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国力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时已经臻于鼎盛。歌舞升平之际,乾隆帝在武功之外,更为留意自己的文治建树。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似乎没有什么能比修撰一部囊括古今的大书,能够彰显自己的文治功绩了。
所以乾隆帝决定要修一部远超前代,几乎囊括一切的超级大书。
乾隆推动编纂的《四库全书》
而修书的第一步,就是征集图书。
但乾隆帝在修书的第一刻起,就带着复杂的政治目的,可谓动机不纯。
要修一部囊括古今一切学问的大型丛书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他连下数道诏书访求民间藏书,“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之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
但皇帝的求书热情,并没有得到地方官的透彻领悟。
他们自认为此事甚小,便敷衍拖沓,导致征书进展缓慢。
乾隆见诏书数下,征书却迟迟无成效,难免怒火中烧,遂严令各地据实奏复,并追责征书不力的官员。
不久安徽学政朱筠就搜访书籍提出几点意见,并建议朝廷开馆校天下群书。
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开馆修书
乾隆因此决定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囊括一切学问的大型丛书。
借着修书兴起长达19年的文字狱丛书的修纂,依旧离不开天下藏书人的积极参与。
为打消藏书家对康雍时文字狱的恐惧,乾隆特意宣称:“若藏有悖逆之书,趁机献出,不怪罪藏书之人。”
同时他也不忘挥舞大棒要挟道:“如有逆书,秘而不献者,将严加定罪。”
他向藏书家保证,征书只为编纂所需,待抄录完毕即如数归还。
著名藏书楼——天一阁
随后全国征书渐入高潮,数之不尽的图书汇聚到中央。
在查阅一些书籍后,乾隆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借机大兴文字狱,开始了长达19年的禁书行动。
乾隆首先严谕京城内外,要求尤为注意查禁明末清初的典籍。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下诏称:“明季末造,野文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
接着他又重申:“明季诸人专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
乾隆四十三年,又有圣旨强调:“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
地方官迎合皇帝,禁书毁书严重扩大化与征书相仿,查禁反书的诏书也没有引起地方官的注意。
诏书下达三月之后,仅有以投机著称的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说,查出雍正年间下令销毁的屈大均几种著作。而其他省份的督抚,均声称未见稗官野史之类的书籍。
以政治投机著称的李侍尧
乾隆对地方督抚的再度敷衍更加不满,他借着屈大均之事大做文章。他首先责备号为人文渊薮之地的江浙督抚办事不力,比不得李侍尧那般干练。
此外,他再度申明只要肯及时交出禁书,概不追究罪责,而有禁书不献将严厉追责。
在诏书的作用下,征书行动慢慢让位于禁书。
地方督抚为了迎合乾隆的喜恶,经常小题大做,随意扩大查缴禁书的范围。
起初禁书多是明末清初的书籍,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属于例禁之列。
后来禁书稍稍放宽,一些禁书“改易违碍字句”,就不需要再销毁。
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等敏感人物的著作,一律销毁,查禁特别严厉。
后来禁书范围竟然上溯到宋元时期。凡有“斥金”“斥元”字样的书籍均遭到查缴。
禁书的种类,也随着查缴日益扩大化,不仅有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等,甚至还有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等。
馆臣随意篡改前朝文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因编纂丛生的四库馆,也新增了查缴反书的功能。官臣们还特意制订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九则》,作为禁毁书籍的标准。
除了销毁外,《四库全书》对书籍的改易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对于反映民族矛盾的作品,他们大肆篡改,抹平其中的反抗精神。
如岳飞名作《满江红》内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在敏感的清代,“胡虏”“匈奴”都是犯忌的禁词,所以《四库全书》馆臣将其改成“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岳飞名作《满江红》遭到篡改
南宋爱国文人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其中描写圣贤孔子的故乡被金人占领,以激发宋人收复故土的热情,“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不巧“膻腥”又犯了乾隆的忌讳,便改成“凋零”,其意虽通,但却失去了原先的韵味。
南宋爱国诗人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又犯忌,被改作“挽雕弓”。
最为荒谬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其中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刘裕曾数次北伐中原少数民族政权,收复不少大好河山。在辛弃疾的眼中,刘裕是光复汉政权的大英雄,对他心生景仰。
辛弃疾的词作也遭到改易
可到了异族入主的满清,刘裕成了反面人物,他的功绩也很少提及,而且他的小名也成了忌讳。所以馆臣们又用心良苦地将其改换成“人道宋主曾住”。
如今视为笑话的改易经典,曾经却是不可质疑的最高权威。
据史料记载,因查禁而被销毁的图书约为13600卷,刻版170余种8万余块。
除了焚毁民间藏书外,清廷还对明代档案进行了系统销毁,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全部销毁。因此《四库全书》完成后,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便痛心地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