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聂震宁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39.00元

1929年3月，开明书店曾出版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时隔90年，在书信越来越稀缺的当下，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写了《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

聂震宁无意摹写名家名著，也非好为人师。机缘巧合，应《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编辑之约陆续写下“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第一时间发现，并约定出版十二封信的全部文稿。

从第一封信发表，聂震宁就“火”了。“很接地气的佳作，这样的稿子才有人看！”“聂总提出的情怀不仅适用于出版业，也适用于任何行业。”很多读者为这些信件点赞，认为作品以书信的形式向青年出版人传递著名出版人的情怀、理念、经验，使之成为出版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实为创新之举。

说的是出版，也是说做人，聂震宁“掏心窝子”般毫无保留地总结、提炼出自己四十年出版人生的经验和智慧，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于青年编辑的殷切期望。2020年11月中旬，《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作为“编辑素养丛书”的第一本书，由人教社重点推出。

中华读书报：起意写《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有什么契机？

聂震宁：我们的行业，一段时间里更多地谈出版理念、经营策略、营销手段……这些可以把市场搞活，把图书搞火，帮作家成名，案例也很鲜活，也很有冲击力，但是青年编辑不可能马上从这里入手，他们会有很多痛苦、苦恼。教他们各种策略、战术、方法是很好的，可由于还没有成为项目负责人，往往是无从下手。对年轻人来说，不如先帮助他们加强入行时的基本修养，以后无论在出版业里怎么发展都有底线，比如情怀，比如职业精神，比如与人交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和作家交往有可能反目成仇，和同行竞争有可能大打出手——尽管这种可能性小，但整个文化氛围会受到影响。

叶圣陶有句名言，我不是教书的，我是教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十二封信，更多的是给青年编辑启发诱导，还有很多是人情世故——写完后意犹未尽，最后只好用《学会出版的艺术》结尾。

中华读书报：之前您有《阅读的艺术》，现在又谈到出版的艺术，您怎么理解“艺术”？

聂震宁：所谓艺术，一是讲究方法，二是讲究表达。艺术的核心是创新，比如表演的艺术，比如战争的艺术。要达到艺术的层面，必须有创新，与自己的以往不同，不落窠臼、不落俗套，还要不落雅套。讨论出版的艺术，就是希望能把握好艺术创造的思维方法，既要坚持价值正确，又要求新求变求好，把事情做对，还要把好事做好，把好书做好——这大概就是出版艺术的精神和旨归。

中华读书报：《致青年编辑的十

二封信》是有策划的，但是读起来很生动，引人入胜，从青年编辑刚进入出版行业谈起，逐层递进，时间节点选择在图书订货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很有现场感。在结构上您是怎么谋篇布局的？

聂震宁：先讲情怀，认识出版社，了解我们做出版到底为了什么。是为国为民、为事业、为理想，这个情怀是爱书、爱好书的感情，如果一心想发财最好不要做出版。走进出版社，还要认识自己的出版社，有百年老社也有新社，很辉煌或不够辉煌，甚至很多是在生存发展中苦苦挣扎的出版社。有了情怀，怎么样做选题，怎么和作者打交道？不能没有好稿就不理睬作者，和作者打交道要有绵长的心态，要有一点传统文人相交的趣味。寻找自己喜欢的作者，和他们建立专业文化上的交流，就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书稿。现在可能更多地是在名作家那里抢稿子——也能理解，作者的竞争就是市场的竞争。但是名作家要维护，不知名的作家更需要发现。

中华读书报：既有现场感，又有对出版的宏观了解和细节把握，举例中不仅有您熟悉的文学类出版社，也有社科类。这些案例能看得出来您对于出版界的了解，对于年轻编辑来说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为人处世确实很有指导意义——为什么您把情怀摆在首位？

聂震宁：在中国出版史上，叶圣陶偶然发现并发表了巴金、丁玲等人的小说处女作，巴金偶然发现并推动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发表，早已传为美谈。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编辑龙世辉在自来稿中发现了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初稿，除了指导作者作了改写之外，自己又经过三个多月废寝忘食的改写和编辑，在得到作者曲波完全同意之后，才完成《林海雪原》定稿付印出版，名满天下。在美国出版史上，麦克斯·珀金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编辑，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被菲茨杰拉德称为“我们共同的父亲”。如果没有充沛的情怀，他能把编辑工作做得像一个“父亲”吗？当然，如果没有一流的专业水准，一腔“情怀”也许会把一些作家带到沟里去。像龙世辉帮助曲波出版《林海雪原》，周振甫帮钱锺书编辑《管锥编》，首先要有专业水平和能力。

