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卫视节目《北京评书大会》

一

在唐代，中国寺院出现一种新鲜事物，叫做“俗讲”。

所谓“俗讲”，是指佛教传入中国后，寺庙当中的僧侣为了传播佛教，把佛教经文改编成通俗的文字，夹叙夹唱地进行宣讲，其文字脚本称“变文”，即改编的佛经之意。

为了吸引听众，俗讲僧所讲的内容逐渐突破佛经，越来越多地引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甚至当代人物传记。在现存敦煌变文中，有不少是关于历史内容的，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另外，敦煌文献中的《珠玉抄》，也是当时通俗教育的唱本、教本，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如《论三皇五帝》、《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何名三公九卿》等等。[任颖桅：《唐代历史教育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

因此“俗讲”对中国通俗史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唐代以前，虽然民间讲史也比较活跃，但是从来没有固定场所和固定内容。“俗讲”却使寺庙成为一个重要的固定娱乐场所，韩愈在《华山女》中讲到俗讲的影响时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唐敬宗甚至曾于宝历二年(826)驾临兴福寺，观看著名俗讲僧文叙俗讲（《资治通鉴·唐敬宗宝历二年六月》）。俗讲僧无疑是宋代专业说话人的前身。

从内容上来说，“俗讲”也奠定了后世说话人话本的基本范式。俗讲一般先用说白散文叙述事实，然后用歌唱（韵文）加以铺陈渲染，这种方式影响了中国后世通俗小说的写作，一直持续到红楼梦时代。

二

到了宋代，出现了“职业讲史人”。讲史者不再是基本街谈巷议的业余消遣，也不再是寺庙的僧人，而是以讲史为生的“说话人”。讲史者有专业的场所，这个场所不再是寺庙，而是 “瓦市”。宋代的“瓦市”乃是商业活动场所，和当时的药市、花市、米市一样，都是市场。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也。”即聚合随意，分散方便之意，其性质与后世的天桥类似。[张屹：《南宋临安的民间讲史活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343页。]

更关键的，是两宋讲史的“商业性”特征。

在以前的朝代，讲史者身份都是非商业性的。而宋代专业讲史者的目的是商业性，被宋人归入“售艺者”之列。他们之所以选择“瓦市”这样的场所讲史，目的是吸引流动人群。讲史者还采用非常显眼的带有商业广告性质的“招子”,通告将要讲述的内容。[张屹：《南宋临安的民间讲史活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343页。]

《东坡志林》卷一《塗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说：

塗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段记载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商业讲史的普及程度。

除了讲史人的身份、目的与以前出现质的不同之外，讲述的内容、方式和技术比以前也出现很大差异。

和以前朝代相比，宋代商业讲史提供了更强的娱乐性。

商业性讲史……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文字表述上， 都以能够吸引广大民众为原则，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特征。在内容安排上，它十分注意选择诸如下层人物发迹史、奇谋异略取胜史、英雄美人生活史等民众感兴趣的史实作为讲述内容。在情节描述上，它常常采录野史杂传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使事件发展迭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命运曲折多变，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给听众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记述形式上，它以通俗生动的诗歌评史论人，状物写景，使讲史过程摆脱单枯燥的平铺直叙而变得生动活泼。

在语言文字上，它摒弃古奥之语、生僻之词，采用当时流行于广大民众中的习语白话，使讲史对广大民众来说，显得既易懂，又亲切。[李小树：《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于通俗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以《新编五代史平话》之《周史平话》中的一段描写为例：

一日出市上闲走，有一汉将着一条宝剑要卖。那剑光闪烁，杀气峥嵘。正是：手持三尺龙泉剑，定取皇家四百州。

那汉将这宝剑出卖，郭威便问那汉道：“剑要卖多少钱?”那汉索要卖五百贯钱。郭威道：“好!只值得五百钱，咱讨五百钱还你，问你买得。”那汉道：“俗语云：‘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我这剑要卖与烈士，大则安邦定国，小则御侮捍身，您孩儿每识个甚么?您也不是个买剑人，咱这剑也不卖与您。”郭威道：“却不叵 耐这厮欺负咱每!”走去他手中夺将剑来，白干地把那厮杀了，将身逃归邢州路去。”

从这篇宋代讲史人的底本当中我们看到，和正史比起来，讲史语言采用通俗的白话，对话描摹市井百姓的日常用语，描写细致入微，为后来明清演义、通俗写史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

（图片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