一个亲一个”。他嬉笑着凑上来，一下子就来了个“法式舌吻”，但当时我的内心其实很抗拒，但就是发不出声音。
被当众强吻之后，我有种极其羞辱的感觉，他口水那种味道让我反胃、想吐，但我仍克制住自己，不把厌恶表露出来，要不然，我就不是一个美丽从容的姑娘。
类似的边缘性行为后续也有发生，而且不断突破我身体和心里的防线。我对他愈发厌恶，终于鼓起勇气找了个分手的理由。希望和他此生不再相见，毫无情谊可留。就像当年那本劣质的言情小说，希望丢得越远越好。
直到后来我接触到性侵议题以后，才发现，这段经历和感受，其实多多少少有“约会性侵犯”的成分。只是当时我并没有说“不”的勇气和意识，说不出不愿意，难为情地顺从。
对方也体察不到我的抗拒，还自己哄自己：“这些行为在拍拖之中很正常啊”。但其实在我心里是有阴影产生的，只是那时我们两都没有意识到。
大四期间，我认识的一个隔壁班的男同学，尾随一个小女生进厕所，意图强奸。但他没意料到对方会这么剧烈的反抗，慌乱之中，失手把小女生残暴地杀死。
我认识这个男生。这个厕所，离当时我正在上课的课室，仅仅几百米。这个事情给我造成很大冲击，这个女孩名叫梁荣彩，她的男友为她建立了百科词条，我参加了各种校园内悼念女孩的活动，还时常在网上跟进她的家人及男友，为她发声的各种动态，我希望为这个、这样的女孩发声。
我也一度消沉与被动，我感觉自己身为女性，是如此脆弱，要成为一个“好女孩”真的好辛苦。要迎合好多要求，而生活又是如此不公与残忍，我没有安全感，也不愿意表达自己，对性别不平等的主流社会，对于“男性侵略，女性悲剧”“男性主动，女性服从”这些生活剧情，我最大的对抗，就是沉默与不屑。但是是非曲直，都在我的心中。
当一件事情出现，我脑子里时常的第一反应是询问：“这公不公平？”毕业后，在一位前辈指引下我选择了社会工作，我强烈的感受到，我在做对的事情。2016年，当上司告诉我，有“爱·天使”保障性安全项目的岗位，可以致力于性侵危机干预，我马上想起了梁荣彩。我毫无犹豫地承接了这个项目，希望这个项目可以帮助和她相似的人。
第一个接触的当事人，是一个被强奸未遂的12岁小女孩。她的父母找到我们，希望帮忙追讨赔偿。我们也调动各方资源，把赔偿从1万元最终争取到7万元，在权益保障上实现了很大的改进。
赔款到账之后，小女孩的父母要求结案。但是我们感受到小女孩有明显的创伤后遗症，就和父母讲，这个事情对小女孩的心理会有很大伤害，最好有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持续陪伴和跟进。
但父母还是决定在2周内把小女孩送回老家偏僻的山村里，让老家70多岁的爷爷来照应这个小女孩。
我怀着极大的遗憾，把一本《性侵当事人口述故事》书，用礼物纸包好，拜托父母转赠给小女孩，希望当事人“走出来”的故事，能给予小女孩一些支持和信心，也许，性侵带来的伤害，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靠她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
这个遗憾，也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性侵当事人的困难处境。她们受到的伤害，不是仅仅争取到物质赔偿就能解决得来的。这种伤害中更为复杂的，是被迫发生不自愿性行为的那种羞耻感、歧视和压力。
父母带有抛弃口吻的话语：“这个不是我以前的女儿了。”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女孩被玷污了。”她独自承受着这些，被迫离开原本成长了12年的生活环境，回到偏僻的山村里，和年迈的老爷爷相依着生活。
“这些对这个12岁的小女孩公平吗？”
只需轻轻一问，一团火就蹭蹭蹭地在我心里冒起来。她不应该承受这些，也许是从小看武侠小说，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侠精神所影响。从事“性侵干预”激发了我的斗志。
我希望再也没有小女孩遭受这样的经历了，而介入的行动要越早越好，越多越好，越强越好。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案主是外来女工。她被同事入屋性侵甚至还怀孕了，经历了流产之后，伤上加伤。我陪伴着她，经历了一场动荡的心理地震。开始是强烈的愤怒，悲痛，报复，羞耻，恐惧等等混杂地袭来。随后是绵长的噩梦，失眠，抑郁，焦虑等等困扰，后期是逐渐信心的重建。有创伤的性侵当事人，悲伤的情绪浓度是非常强烈的。一开始，我会被当事人浓墨重彩的情绪感染到。和她会谈完过后，我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两三个小时。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山谷，情绪在里面回荡、穿梭。案主的情绪，把我成长过程中的带有相同情绪的创伤，也带出来了。
