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留着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首慷慨悲愤的绝命诗，作者是吉鸿昌。他1933年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多伦。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县城。但在日蒋的夹击下，抗日同盟军——抗日讨贼军失败了，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暗杀未遂，遭租界逮捕，后来引渡给国民党，大雪纷飞之中，被枪杀在北平陆军监狱。

按说，吉鸿昌“我以我血荐轩辕”，应是民族英雄无疑了吧，但有的网文，偏偏要把他“分析”成捣乱分子。这些人凭的是什么？笔者经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谣言的源头。

原来是军统特务陈恭澍在回忆录里写的，他说：“目标是假抗日之名，伙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意图扩大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吉鸿昌。吉某发迹于西北军，因叛离中央而被通缉。此番充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长并自封为收复察东失地的「前敌总指挥」等职。惟心劳力拙，所谓的「抗日同盟军」却哄不起来，冯玉祥眼看事不可为，乃半途抽腿再回了泰山，而吉鸿昌则变本加厉，索性改称「抗日反蒋军」；不但不打日本军，反而掉转枪口公然对国军开战，历时五十余日之久。虽然终被敉平并将之捕获，但北平近畿人民却惨遭战火蹂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陈恭澍说的这段话正是当时蒋介石为了抹黑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同盟军”，不惜颠倒黑白，虚构事实，编造出来的。没想到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将谣言奉为圭臬。为了抹黑我们的爱国民族英雄，有些人已经不择手段了。他们的目的很阴险，就是“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

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一、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

日本按照其“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策略，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陷。国民党政府的退让，并不能让日本军阀停止侵华的野心和既定政策，1933年又占领了中国热河省。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于是有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长城抗战。

前线在战斗，背后在谈判。1933年5月底，中日在天津签订《塘沽协定》，双方停战。这个协定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签下，如此速度，在国与国的谈判史上堪称奇迹。对此，日本大军阀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当中方代表向日方探听日本谈判意图时，日本驻北平武官故意说，关东军的停战条件很苛刻；当拿出具体条款，中方觉得并不如前面所说那样苛刻，于是急忙签字。冈村宁次不无得意地说：“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如此历史，心酸心塞！

正在国联开会的中国外交人员接到相关电报，一声叹息。《顾维钧回忆录》里说：“它（塘沽协定）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

别以为签了协议日本就会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吞食东北、蚕食华北，日本侵略的步伐岂是一纸空文所能禁锢？日本一边在跟中国谈停火，一边派出军队抢占战略要地。1933年夏初，在日本人的策划、怂恿下，伪军李守信占领了察哈尔省的战略要地多伦。

当时的察哈尔省，位于北平的西北到北方，包括现在的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部分地区。日伪军占领了这里，退可以背靠东北四省（东三省包括已经被日寇占领的热河省），进可以直接威胁平津、华北地区。可笑的是，有的网文却说多伦等县并不那么重要，“严格地讲，多伦都算不上城市。”

面对侵略，中华民族的血性，不屈服于日寇的武力，也不齿于当局的软弱，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

二、收复多伦

方振武、吉鸿昌为首的原西北军将领，决心抗日救亡。为了增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请来了老首长、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

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省会张垣（今张家口市桥西区）成立，冯玉祥挂帅，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率12万军队誓师抗日，宣布“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

同盟军向察北伪军发起进攻，七月七日总攻多伦。这时防守多伦的李守信伪军8000人，战斗力一般，但得到日本“特设队”的支持。据李守信自述：日军派了二十多人组成“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李守信所说的这些装备，二十几个人能否玩得转，我们暂不求证，从敌我双方叙述的经过看，这支队伍凭借火力优势，构成防守多伦的重要力量，是不容置疑的。