中华读书报：书中第八封信提到日本工匠大师秋山利辉的《匠人精神》，第九封信中您又进一步阐释，自己对《匠人精神》的理解过于简单，停留在“术”的层面，更为关键的是“道”。对于这本书理解层面的递进，更增加了书信内容的深度。

聂震宁：《匠人精神》的副题是“一流人才育成的30条法则”，30条法则居然讲的全都是关于工匠的为人处世态度，其中深意真是需要我们慢慢体会。这些年全社会都在提倡工匠精神，出版业也不例外。做好编辑就是要有匠人精神。有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会做好具体的技术；秋山利辉讲出了术和道的转化。我是想从正面强调，道术之间，“认真”二字很重要。

中华读书报：其中写自今年疫情期间的《出版业的自救和担当》，特别感人。

聂震宁：我原计划在第十一封信中强调编辑要坚持写作，要有写作的欲望，不要眼高手底。邹韬奋、周振甫等编辑大家都一直坚持写作。很多编辑手很生，有不写作的缘故。可是，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行业里重要的思想，这是疫情给我的提醒，疫情期间凸显了出版界的公益精神，实际上这是出版的本原。“出版”的拉丁语、英语都有“公之于众”的意思，当然要有公益的价值，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才能公之于众。出版业的主流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公之于众。

当然，要做好公益还要有担当精神。任何时候这都是我们的核心要求和重要标准。因为疫情的暴发，我加入了一封信：《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发表后反响很大。优秀的出版人，总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从而勇于为社会担当。

中华读书报：作为编辑，我看了十分受用。态度很平和，但是观点明确，对于出版的理解对与错、是与非，有些措辞温和但不失严厉，正如孔子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您是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写这十二封信？

聂震宁：我从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借鉴了他的心态。朱光潜是很平和的，恳如面谈。最主要的是，我是以一个长辈，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写。当老师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循循善诱，理解在前，指路在后，用语要简洁明了，这跟我在出版社待的时间比较长、长期做出版社领军人有关，我是提倡笑脸讲真理的，但是原则问题不退让、不苟且。这也是我的工作作风。

中华读书报：您说做出版四十年，有两件事最让人血脉贲张，一是好书大卖，二是质量问题。回忆出版生涯，您最得意的好书有哪些？哪些是可以称之为“比生命还要长的书”？您的经验是什么？

聂震宁：做“传得下去的书”是我内心的追求。我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写到过相关文章，《哈利·波特》谈得比较多了，还有宗璞的《东藏记》，我终审后觉得是非常隽永的一部佳作，肯定会流传下去，当时就主张在北大召开作品研讨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一部起初只敢计划起印一万册的书，结果多次重印，获得茅盾文学奖。比如王蒙的《狂欢的季节》，是最具有王蒙风格的一部长篇，他的发散性语言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到现在认为对这本书评价不够。在漓江出版社我曾经策划出版了王蒙、李国文评点《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后来作家社、中华书局都出了，香港的出版社也出了。

出版“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以我的经验，从内容质量来说，肯定是同类题材中的好作品，是作者创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当然这不仅是作家一个人的事情，编辑推动要加大力度，要帮助读者和专家注意到好书，这是出版人的责任。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出版生涯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出现质量问题的书？

聂震宁：碰到编校印装质量很痛惜。我在漓江出版社策划过五个诗人的诗集，题目是《五种暧昧》，封面签样时没看，等我出差回来，已经出了样书，我一看是《五种暖昧》，几乎晕倒。做书总是要小心再小心。可有些地方还是不尽如人意，常常是一不小心，一个致命的差错或细节，就可能毁掉一本内容上好的书。

中华读书报：收信人书同是虚拟的，但是又感觉是确有其人，像讲故事娓娓道来，由年轻的小文对她师傅不屑的态度引申到向老编辑学习什么，用心良苦。书中还以人教社为例谈到出版社的“导师制”，过渡得巧妙自然。很想知道信中所举小文师傅的事例是否属实？