这个强度也让我奔溃了几次，这也算是情绪劳动者的工伤吧。我及时地察觉，并做了几次心理咨询。内伤的经历与梳理，也让我更能共情案主，理解她的痛楚处境，也更清晰作为一个引路人，可以如何带她走出这羞耻和恐惧的泥潭。半年后的一天，我们两驱车去监狱，施暴者拒绝赔偿。因此二次庭审要在他所在的监狱举行。
当场，她勇敢地质问施暴者:”你凭什么这样对我？你知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你知不知道我怎样挺过来的？”
颤抖又坚定的声音，响在严肃安静的监狱内，所有人都很专注、安静，都把她的质问听进去了。我很感动，被她有力的声音鼓舞了。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我感觉自己在慢慢修复。”
当时真是感到莫大的安慰、成就感澎湃在心怀，一路在高速路上驰骋，风景快速移换，被打鸡血的我就像脚下这部马力十足的小车，满怀信心向前冲，相信只要坚持的行动，就可以改变现状，就可以改善性侵当事人的生活处遇。
这两个个案不仅是个体本身，还代表着一个群体，代表着目前大部分性侵受害者。受侵害的人多数是女性，她们的生活处境，充斥着恶劣的不公。
社会依然在污名化她们，性别不平等滋生的贞操观，把女生的性与个人价值捆绑。只要发生一次“性的被抢夺”，这个女生的一辈子就“被毁”了，她身体“脏”了，她名声“臭”了，她家人要蒙羞了，她受到的惩罚比男的强奸犯还严重。
强奸犯只要坐牢3-10年，而她呢，则要被困在污名脏水的牢笼一辈子。每一个闲言碎语的观众，都可能是施暴者。
这种压迫女性，压迫性侵当事人的文化环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对5800名中小学生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性侵隐案率高达1：7，每曝光一起，背后还有七起案件不为人知。而且，性侵的情节已经公布的并不少见，研究证明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在亚太地区普遍存在。联合国对亚太地区一万名男性进行了调查后，发布报告显示几乎每四名男性当中就有一名对妇女或女童实施过强奸，72%-90%的男性承认自己对女性实施了性暴力之后，并没有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被问及实施强奸的原因时，受调查男性做出的最为普遍的回答是，他们认为无论女方愿意与否，男性都有权与其发生性关系。在中国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承认实施过强奸的男性中有80%选择了这一答案。
这种不平等的、野蛮的性存在，如果不采取措施介入，就等于继续给受害者落井下石，构建一个施暴者的乐园。我们势必要行动，要改变。
2016年，我开始作为“爱·天使”保障性安全项目的项目主管，在佛山市南海区卫计局资助与指导下，所在机构佛山市南海区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致力于性侵干预议题。经过3年多的探索，在预防性教育方面，制定了可复制性、趣味性、参与性强的系统课程活动，并走进了20个社区和6所学校开展流动儿童/女工性教育，预防性教育服务普及了3万人次，服务的流动儿童/女工大部分实现了掌握基本性教育知识水平，并且，通过热线、微信等方渠道，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咨询服务。
基于性别不平等的性伤害，越懂得，越坚持，我不害怕困难和瓶颈，反而越挫越勇。这些不公的存在都会增加我的使命紧迫感，推动性别平等，为妇女争取性自主权及其保障的社会浪潮，已经走过百年岁月，有些事情，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这场持久战，攻坚战，我已经做好准备。一辈子很长，只争朝夕，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衷心希望每个性侵当事人都能得到温暖的保护。
本文由“发展共学”供稿，授权土逗发布
发展共学：“呈现公益人思考，支持公益人发声”
佛山市南海区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致力于社区发展、文化保育、性教育等专项社会工作服务。
作者 ：黎沛余编辑 ：小蛮妖 张婷婷
美编 ：黄山
土逗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