据冯玉祥回忆：“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

《吉鸿昌烈士传略》描述更为详细：“敌人（日伪军）防御甚坚，仓猝不能攻下。吉（鸿昌）率敢死队数十人，乘夜伏行至城根下，打算爬城，但先后三次皆为敌军手榴弹及机关枪击退。我军死伤甚多，吉鸿昌亦几乎被手榴弹击中。十二日日机多架飞入我阵地轰炸甚烈，伪军火力亦转猛，我军一部分阵地竟发生动摇状态。吉鸿昌看见事急，脱上衣，挥大刀，呼喊冲入敌阵。……先是吉鸿昌为扰乱敌军后方计，曾密遣精干战士四十余人，乘夜混入城内。这时候这些人便在城中开枪响应，伪军以为抗日军已入城，惊惶无斗志，我军士气益壮。至三点钟光景，敌军纷向经棚溃退，我军遂由西、北、南三门入城，但日人犹在城内督率未及退走的伪军作巷战三小时，多伦乃告克服。”

三、奇怪的论调

在这些有关多伦战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三点：一、日军参与了多伦作战，并派来飞机多架，向伪军输送弹药，并直接轰炸抗日军。二、多伦有城墙，是激战后攻克。三、吉鸿昌身先士卒，有勇有谋。

但当今一些网文，对多伦之战作了有意无意地曲解。一种说法，抗日同盟军在多伦打的仗，没有日军，不过是“抢地盘”。此说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拾人牙慧：汪精卫在多伦收复后发电报说：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多伦有没有日军，远在南京的汪先生从何而知？连守城的李守信都承认，他的伪军中，不但有几名日本顾问，而且还有日军“特设军”，配备了较强的武器。退一万步说，这一仗没有日军亲自参与其间，只是打伪军，吉鸿昌他们就不是抗日了吗？这样荒谬的说法，不值一驳。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严格地讲多伦都算不上城市，也没有传统城市的城墙。”为什么要强调多伦城小呢？这是为了“说明”多伦并不重要。说无城墙，则是说不但城小，而且战斗不激烈。用现在的眼光看，八十年前多伦城小，是肯定的；当时的北平也不大嘛。至于说没有城墙，网文是抓住李守信的一句话：“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所以，这些网文居然玩起了文字游戏——没有城墙，何来“入城”？就算没有城墙吧，但网文忽视了李守信前面的叙述：“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大家可以想见，可以驻扎一万多人的寺庙有多大，庙墙和庙宇不都是可资防守的工事吗？

在有意淡化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功绩后，有些网文又抛出一个“重磅”说法，那就是多伦不是同盟军收复的，而是李守信“让”的。此说法是引自李守信的自述。李守信说：冯玉祥听说多伦久攻不下，于是派人来与李守信谈判，要李守信把多伦让给同盟军，以保全同盟军抗日的“面子”，一个月后“归还”；于是李守信为了“两面都讨好”，假装形势不妙，带着伪军撤离了多伦。

这充满“神剧”味道的桥段，不知道李守信这个投日不到半年的汉奸，有多大的胆子，敢这样欺瞒军中的日本顾问和“特设队”。即便这是真的，就可以否认同盟军收复多伦的事实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抗日同盟军占领多伦后，冯玉祥下令修建烈士纪念塔，为牺牲的1600多名同盟军将士举行葬礼。1994年，在修复这座纪念塔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300多名烈士的名字。可蒋介石在收到多伦的战报后却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网文所采取的所谓“证据”，要么就是汉奸的说辞，要么就是冯玉祥和吉鸿昌的死对头蒋介石的否定。连证据的公信力都不具备，孰是谣言，不辩自明！

四、血战日蒋军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计划进一步收复热河。热河省所辖有今天的内蒙、河北、辽宁部分区域，省会承德。热河半年前被日本人攻占，特别是承德被日军先遣队128人占领，可谓是国耻中的国耻！现在同盟军要收复热河，不但面临日军的防线、伪军的麇集，而且背后有国民政府的阻挠和瓦解。

在蒋介石眼中，“杂牌”西北军无疑是不听号令的“异己”。他使出向来好用的“绝招”——分化。蒋介石命令西北军名将宋哲元回到察哈尔，又任命同是西北军出身的鹿钟麟为察哈尔省主席。8月底宋哲元一回来，冯玉祥就离开同盟军，避入泰山。冯玉祥为何要走？因为他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但当时已经没有直接率领的实力部队（方振武、吉鸿昌请他挂帅，实际指挥权仍在二人手上）；而宋哲元刚在长城抗战中大出风头，声望大振，俨然是西北军的新首脑。如果冯玉祥与宋哲元对峙，必然引起西北军公然分裂，甚至兵戎相见，这是冯玉祥所不愿看到的。