聂震宁：培养优秀编辑出版人才离不开老编辑老员工的传帮带。出版业本来就有师带徒的传统做法，人教社一直坚持，人大社也恢复了这种做法。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可以帮助新员工快速成长。信中说的“师傅”在生活中是有影子的，只是做了一点虚构。现实生活中这位“师傅”曾经为出版社争取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早年间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好些家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当时作者的版权代理人曾经来函索取报酬，都没被理会。1992年7月30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有多家出版社开始正式求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权都遭到拒绝，作者因为很生气，发誓“150年也不给中国版权”。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把中文版权授权给中国的某一家出版社，是因为信中的“师傅”年复一年地写信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每隔3个月写一封信，连续写了四年半，结果还真有了回音，作者被感动了，同意授权。

中华读书报：书里举的例子，涉及出版社的都有具体出版社名称，涉及个案的多数做了技术处理，信里有虚有实，分寸是怎么把握的？

聂震宁：凭空想象也会有，但都出于我对编辑出版人真实生活的积累和思考，这大概也和我写小说有关。

中华读书报：说到写小说，上次采访时，您提到离开中国出版集团后还会回归到写作和出版，现在的状态如何？

聂震宁：去年重版了《长乐——聂震宁小说选》，王蒙先生看了说有“惊艳之感”，认为我不写作的话，对不起生活，对不起广西，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李国文先生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每次交流，他都问我：“写长篇了吗？我就等着看你写的！”这些老朋友总是鼓励我，我也正在酝酿一部长篇。

中华读书报：《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谈到了出版精神，出版核心，我想也是对于韬奋精神的一次深刻领悟和实践。作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您能谈谈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吗？

聂震宁：韬奋先生的出版理念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他的出版事业一直紧贴社会现实。韬奋精神当然是很丰富的，对于出版人来说，竭诚为读者服务，其根本还在内容。

韬奋基金会一直在配合中国版协持续做韬奋出版奖的评选工作，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在逐渐提升。以“韬奋杯”命名的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和高校学生出版能力大赛，开办编辑业务培训班，这些都是过去不曾有的。作为出版专业人士，我还在不断写文章讨论问题，包括《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也是为行业做事的一种实践。先后出版了《出版者说》（2013年），《洞察出版》（2014年），《出版人断想》《韬奋精神六讲》《韬奋箴言》（2015年），还出版了《舍不得读完的书》（2017年）。《阅读力》是我第一次提出阅读力的概念，也是国内首部讨论社会阅读力的专著。还有今年出版的《阅读的艺术》和《阅读力决定学习力》。《阅读力决定学习力》出版后得到顾明远、王蒙、温儒敏等名家的肯定，都认为集中地讨论阅读能力的培养，很不多见，而且比较实用。有朋友觉得我是不是转行到阅读学上去了，其实，我是一直在做出版，出版业务最终还是要落到阅读上，出版与阅读是共生发展的。没有好的阅读我们出版业怎么生存发展得下去？

中华读书报：在书里还特意选用了一些读者反馈，您很看重这些反馈？

聂震宁：我当然很在意。我的任何一本书有反响，我都高兴。因为书是给读者看的，我就喜欢跟读者有交流。尤其是《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我是很在意青年编辑能不能接受。目前看来，“书同兄”们还是比较接受的，态度还都比较积极。

当然，还要感谢报社的编辑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对十二封信和全书的内容字斟句酌，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我很感激他们的良朋嘉惠，确实让我受益良多。而且，他们也都是青年编辑，通过这次合作，我对“书同兄”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当下的出版界尤其是青年编辑的现状？您对他们怀有怎样的期望？

聂震宁：每个时期编辑入行都会有学习的过程。过去市场竞争不是很激烈的情况下，编辑可以按步就班，老编辑教你看稿件，编着编着有心得了，编着编着认识一些作者，长了几岁，慢慢地就可以和作者平等对话，心智成熟了，就可以放手去做出版了。现在不是这样。编辑进入出版社，允许你有一两年的踌躇期，但很快就有业绩考核了。青年编辑不免有焦虑、有失落，甚至琢磨转行。这十二封信在这时出版也是针对行业的生态环境的。我希望青年编辑尽快把出版的ABC掌握起来，尽快具备打拼能力，形成职业的情怀和道德操守，尽快体会到职业的价值和趣味。其实，十二封信不止是对青年编辑的，就是对在职的编辑也是一次交流。在忙碌的出版业务中，我们不妨抽点儿时间回望来路，重温初心。做出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出版即人生。做有价值的出版就是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人经常去体验、回味和沉思。（舒晋瑜）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