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乐队最流行的词是“死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与现实“作对”。这种态度在当年看来特别摇滚，也让众多乐队度过了难熬的阶段。如今回忆起乐队蓬勃发展的那十年，或许并非最好的时代，但被“魔岩三杰”催生出的这些青年，却在“死磕”中，谱写了摇滚乐最纯粹的一段岁月。
粉饰出的90年代理想状态
主唱陈辉加入面孔乐队，是1993年之后的事。他回忆94年红磡之后，“魔岩三杰”显而易见的红了，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音像制品，大街小巷贴满海报。但真要说摇滚乐红到什么份上，陈辉认为，远没有外界粉饰的那么理想。
面孔乐队。图片来自网络
“魔岩三杰”商业化失败，导致内地摇滚乐市场并未真正拓土，所谓音乐节或商演机会对乐队而言仍是泡影。94年之后，面孔乐队长达多年仍混迹于各种“Party”，即北京马克西姆外交酒店、西郊宾馆等，这些当年寥寥可数且称不上live house的场地，一周最多时能有一场。而乐队的收入就是和老板分票账，最多的时候一人能分到一百块钱；后来一些“Party”被封掉了，场地愈发捉襟见肘，分不到钱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老说那是摇滚乐队的辉煌年代，我不这么认为。只不过是当时没人搞这个东西，以至于外界开始关注摇滚而已。张炬去世以后，很多人才拿出1994年来标榜摇滚乐时代。”陈辉如今已经不愿在采访或公开场合回忆“红磡”，在他看来，那被捧上神坛的一夜，终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且摇滚音乐人并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收入、相应的生活状态，直到如今仍没有活成当年理想中的样子，“活在记忆里的人往往都是在衰退，摇滚乐还是要活在当下。”
面孔演唱。图片来自网络
陈辉近期因为驻颜有术和长发还屡上热搜。图片来自网络
月租金百元的“乌托邦”
94年红磡一战，乐队虽没能迎来真正的时代，但仍影响着一批18岁出头的小孩们开始学着老大哥弹吉他、组乐队。新裤子、痛仰、反光镜等如今仍活跃在摇滚一线的乐队都恰逢其时。当时北京几乎每个学校里都有新的乐队，新裤子的主唱彭磊曾形容那股风潮，就像如今的偶像练习生，“当时我们感觉自己代表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未来。”
然而，千禧年将至，摇滚乐队蜂拥而起，风光背后的市场萧条，却和90年代初并无分别。演出仍是乐队最主要的生存来源。当时偌大的北京，能供乐队演出的酒吧屈指可数，多数集中在大学附近，好多俱乐部演不了多久就被关了，消费摇滚乐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玩摇滚乐的人依旧贫穷。
当年坐落于北五环的“树村”是90年代末摇滚乐最有发言权的集散地。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贝斯手张静以及一群准备和摇滚乐“死磕”的人都发源于此。树村的房子都是烂尾的平房，夏天终日晒不到太阳，冬天要点炉子取暖，一不小心还容易煤气中毒。但每月一百块钱的低廉房租，让极度贫穷的摇滚青年们视这里为“乌托邦”，自由地宣泄着对摇滚乐的热爱。“当时从没觉得艰苦，因为搞乐队的都是过一样的生活。虽然大家吃得差一点，房子破一些，但玩音乐的心非常纯粹和开心。”高虎坦言。
当年的痛仰。痛仰乐队供图
痛仰乐队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树村的乐队戏称排练为“上班”。痛仰的“上班”时间是下午一两点左右，高虎、张静等人背着琴奔赴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排练厅”四周裹着隔音的棉被，夏天时每个人走出房间都如同蒸过桑拿。到晚上七八点，乐队们集体出动寻找演出机会。那时一个插线板、两个KTV音箱，已算场地的“高级”配备；电压不稳导致噪音震耳是常有的事，很多场地甚至都不能插电。通常一场演出，痛仰的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半夜哥几个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村，刨去路费和吃饭，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少的时候只有2块5，还不够买一盒烟。直到2001年，痛仰签约唱片公司并发行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每人分到了几千块。但高虎放弃了买电脑的想法，咬着牙自己置办了演出设备。
为了支撑生活，乐队都曾另想他法。高虎曾被家里接济了一段时间，偶尔教学生弹琴赚外快，也跟张静商量过合伙开间工厂；彭磊拍了自己的电影，新裤子的其他成员也都在外上班，只有创作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应该把生活搞好，再去搞音乐。”彭磊多年一直这么认为。
高虎回忆，当年的乐手要么“死磕”摇滚乐，要么计划南下到歌厅赚钱后再组乐队，但后者几乎“全军覆没”。“因为当他们月收入从几百块一下子增长到几千块，习惯了安逸的生活后，很难再回头为了音乐理想而受苦了。”
痛仰的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摇滚到中年必须养得起家
2018年草莓音乐节上，新裤子一首《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点燃全场上万名观众，大家齐呼新裤子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同场的流行歌手。追溯到10年前，如此盛况空前的招待是难以想象的事。
新裤子 图片来自网络
90年代乐队谈及自己的转变期，大多归于2006年左右。2006年，几经离散的面孔乐队宣布重组，陈辉、欧洋带着新生力量重新以最初的面孔回归摇滚乐。2006年，新裤子发行第四张音乐专辑《龙虎人丹》，音乐开始从朋克偏向新浪潮，并带动了复古国货潮流。又是2006年，痛仰乐队开始全国大型巡演，走过的城市有50多个，各地的酒吧、俱乐部，都留下过痛仰的足迹。
高虎很难说清，为什么那几年乐队市场会风云巨变。他只记得，非典刚刚过去，奥运会即将来临，那段时期北京的音乐学校如雨后春笋，全国大大小小的音乐节邀请蜂拥而至，“可能奥运把社会方方面面都带动起来了。投资方开始愿意去赞助这样的演出形式，给乐队一个表现的机会。”
乐队明显感觉到生活状况开始有所改善，至少不用再四处找寻场地，或为了一顿饱饭而发愁。彭磊直言，音乐节的出现让乐队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了，有更多人开始喜欢独立音乐，市场从小众变成了分众，“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但繁荣背后，乐队仍不乏遇到良莠不齐的演出邀请。曾有一次，主办方把痛仰接到所谓的景区里表演，演出场地只是山头几间小亭子，演出的舞台下面摆了一千顶帐篷，但一个观众都没有，“我们只好戏称这是帐篷音乐节。”高虎说，想要摇滚音乐繁荣，仅靠优秀的音乐人还不够。
今年是面孔乐队成立30周年，陈辉和欧洋即将进入“知天命”的年纪。与年轻时向世界宣告反叛的态度相比，他们似乎开始寻求和解。“今天的我已经学会抗拒不知名的放纵。清洗着失败后的痛，做自己的英雄。”新歌《英雄》更好地表达如今的面孔。当年的摇滚少年陈辉和欧洋都有了家庭和孩子，玩音乐饿不死就行的小伙子，成为了承诺“必须养得起家”的中年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要征服全世界，征服我自己，但3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只希望做自己的英雄。真正的黄金年代，应该是大家都能够爆发起来，而这个时刻还没有来临。”
而彭磊答应上《乐队的夏天》则是因为节目组承诺，参加这档节目，就会招来100万微博粉丝，都是真粉。作为各大音乐节的常客，彭磊的微博粉丝却仍不足10万。而如今，《乐队的夏天》成功破圈，播放量破千万，众人感叹摇滚乐队的生存不易，但彭磊距离一百万粉丝，却还有八十八万的差距。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