冯玉祥突然离开，同盟军顿时群龙无首。蒋介石给方振武和吉鸿昌开出“优惠条件”：只要二人停止抗日，交出军队，就任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察哈尔省顾问，方振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资送出洋。

面对“胡萝卜加大棒”，吉鸿昌是有多种选择的：一是接受条件，保全个人安全和财产，做个“寓公”。二是带着部队向西走，找个地盘，再依附国民政府，做个小军阀。三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四是初心不改，坚决抗日。

不用说，吉鸿昌选择了最后一项：联合方振武，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继续向热河进发，准备打下承德。9月下旬，抗日军进入北平怀柔、密云一带，部队戴着“誓死救国”的袖章，受到沿途百姓的欢迎。但这时形势对抗日军逐渐不利，陷于日、伪、蒋的包围之中——如果不是抗日，而是保存实力“抢地盘”，他们应该向西进入绥远，而不是“自蹈死地”，向东投入日伪军占领的平津。由此可见有人对抗日同盟军泼污水是多么卑劣！

在北平小汤山一带，激战展开。据当时在抗日军五师一团二营任营长的张公干回忆：当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吉鸿昌来到前线，用望远镜瞭望后对大家说，现在南京的军队在南面，日本军队在北面，正面是东北军，他们有亡国之痛，不会与我们硬拼，我们只要突破这个包围口，越过平绥线，就能到达冀察地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但这时形势十分严峻，日本飞机每天密集轰炸，蒋介石大军重重包围，部队面临覆灭的危险。方振武、吉鸿昌为了保存剩余的兄弟们，被迫答应国民党方面商震的劝说，离开部队，前往天津租界避难。

四、攘外安内

也许大家看到这个过程，会很不解：为何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国民党军却与日军“配合”，必欲把抗日的方振武、吉鸿昌置于死地而后快？

一切的根源，在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当时《塘沽协定》刚刚签署，日本从军事侵略，转为谈判挑衅；虽然这种挑衅用尽了流氓无赖的手法，搞得蒋介石和坐镇华北的何应钦、黄郛焦头烂额，但与明目张胆的动武相比，总还不会一下要命。于是，“忍耐”、退让、绥靖，成了蒋介石对日策略的主旋律，而掉转头来，全力对付红军。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马上命令蔡廷楷增援热河的部队回福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他与黄郛、何应钦长谈，何应钦向冈村宁次说出心里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的问题。”

不要以为蒋介石的对手只是共产党和红军，更令他头疼的，是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和各地军阀的各自为政。当时反对蒋介石政策最厉害的是胡汉民。胡汉民提出“攘外中求安内”，联络李宗仁、陈铭枢等，向方振武、吉鸿昌提供资助。方振武向胡汉民发电报：抗日讨贼军在南口、昌平、汤山一带取得胜利，几天就能到达北平郊外，请“推动各方火速出兵，以收南北夹攻之速效。”

这些军队“自主”行动，在蒋介石眼里，都是“不遵号令”；任何人提倡抗日，都是“倒蒋”的借口。他在日记中大骂“胡汉民、白崇禧诸逆”，说：“对日固难，而对内更难，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所发动也。胡展堂（胡汉民字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对蒋介石的心理，各地军阀也是心知肚明，时时提防。白崇禧就清醒地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

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另一图谋，就是想让苏联和日本打起来，中国坐收渔人之利。他在日记中憧憬道：“日俄重战之日，即倭寇灭亡之时。”可惜，这一状况，直到抗战结束前，日本败局已定，才得以实现。

