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汪子子
前言2004年8月，《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出台，合拍片开始打入中国内地市场，十几年来成为国产电影票房的中流砥柱。而作为跨文化的香港创作者，常常在内地市场中面临“失语”的境地，口碑与票房双双受挫，本文以陈可辛导演的合拍片《中国合伙人》为例，意在为合拍片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蓝本，使合拍片能在不失作者风格和市场表现的情况下，依旧保持话语权的掌控。
本文中谈到的合拍片,参照2004年8月10日起施行的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包括下列形式：（一）联合摄制,即由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含资金、劳务或实物）、共同摄制、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担风险的摄制形式;（二）协作摄制,即外方出资,在中国境内拍摄,中方有偿提供设备、器材、场地、劳务等予以协助的摄制形式;（三）委托摄制,即外方委托中方在中国境内代为摄制的摄制形式。”
相关规定适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电影制片者在境内合作摄制电影。但根据中国法律,只有合拍电影才能在中国内地发行（CEPA之后更可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而协拍片无此特权,只能被视为进口电影即“引进片”。
在此基础上，以陈可辛导演2013年的合拍片《中国合伙人》为文本，探讨香港创作者在电影市场中文化认同和话语权掌控问题。
在现代语言学中, “话语” (discourse)是一个热门话题, “话语”这个词有两种含义, 狭义的“话语”是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对象, 指“一个人在一次言语行为 (speech act)中用词的序列所表达的内容”,“它可以是 一个词、一个句 , 也可以是句以上的单位, 如段落、段落群等”。广义的话语,泛指人们的言语和所说的话。[1]本文所说的“话语”,是指在宽泛意义上的话语。“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话语权”是语言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在内地香港合拍片中，香港导演屡屡试水失败的一大原因，在于离开了原有的创作环境和市场后，失了“话语”，在此过程中造成“话语权”的失衡，继而被市场所疏离。陈可辛导演在“北上”的香港导演中算是成功跻身内地市场的一位领先者。而《中国合伙人》更是在2013年以5.39亿票房和良好的口碑助陈可辛找回了自己在创作上的信心，在CEPA后陈可辛导演的5部作品中， 《中国合伙人》是最卖座的一部，让他从《如果·爱》的北漂困惑中走出来，完成了一场真正找回自我话语权的华丽蜕变。同时为合拍片如何得到市场与作品的双重认可提供了可参考的模板，是当代华语电影中不容忽视的一部作品。
《中国合伙人》是一部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影片，影片讲述了“土鳖”成东青、“海龟”孟晓骏和“愤青”王阳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大时代下三个年轻人从学生年代相遇、相识，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最终实现“中国式梦想”的故事。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从视听语言、文化意义传达及导演个人的表达欲望三部分解读这部影片在内容上呈现给观众的直观话语。
3.1视听语言
在视听语言中，音乐是陈可辛电影中点睛的一笔，无论《甜蜜蜜》中的《甜蜜蜜》，《如果·爱》中的《外面的世界》，总有一首主题曲承载着电影本身的故事以及银幕空间之外观众的情绪。《中国合伙人》中出现了11首插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三人合唱的主题曲《光阴的故事》。
贝拉·巴拉兹在 《电影美学》中指出：
“独具风格的真正的有声片不会仅仅满足于让观众听到人物的对白，它也不会仅止于利用声音来表现事件。声音将不仅是画面的 必然产物，它将成为主题，成为动作的源泉和成因。换句话说，它将成为影片的一个剧作元素。”[2]
用音乐作为叙事的重要手段不只是陈可辛一位导演的专利，在香港导演中，王家卫同样也是一位善用音乐的导演，但不同的是，王家卫的音乐大多用于烘托情境，营造环境和氛围，而陈可辛更希望借助音乐或者说歌词本身替人物说话，含蓄却直接。
影片片尾，随着《光阴的故事》的响起，马云、王石、张朝阳、等成功人士的照片出现在银幕上，使原本一个虚构的故事有了时代意义和现实落点。这是陈可辛在电影中的话语，最后这一安排，让整个故事增添了现实主义的落地感，同时导演的话语从银幕中飞奔而来，在一部商业气氛浓厚的影片中，打上了作者的标签。
3.2中英文片名的内在含义
