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天狗,我们总会想到它的著名事迹,即“天狗食月”。但实际上这种认知的产生要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追溯其源流,在神话渊府《山海经》之中,就出现了两种极易混淆的名称:一名“天狗”,一名“天犬”,虽说犬亦狗也,但是关于其特性却截然相反,那么到底谁才是故事的主角?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一)天狗与天犬,御凶还是兵兆?关于大家熟悉的天狗,详细记载于《山海经·西山经》中: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山海经·西山经》
可以看出,天狗在文献中首次出现,便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它外形似狸猫,却有着白首,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设定,但它的神性却并非昭示祥瑞,反而是去灾免祸!
于此同时,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同样记载了一只“天犬”,在形态以及象征意义上都与上文所述的“天狗”迥异,它的出现竟然会伴随着人间兵灾的出现。
有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山海经·大荒西经》
实际上,以一种动物的出现来预示人间祸福,这是一种古老的“物占”方术,这是因为在“天狗”与“御凶”的占兆形式中,人的意志无法参与其中,作为占卜者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甚至不需要具备专业素养,只要能够准确识别它即可。
但是,对于“天犬”来说则完全不同,此处的“天犬”无疑是指星象,所以才会有“其所下者”的说法。然而古代对于星象的精确观测,则应属于古代的“传天术者”才能精通的技能。
可见,“天狗”与“天犬”两者最初,一个是兽,一个是星;一个御凶,一个招灾。那么是谁把两者揉在了一起?当然还是郭璞了。
郭璞在《山海经》之“天犬”条下注:“周书云:‘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
也就是说他直接就把这里的“天犬”当做“天狗”了,也就是所谓的“以星注兽”,所以郝懿行便说:“郭注以天狗星当之,似误也”。也就是说,郭璞在“星辰有灵”以及“星辰有象”的基础上,将星占与物占完全混淆了,而后世则大都沿袭此说。
(二)天狗是从天上来?在汉代,天狗的故事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山海经》神话的孑遗,在这个故事中,天狗是从天上下到凡间,从而保护了一座城堡无患。
《太平御览》记载:“骊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其下。凡有贼,天狗吠而护之,一堡无患。”
这里的“来其下”与《大荒西经》“天犬”的“其所下”相合;而“一堡无患”则又是取自《西山经》“天狗”的“可以御凶”。显然,这又是一则混淆天狗与天犬的例子。
(三)天狗为何食日月?
关于天狗食日月的神话想象并不是汉族所独有的,在鄂伦春、白族以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中同样也有类似的传说,甚至不仅限于中国,在临近的缅甸也有天狗吞月的传说。而当日月被吞食的时候,民间的救日月行为也随之而生,即敲锣打鼓放炮以驱赶天狗。
实际上,关于天狗食日的记载,学者董作宾曾以甲骨犬祭文而参姬周救日月之礼,认为天狗食日月的说法应该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以一个问题是,从这个史料出发,只能证明商周时期有救日月、以及日月为物所食的传统,但是并不能让“天狗”就此被这个锅,因为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日月中的动物只有两种:日中为金乌,月中为蟾蜍。
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王鼎的《焚椒录》记述了一件关于天狗的故事,说辽后萧观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又为天狗所食的故事,所以大部分人便将天狗食月的源头追溯于此,认为在宋初这种天狗食月的信俗已经十分普遍了。
“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巳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贪,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焚椒录》
但实际上,天狗食日月真正流行最迟应该是在明代了,此时已有“天狗蚀月”的专有名词,而且其文人也经常以其事入诗文中。比如刘炳《承承堂为洪善初题》:“天狗蚀月岁靖康,血战于野龙玄黄”。
所以,食日月的天狗形象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以《山海经》所记载层累的文化内涵为基础,当古人在月食之夜,指着想象中的天狗而奔走呼救时,大概多数人不会想到,这个“狗”其实并非那个“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