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武器之多情环(七种武器—帝国的慢慢攒钱路)
七种武器是古龙先生的系列小说,名义上是七种举世无双的神器,实际上说的却是英雄要笑傲武林的七种品格,七种人生态度。这一篇用古龙先生的七种武器来做个比喻,要写的是帝国为了赚钱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七种方法,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七种思路,七种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其实帝国想要收钱,总是有办法的,在本系列的安史之乱连载,我们就介绍过肃宗皇帝的几种武器,比如卖官鬻爵,出售官员的“期权”,卖和尚道士尼姑的准入证,发行大钱(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多印钞票),向地方收买路钱,最后到直接向富户贷款,到民间查偷税漏税等等,算起来还不止七种武器呢。不过任谁也能看出来,这样的收钱套路,和把人摁翻到地上,从人兜里抢钱,实在也差不了多少,这样的赚一把算一把的方式,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代宗皇帝上来后,帝国接连遭遇吐蕃、回纥与随仆固怀恩反叛的灵州镇的联合进攻,首都所在的关中腹心地带被打得稀巴烂,帝国面临的困境不亚于安史之乱时,但此时显然没法再采取当年老皇帝的杀鸡取卵般的玩法了,帝国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绞尽脑汁,寻找新的赚钱方式。
帝国收钱的第一种武器是长生剑——传统的租庸调、地税户税体系。帝国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曾经做过一次户口普查,有户290万:
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
史料没记载纳税人(课户课丁)的数字,我们只能假设纳税人和户数比例和玄宗天宝年间差不多,那么纳税人大体是260万上下。可以纳税的在籍土地数字,上节介绍过了,有1.1亿亩。
帝国的传统税制很复杂,我们就不做枯燥的介绍了,大体可以认为每个纳税人要缴纳2石粮食,相当于2.25匹绢的丝织品,平均每户大约收250文钱,每100亩地还要收2石粮食。所以我们大致可以统计出,帝国收了大约750万石粮食,600万匹的绢帛,7亿多的钱。
看上去,这个数字并不少,但是这里面很多的粮食和钱都没实际收上来,帝国也没能力把他们存到国库里,实际上这些钱都作为地方部队和官员们的薪资开销,直接就被截留了。如同上节介绍的,帝国真正能把税收上来的也就关中和江南,根据记载,实际放在首都库存帝国可掌握的中央收入,换算成钱也就60亿左右,大约就是绢帛一百五六十万匹,粮食百来万石的样子。
帝国中央的钱明显比玄宗时期少了非常多,不过帝国要供养的人也少了,关外的部队和官员们,其实都是自己吃喝自己的,和帝国只发生象征性的账面往来,所以帝国这么点钱,主要也就用在首都周边,要不是吐蕃回纥们突然入侵让帝国军队开支大增,帝国实际上活的也还算大差不差的。
不管怎么说,传统的税收方式仍然是帝国每年最大最稳定的一笔收入,帝国要想办法搞新的钱,但是这笔老钱可不能断了,所以称它为长生剑一点问题也没有。
接下来的第二种武器,不妨比做孔雀翎,是一种花哨的乾坤大挪移,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以州供使”。简单来说,就是把藩镇进行划片,某几个州是属于你的,这几个州的收税就交给你负责了。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军头们的部队自己到自己地盘收税嘛,帝国其实早就只能这么玩了,现在稍微特殊一点的,是针对于关中的小军头们。帝国为了抵御西北的入侵,在关中先后也建了好几个小藩镇,这些藩镇大多都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沟里,给他们地盘,他们也找不到养活几万部队的税收来源。所以,帝国就会进一步做微调,比如西边的凤翔,地理位置很重要,可是周边地盘全是山,于是就把河南的两个州划给他去收税。
说穿了,要帝国中央去组织把粮食和税收从河南运到首都再运到凤翔去,内裤都得亏光了,所以呢,就把这块全交给军头自己勾兑了,反正河南的俩大肥州都给你了,能收到多少运来多少全看你自己本事,中央就不去操这个心了。
第三种武器不妨比作多情环,就是在第七节我们介绍过的盐税和酒税。这俩是典型的“供给侧改革”,不管你人口怎么荫蔽,“刚需”你总没办法躲,通过对供给侧的垄断,可以强行对不在籍的逃税人群收税。
这个武器很巧妙,可以最全面和彻底的获取被隐藏的财富,不过眼下这笔税账面上不怎么好看,盐税的利润撑死了也就七八个亿,酒税现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武器将迎来神奇的大跃进,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耀眼光芒,我们不妨先记住它。
第四种武器,我们不妨把它比作碧玉刀,因为它是专门指向小老百姓的一个税种,小家碧玉嘛。这个碧玉刀就是上节介绍的青苗地头钱,一年能收差不多17、8个亿,不但解决了京城官员的薪水,还让皇帝三年时间攒了49亿现钱,从而为皇帝后面雄心勃勃的大计划,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青苗钱是一种基于不动产的货币税,原理我们上节介绍过,帝国账面户口减少得越多,相对贫困的人承担的税收压力就越大,民众的税负就会越来越不平衡,从而让帝国财政陷入死亡循环。所以,以财产税代替人头税,把刀子动向逃税人就是必然的解决方式,正因为青苗钱可以让帝国尽可能的从逃税人手中收取被遮蔽的财富,所以也让青苗钱这把碧玉刀被长久的保留下去。
