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

齐、韩、魏以楚负其从亲，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横为质于秦以请救。

今天说的“质子”和高大尚的科学没关系，不是什么基本粒子，“质子”就是质押儿子，是古代的一种政治现象。

齐、韩、魏三国因为楚怀王背信弃义，所以合兵伐楚，楚国和这其他国家关系搞得差，都是受了秦国张仪的蛊惑，现在人家打上门来了，楚怀王脑子再进水，也知道应该找秦国帮忙。但是，虽然双方领导人都高唱什么“战略合作伙伴”，但是帮忙之前，得先把儿子送过来当人质，楚国为了取得更多的信任，这次质押的是太子，跟风“重视两国关系”。

政治有交往也有交易，所以也需要一个交易平台，需要质押信物。在平等的条件下要互相取信，质子也应该是互相的，而现在楚国是一方有求于另一方，质子也就成了单方面的行为，所谓“国强欲待弱之来相事，故遗子及贵臣为质”。这时，已经是秦昭襄王在位，是来自楚国的宣太后和魏冉主政，按说这是祖国甚至自己娘家的事，应该无条件出面帮忙，事实上还是公事公办，一切都是按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国际惯例办事。

《战国策》中有《触詟说赵太后》，讲的就是秦攻赵，赵求救于齐，齐国要求把赵太后最喜欢的儿子长安君送来做人质。老太太当然不肯了，做质子不是件舒服的事，而且有很大风险，质押从来不是纯粹为了质押，在你违约的情况，撕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触詟就为老太太讲了一番“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希望她能让长安君做质子，以便“有功于国”，否则，“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做质子对国家是一种贡献，这是无疑的，王储必须有功于国，才能继承大统，这应该也是一种进步的观念。

质子是一种契约行为，双方有具体的约定，比如上面讲到的齐国不仅要求赵国质子，而且点名要长安君，怕赵国使调包计，随便质个什么“干儿子”，到时起不到约束作用。楚汉相争时，项羽在彭城大破汉军：“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没有约定就取人家父母妻子，这就是歹徒劫持人质了。项羽后来要拿烹煮刘老太爷要胁刘邦，刘邦满不在乎，说：“咱哥俩拜过把子，我老爹就是你老爹，你想把咱老爹炸成美味家乡鸡还是炖成广东靓汤？到时别忘了分我一杯哦。”把项羽气得直打嗝。

质子取信的方式后来仍然存在，只不过含蓄了一点，通过政治婚姻、在质押方任命“质子”一定的官职等方式，把“质押”换个别的名称，这样显得文明、友好一点。在清朝，满族就是采用姻亲的方式怀柔蒙古贵族，清皇室把公主嫁给蒙古王子，然后在北京修座额附府，客气地拘着人质。汉唐皆有公主和亲之事，实质上也是以女儿作为人质交换边境的安宁。不过形式上要比直接索要人质文明一点点。

质子除了政治斗争中需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起作用，韩愈《柳子厚墓铭志》中说：“（柳州）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意思是讲质押儿女贷款，还不清，所质押的儿女就由自由人沦为奴隶。这其实就与买卖人口一样了。《红梦楼》中许多奴婢，比如袭人，就是被典当到贾府的，相当于质押贷款，贷到了三十两银子，这三十两银子够薛宝钗过生日开一桌螃蟹宴，能让刘姥姥这样的庄户人家开支一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