《中国合伙人》的英文片名叫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国的美国梦”。1985年，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第二年自费留学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出国潮”成为当时年轻人寻求梦想和自我身份地位，进行阶级跨越的一个主流方式。电影中深刻地探讨了“美国梦”这一个时代名词。
“美国梦”( American Dreams) 最早出现在吉姆·亚当 斯的 《美国时代》一书中，“这不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在这个社会里，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上天赋予他的全部内在潜能，而同时也被其他人认可这种自我价值，不因其出生环境和地位而改变。”[3]
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自我价值和对阶级跨越的热情促使很多年轻人加入到学习语言和出国大军中。《中国合伙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东方为蓝本，讲述了一个创业故事，将“美国梦”转换成了“中国梦”，而影片上映的2013年，《咬文嚼字》杂志评选出的年度热词中排在榜首的便是“中国梦”。重新定义个人与梦想，一度成为当时网络和媒体热切讨论的话题，《中国合伙人》在梦想这一话语中，事实上掌握了自己的表达权力与风向。
3.3陈可辛在电影中的欲望表达点
从陈可辛的电影中能够明确看到，他是一个对社会变革非常敏锐的香港导演。
1996年底《甜蜜蜜》上映，此时是香港回顾前夕，又值邓丽君逝世，电影借助这一特殊时代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期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以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成功抓住两岸三地中国人的共通情感。2005年，是CEPA的第二年，香港和内地开启了合拍片时代，《如果·爱》则是讲述“北漂”青年在北京这一地域中的寻找与漂泊。
对于一个香港导演，如何理解内地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如何抓住过往岁月中的情境和细节，陈可辛是这样说的：
“这些对于我来讲并不是问题。过去30年里，哪里都有改革开放，有经济腾飞；哪里人都年轻过，怀旧过。我只是为这些情怀找到一个载体，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把我最喜欢、最擅长的东西都放进去。而后，我有好的编剧，好的美术指导，好的服装指导，他们也会帮我找到所有的东西。那些年代的大事件，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在编剧本的过程中，我也加入了很多我自己认为合理而且能体现时代感的东西。比如，第一版本的剧本最初写他们没钱，所以在被北大开除之后找了一个小胡同里面的房子教书，这个段子跟时代挂不上钩，而且外景没有找到胡同，北京现在要找小胡同也不容易，最后就找了一个旧工厂。在电影叙述的那个时期，内地很多人刚刚下岗，好多工厂都倒闭了，他们（电影里的两个创业青年）就偷溜进去，在那里教学。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老工厂，后来找到的那个工厂拍出来非常东欧，非常社会主义。”[4]
中从中不难看出，将自己对历史事件及陌生环境的短板转化为对怀旧和成长共性题材擅长的长板，时代议题便多了个人使命，在其中话语权从大环境下的人物转换成了人物对大环境的应对，这不仅是电影中三位主人公的境遇，也是现实中陈可辛个人创作经历的影射及话语来源，从中看出他能够很快的在多变的创作环境中抓住自己的表达欲望，从而避免话语权的旁落。
4.1对陈可辛的意义
陈可辛多次在针对《中国合伙人》的访谈中提到，这部片是在拍自己。电影中有一幕，邓超饰演的孟晓骏曾在美国餐厅当打杂工，连小费都没资格拿。陈可辛说，这一幕是来自于他在美国打拼时的真实体验。
《21 世纪》在采访陈可辛时问道：那么你在这些商业故事中寻找什么，或者说你在你的电影里想要表达什么？
陈可辛说：“我认为电影里面真的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长时间的跨度，人物的成长。我觉得成长就是童真失落，年轻的时候都很天真，就像戏里面一直在问的，“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改变似乎是必须的成长经历，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改变世界，跌打滚爬之后才明白，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4]
《中国合伙人》刚刚与观众见面的时候，舆论纷纷表达了“这不是陈可辛了”等类似的言论，然而就陈可辛自己所言，《中国合伙人》是自己拍片以来最个人的一部，里面孟晓骏在美国打工的悲惨经历完全就是照搬自己的经历：“这部分完全是我让编剧写进去，都是我1981年在美国的经历，包括对白都是的。之前我的作品没有那么完全代表我的内心，这部戏就是我最个人的。”[5]
因此可以说，在这部电影中，陈可辛很好的运用了这个鸡汤式的励志故事，找回了话语的自信，维护了自己的话语权。
4.2市场意义
