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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周尚文教授的新书《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问世。如何看待列宁及其政治遗产？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对待”。
原文 ：《理性呈现真实、生动的列宁》
作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 轩传树
图片 |网络
“理性对待”很重要
列宁的政治遗产是极丰富、极复杂且影响深远的，既有有形的，如列宁领导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苏维埃政权，也有无形的，即反映列宁建党、革命与建设思想的列宁主义。能否理性对待如此丰富的政治遗产自然也意义重大。
如何对待列宁的政治遗产，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是曾经吃过亏的。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并将教条化的列宁主义国际化，最终使苏共党内外思想僵化，这也是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人们探讨并追问背后的原因，就有人将列宁及其政治遗产视为“原罪”，对其横加指责，结果使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污名化、虚无化。
如果说斯大林当初神化列宁，有为把自己的行为披上列宁主义外衣，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之嫌，那么当后来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对其进行矮化、丑化甚至鬼化，将之归咎于列宁的“原罪”，要与之切割，这不是简单粗暴，就是不负责任。事实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来说，无论神化还是丑化甚至鬼化都是非理性的，只能使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遭受损失。
对于列宁这样一位改变了世界历史走向的伟人，我们理应心怀敬畏，理性对待，尽管他也有错误、失误。更何况，我们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后才建党、建国的，并至今坚守着社会主义。现在，在新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同样要搞清楚“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些宏大问题当然涉及到如何对待列宁及列宁主义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现实上，我们都应该做到理性对待。
“理性对待”何其难
遗产是客观的，但怎么对待遗产却是一种主观的方法态度。
纵观国内外百余年对列宁及其无形的政治遗产“列宁主义”的评价，无论何种做法，都受限于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也都摆脱不了评判者的主体意识、政治立场、个人好恶和情感因素。有情感因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情绪化、简单化及其引发的极端化，“各取所需”，掐头去尾，以偏概全。这种做法极易使自己陷入前后矛盾的被动境地，也极不利于意识形态建设。
现在，国际上有人说列宁是罪人，要拆掉列宁塑像，甚至将列宁遗体移出红场，等等。我们该如何看待列宁及其政治遗产？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不能与这类人同流合污，更不能再走极端。我们只能“理性对待”，但做到理性真的很难。
“理性对待”需要立场与方法
所谓理性，就是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对客观事物和社会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评判、定位和选择。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就是要立足于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不怀偏见地看待。
第一，要把握国情需要。在中国，对待列宁这样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人物，就总体而言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继承”和“发展”。万万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变相虚无。记得周尚文教授在十余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意识形态堤坝的崩溃与苏联解体》中提到，苏联晚期出现的“历史热”，借历史研究搞历史虚无主义，结果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个教训，我们今天仍然值得吸取。
第二，要围绕重要遗产。列宁的遗产有很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周教授的《列宁政治遗产十论》实际上就是有选择、有重点地突出最重要的遗产。这些遗产，我们不仅要继承、要坚守、要发展，而且要做到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第三，要结合历史进程。在列宁的思想中，迄今为止人们争议最多的就是列宁高度集中的新型政党理论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论断。实际上，回应类似的指责与澄清这样的模糊认识，一方面可以回到当时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研究原著背景，另一方面则要结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来把握列宁的历史贡献。
我想，周尚文教授正是坚守这样的立场，遵循这样的方法，才得以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真实、全面、生动的列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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