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形体改变与其他阶段不同，这两次改变就是：变隶和简化。变隶和简化都是为了让汉字更便于应用。但是，二者所采取的革新方式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自下而上，后者则是自上而下。变隶就是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非形式上的突变或者是人工干预的强制性改变。

通过下图若干汉字的变隶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变化的连续性。

隶变示例（参1）

变隶发生的原因是形体存在与大众使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凸显使得汉字形体不得不朝着大众期望的方向演进。当时的大篆给书写带来了极大不便，大篆形体结构复杂，有些笔顺也是有悖于书写习惯，线条上也缺乏一定的节奏，缺乏明显的间隔停顿。大篆这些缺点给书写者造成极大的不便，难以高效快捷地书写使用。

吴大澂《大篆楹联》选图

大篆又称"籀文"，通行于西周晚期的文字，后来为秦所承袭。与其他六国文字相比，秦所用大篆确实更加复杂，象形的成分依然较多。这种复杂的文字形体与秦国日益强盛的发展趋势不相匹配，特别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综合国力愈加壮大，法律条文的颁布及向新征服领地的不断推广，普通百姓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文字的使用频率。经济和社会快速的发展必然导致当时文字书写上的变革，以适应教育的普及和法律条文的抄写宣传。

商鞅变法（参2）

在这种大背景下，大篆被隶书慢慢取代就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

隶书具有书写便捷、结构简单、笔画平直等特点，当然会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

隶书

关于“隶书”这一名称也比较有争议，传说认为“隶书”得名于程邈的官职。程邈为秦代书法家，做过"胥吏"，是"隶"中掌管文书的芝麻小官，他创制了这种书体，故称"隶书"。后来，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而入狱，入狱之后他整理了3000个字禀奏给秦始皇，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因此赦免了他的罪行，而且还封他为御史。当然，这只是关于"隶书"的传说，隶书的产生和出现绝非他一人的功劳，他可能在整理和定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这样说隶书：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

《汉书艺文志》中说："秦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序》中也有记载："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

由此可知，隶书被广泛采用就是因为其形体便于书写记录。从文献和命名来看，"隶书"最初的来源应是当时社会底层人所使用的书体，官府及其他上层统治者则以篆书为书写形体。古时把沦为奴隶和从事繁重劳役的人称为"隶人"，地位低下者也以此称之。这种书写形体广泛使用于社会下层，称之为"隶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隶书的出现和广泛流行堪称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

与"变隶"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件汉字变革事件则是近代的汉字简化。汉字简化与"变隶"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其变革的方式和途径则是天壤之别。隶变是潜移默化，由下及上，以民间固有的形体变革推动整个汉字书写体系的变化，这是一个逐步完成的工作。简化则显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采取了由上及下的行政推广模式，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大批汉字的形体构造变革。当然，二者变革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变隶" 的重要工作在于变圆转笔画为平直笔画，把象形笔画化，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书写形体。简化则是对汉字笔画的缩减，对书写形体没有影响。可以说，"变隶"是大众的功劳，简化是专家的功劳。

汉字简化工作开展时招募不少语言文字专家，这些专家为简化汉字下了不少功夫，搜罗文献，对比古文字形体，确立字形。他们从居延汉简里找到了简化了的"车"，从金文中找到了笔画较少的"万"，从草书中找到了"书"。

繁体字与简体字

汉字简化工作意义重大，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为后来扫盲和义务教育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汉字简化作为短时间完成内的工作难免出现问题，一直为大家诟病的"爱无心"、"亲不见"就是典型的例子。汉字简化至二简就踩了急刹车，也阻止了汉字朝着"胡乱简化"的方向发展。

二简字表

目前我国仍是简繁并存的局面，港澳台仍使用繁体字，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一国两字"的局面恐将长期共存下去。

参考文献：

1.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 2009.03。

2.杨新华，钟银珍编，《商鞅变法》，金盾出版社 , 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