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总收入217.69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127.67亿元，进口影片票房收入90.02亿元。《中国合伙人》2013年5月17日在大陆上映，首日票房2466万，首日排片超过36%，累计票房5.39亿，在全年的国产影片票房收入中占4.22%。在2013年国产影片票房排名中位居第5名。排名前十的影片分别是：《西游降魔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私人订制》、《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小时代》、《警察故事2013》、《风暴》、《天机-富春山居图》。十部电影中，合拍片有7部，足可见合拍片对票房推动的影响。
在百度指数中，2013年电影上映的首周里，其搜索指数达到418369，可见其网络热议程度。团队方面，《中国合伙人》以陈可辛为主，其团队包括江志强、许月珍、杜可风等均是陈可辛在香港常合作的伙伴。香港的团队在电影拍摄上相比较内地而言，更懂工业化的流程，专业性更强且明确市场需求，这是在合拍片中十分占优势的一点。
然而与内地合作，陈可辛面临着很多压力，在谈到故事本身的时候，他曾经说道：
“最初在看剧本的阶段，我给了唯一熟悉的企业家王石看，他也是那个年代的人，我问他我能拍吗？他说非常好，他看到了《甜蜜蜜》的影子，而且觉得比《甜蜜蜜》的格局更大，这个故事与内地有关、与他相关。就是他这句话让我决定拍这个戏。如果最初他看觉得不靠谱，可能我就不敢拍了。”[4]
由此可见，最终能通过市场考验的，一定是一个导演对一个好故事的把握。这一点也在后续陈可辛监制的影片《七月与安生》和《喜欢·你》的口碑和市场表现里得到了印证。我们常说在市场中票房表现才是真正的话语权，然而能最终决定票房的，根源仍旧在于故事本身的成色。所以市场的话语权掌控，根本看来还是导演对一个故事的话语权掌控。
4.3时代意义
本人看来，《中国合伙人》是一部拍给80和90后的电影。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找回民族自信的电影。随着合拍片进行了十几年后，香港电影已经逐渐进入中国的产业与文化体系之中，成为华语电影新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而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人包括港人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也在快步提升。
影片《中国合伙人》所呈现出的，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情境中，以陈可辛为代表的香港人通过家国想象与民族认同的方式，重新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电影中孟晓骏的“美国梦”在美国破碎了，却因为新梦想的成功在祖国实现了彼时的“美国梦”，这其中不仅影射着导演陈可辛的个人经历，也映射着许80、90后海归。从前我们需要在美国完成梦想，得到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今在中国，个人的梦想同样可以通过努力来达成。
当“美国梦”变成了“中国梦”，时代的话语权就发生了转化，梦想被重新审视，情怀被重新拾起，这部影片与所有合拍片气质不同的一点，是它展现了中国作为主体的世界意识。以往怀揣这样国家情怀的影片，我们大多在好莱坞才能看到。因此无论对于导演个人或者影片本身，都是一份强有力的宣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我们所要争取的，不仅是国内市场中的话语导向，更需要放眼世界，争取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话语权。
想要追求话语权和身份的认同，一方面创作者有清醒的头脑，面对市场需求有精准的眼光，明确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电影是一种语言，是一种表达，是一只喇叭。能站住自己脚跟的，有明确的使命，满足大局意识和时代诉求，在一个百花争鸣同时浮躁与焦虑并存的时代里，发出一种良性的声音，电影语言的力量得以展现，话语权便被掌握了。
作为合拍片来看，《中国合伙人》给了其后的合拍片一个很好的蓝本，对于港澳台地区的创作者而言，与其花心思如何适应内地市场和观众，不如先找回创作者自身最想表达的话语，将其影像呈现，最终以自己的话语，对接时代话语，话语权的掌控与平衡，便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2] 巴拉兹·贝拉 . 电影美学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41.
[3]张筠. 从《中国合伙人》英文名谈主题情怀和价值观[J].电影文学，2014:20
[4] 熊元. 黄晨霞. 陈可辛：我眼里的中国合伙人[J].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3 :5- 017
[5] 陈可辛谈《中国合伙人》：这部片是在拍自己.搜狐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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