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决策错误可以理解，那么时至今日，还有人在网上为“攘外必先安内”辩护，其用心就值得打个问号了。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批驳：“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针对有的人——包括蒋介石本人，认为“日本强、中国弱，应该把抗日的时间往后拖，等中国强大再抗日。”但日本是近代化工业国，中国还是封建农业国，加上日本吞并了中国富饶的东北，两国的发展速度，必然是日本快于中国，越往后拖，差距只会拉大而不会自动缩小。李敖就说：“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情况则每况愈下。”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评论道：“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大家看看当前的中美关系，无论中国如何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阻止、逆转美国遏制中国的国策。美国总统拜登直言：“中国有一个总体目标……成为世界领先、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在我的任期内，这不会发生。”回想当年的日本，会因为中国的“忍辱”和退让就停止侵华吗？

行笔至此，忍不住提出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貌似正确的话里，存在重大的逻辑错误，那就是它的前置条件，必须是在“我”的领导之下攘外，否则“你”出于任何目的和手段的攘外，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我就该出手“安”“你”；至于“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和德行，“你”会不会超过“我”的能力和德行，概不考虑，非“我”领导不可！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历来无人指出，令人困惑不已。或许是本人位卑身鄙，所见资料太少，没有看到；或许他们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只是聪明地“看破不说破”……

五、租界被刺

“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网络上抹黑抗日同盟军和吉鸿昌等人，歪曲、诋毁英雄人物，正是“亡其史”的手段。

通过政治分化和军事进攻，蒋介石眼中的两个“捣乱分子”——方振武和吉鸿昌，被暂时解决了。方振武逃到香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1942年初，方振武逃离香港，才进入国统区就被杀害。杀害方将军的，有的说是中统，有的说是军统，有的说是土匪……可惜，抗日英雄，竟未死于抗日战场！

吉鸿昌的结局比之方振武，更为悲壮。

吉鸿昌离开抗日军，住在天津法租界，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的一天，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长陈恭澍组织人马潜入租界，跟踪到吉鸿昌正在国民饭店的一间包房内，以打麻将为掩护开会，于是派出一名女特工，带着一个孩子去侦察。女特工故意将孩子玩的皮球从气窗投进吉鸿昌所在的房间，然后以捡皮球为名进门，看见吉鸿昌脱了棉袍，穿着白褂衫，坐在暖气管旁边。负责下手的特务闯进房间，对着那个位置的人连开数枪。没想到，里面牌局正好四圈完毕，这时坐在原来位置上的，是另一个人。这人也因为靠近暖气管，脱下外套穿着白褂衫，被一枪毙命。开枪距离很近，一颗子弹从地面弹跳起来，伤着了吉鸿昌的肩膀。

吉鸿昌赶紧让大家疏散。当他想从安全梯下楼时，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已经将饭店包围，只好返回楼上。工部局巡捕上楼就问：“吉鸿昌在哪里？”巡捕来得这么快，显然事先早已布置。吉鸿昌慨然推门而出，说：“不用查问，我在这里！”吉鸿昌先被送到医院治伤，再关入牢中，后来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据说为了引渡吉鸿昌，还悄悄花了四万元给租界行贿……

六、从容就义

在监狱中，吉鸿昌不断向狱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跟北平军分会军法处展开了唇枪舌战。

问：把你们的秘密从实招认出来。

吉：抗日救国，四万万国人尽人皆知，没有秘密。

问：你为什么要反蒋？

吉：蒋要卖国，我要救国，所以我不得不反蒋；我要抗日，蒋不准抗日，所以我不得不为了抗日而讨蒋。如果蒋能够抗日，我马上可以助蒋！

问：你是共产党。

吉：我文官做到省主席（吉鸿昌曾任宁夏省主席），武官做到总指挥，究竟给老百姓办过多少事情？我毁家纾难，舍生为国，正是党给我的感化，正是党的意志！

剧照：吉鸿昌从容就义

11月24日，戴着脚镣手铐的吉鸿昌，从容走上法场。他在行刑前，折下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篇首这首悲壮的绝命诗，然后对执行官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吉鸿昌又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开枪，你就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四天后，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花钱把尸体领出来，在入殓时，发现吉鸿昌的身体上，有着一条条在监狱受刑时留下的伤痕，“眉尖上多了一个小洞，子弹就是从这里射进去的。”在吉鸿昌的口袋里，翻出了一绺香烟纸，上面写着：“暂时不要让我妻子知道。”下面还有四个字：“不要厚殓”。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