第五种武器是霸王枪,因为他特别的霸气和霸道,这是第五琦提出的在首都地区实行的什一税的政策:
(765年)五月…畿内麦稔,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从之。
第五琦是我们的老熟人了,看了本系列安史之乱连载的都知道,他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在财税和经济领域的主要操盘手,三年内从处级干部跃升为宰相,其坐火箭的爬升程度比杨国忠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他随即在货币改革一役中惨败,一度被贬出首都,手头的经济领域的工作也都交接给了副手元载,而元载也随之坐上了火箭成为帝国的首辅。元载比较感恩,发达后把老领导接回了京城,当首都的市委书记。
是不是扯远了?我们继续来看所谓的什一税,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每亩产出收取十分之一的粮食作为税收。那么收什一税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下这笔税能收多少东西。首都圈一共有田大约1000万亩多点,好的田地每亩可以产两石多,差一点的每亩收1石多点,平均亩产大约一石五六的样子。
简单算下。每亩收十分之一,每年可以收的粮食大约在160万石上下。史书有记载这轮什一税分两轮收,夏天收走了82万石粮食,秋季粮食一般比夏季产量更高,秋天收走的粮食不会少于夏天,这么算来每年收165万石左右粮食,和我们的计算基本相符。
那为什么要整出来个什一税呢,我们可以来看几组数字,变个小小的数字魔术。玄宗年间首都一共36万户,按全国比例会有33万纳税人,不过首都是扔块石头都能砸死个官的地方,免税人比例会比全国平均高一点,纳税人比例就会少一点,大约在30万左右。当时执行的政策是首都的纳税人不交绢帛啊钱啊这些,统一都交粮食,用来缓解西北的粮食压力,每个纳税人的粮食税在5石左右,所以30万纳税人纳税150万石。首都土地1000万亩,每100亩还要交2石地税,所以还要纳税20万石,加起来玄宗时期首都附近能收接近170万石的粮食。
但是到了代宗皇帝手里,首都户口大大减少了,直到四五十年后的宪宗时期,首都也只有24万户,正好玄宗年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二,现在的首都饱历战乱的首都,户口肯定不到24万,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收税,至少要比玄宗年间少收60万石以上。
上节介绍了,为了应对西北战乱,关中至少多出了7、8万部队,当然前面介绍的第二种武器大约能解决2、3万的部队供给,但无论如何至少五万部队的后勤缺口摆在这里。士兵一般一个月一石口粮,五万士兵一年就需要60万石粮食。
所以我们现在就大体明白了,第五琦的意思很简单,现在西北战场缺60万石粮食需要首都供给,而因为各种原因户口减少,首都比玄宗时期少收60万石,那首都还是那个首都,我把这少的60万石补出来收了不就是了?这么来看,第五琦还是货币改革时候的那个第五琦,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爱算数,真不愧是霸王枪!
然而什一税的下场并不是很好,只收了两年就遭到各方攻击从而无疾而终,因为他确实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766年)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
首都连年战争,遭受了很大的破坏,生产力就是比玄宗天宝年间的太平盛世低不少,你现在非得按照当年的标准收粮食,民众的负担自然就会增加。而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因为老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不是来自政府的税收,而是地主的高额地租。
一般来说经济越凋敝,土地兼并就越猛烈,这几年首都地区连年战乱民生凋敝,必然导致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地主的地租往往是民众土地收成的三四成甚至更高,普遍农民已经处在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边缘,现在大幅加税,再加上基层执行的层层加码,就导致普遍百姓一大半收成都被收走,无以为继。最可怕的是,首都的百姓一旦觉得过不下去了,就会往周边那几个小军头的地盘跑,到时候很快就会形成纳税人减少—单个纳税人负担加重—纳税人进一步减少—单个纳税人负担更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帝国只能赶紧叫停这个政策。
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算好数字简单粗暴就往上加税的霸王枪,在现实执行中,往往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这支霸王枪为帝国多筹了100多万石粮食,解决了五六万大军的吃的问题,总是立过点小功的。
第六种武器我们把它比作离别钩,什么意思呢?前面介绍的五种武器都是怎么加收入的,都属于开源的范畴,但是既然要攒钱,除了开源,还得节流,省了钱就相当于赚钱嘛。节流无外乎怎么“断舍离”,所以用离别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不过这把离别钩没那么简单,需要下节好好的介绍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