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年生于无锡，周岁抓周时，他一手抓住了书，父母认为孩子爱书，便取名“锺书”，意思是“钟爱读书”。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因兄长钱基成膝下无男丁，决定将新生儿过继给兄长。对于这个过继来的孩子，钱基成十分疼爱。锺书四岁时，钱基成便开始教导他读书写字，这使钱锺书很早就对书籍、学问产生了兴趣。
钱锺书六岁进入秦氏小学读书。1921年，其父钱基博又让他和堂弟锺韩一起去考当时名望极盛的东林小学。进入东林小学后，钱锺书在学校图书馆中觅寻到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钱锺书曾回忆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那么迷人。于是我就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林译小说的阅读，不仅使钱锺书增添了有关西方社会和风土人情的知识，也强烈地激发起他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好奇心，以及努力学习外语的兴趣和动力。这为他日后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乃至出国留学，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伯父去世之后，钱锺书回到了生父钱基博身边。钱基博素来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对钱锺书的要求更是近乎严苛。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道：“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堂弟钱锺韩回忆他们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两兄弟回家。钱锺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在父亲的敦促下，他背会了许多古文。杨绛也讲述过一件钱锺书小时候的趣事：那年（1925年）他父亲（钱基博）到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锺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可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命锺书、锺韩各做一篇文章。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
1923年，十三岁的钱锺书考入以英语教学见长的苏州桃坞中学，在那里学习的四年时间里，他不仅读了《天演论》等英文原版著作，还啃下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锺书和锺韩一起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从此，他一方面在父亲的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下，读了很多中国古书；另一方面凭着自己的爱好，借助学校图书馆收藏有英文原版书的难得条件，看了大量的原版英文图书。这使钱锺书的中、英文特别是英文水平进步很快。在辅仁中学举行的国文、英文比赛中，高中二年级的钱锺书夺得了国文和英文两个全校第一。钱锺书还常为父亲口授代书，后代笔写信，最后更是为父亲捉刀写文章。1930年7月，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才读完清华大学一年级的钱锺书，代父亲为国学大师钱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写了一篇序言，父亲竟一字没有改动。
钱锺书写应酬信时，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写来刚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锺书的这种捷才并非天生，而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曾对杨绛说，他额头上挨过不少父亲的“爆栗子”。
钱锺书1929年投考清华时，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按例不得录取，但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考入清华后，钱锺书的第一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中是数一数二的，有几十万册。据同学回忆，钱锺书是借书最多的一位。钱锺书读书并不挑挑拣拣，雅的、俗的、高深的、浅薄的，他都看。同班同学甘毓津说：“他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时省力多读很多书。”还有同学回忆说：“钱锺书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他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抱去图书馆还，再抱一堆回来。”
在大学期间，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钱锺书都读过，以至于他成了老师的“顾问”，可以临时代替教授上课。他的老师吴宓不禁感慨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1935年，钱锺书偕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牛津大学的Bodleian Library（博德利图书馆）藏书之富，在英国是首屈一指。钱锺书有幸寝馈其间。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总图书馆，钱锺书给它起了一个典雅的中文译名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年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时，居停瑙伦园（Norham Gardens）十六号，但饱蠹楼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钱锺书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钱锺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廿五年（1936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则有题词：“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做笔记是很费时间的事，钱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甚至是读这本书的一倍。
1938年，钱锺书留学归来，在冯友兰和吴宓的连番攻势下去了西南联大，并被破格评为教授。1939年秋，钱锺书从昆明回上海探望母亲，接到了父亲从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发来的电报，父亲说自己老病，希望钱锺书到国师教书，以便对自己有所照料。为了照顾老父，钱锺书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与其他四位被聘请的同伴一起从上海前往湖南安化蓝田任教。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从上海到蓝田约一千三百里，钱锺书等一行走了三十四天。正如同行的徐燕谋诗中所说，“车行历崎岖，疾徐漫无节。上坡蜗缘墙，下坡鹿惊笞。时或折其轴，时或脱其辖”，乘客更是“衣襟污呕吐，行李纷撞摔”。就是在这样狼狈不堪的情形下，钱锺书依旧手不释卷，怡然自得。同行的邹文海走近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发现钱锺书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钱锺书答道：“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钱锺书补充说，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邹文海这才知道钱锺书何以博闻强识，积学甚深。
在蓝田小镇的生活单调而刻板，但这对喜欢读书的钱锺书来说，却是一件好事。没有什么外务来打岔，他正可以专心致志读书或写作。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钱锺书整日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他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偶尔与好友聊聊天。据好友吴忠匡回忆，他与钱锺书一起苦志读书，常在严冬夜于室内用木炭盆生火取暖，至夜半用废纸裹生鸡蛋用水浸湿投入炭火，至蛋煨熟了取出人各一枚，充作消夜，其乐融融。《谈艺录》就是钱锺书在蓝田时开始动笔的。
1941年夏，钱锺书离开蓝田回上海。钱锺书原计划再去西南联大，没想到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一家被困在了上海，生活一度非常困难。即使是在十分窘困的情况下，钱锺书依然清白做人，坚持读书写作。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他便写小说，虽然其写小说的动机里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但一天五百字的精工细作，绝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
1949年8月，钱锺书接受清华大学的聘约，从上海到了北京。1952年院系调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调到北京大学，随后又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辖的文学研究所。虽然工作单位屡经变动，但他利用图书馆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的精神却始终如一。对此，他的同事和学生有生动的记述：“每次去书库，我们都看到他拿着一个练习本、一支铅笔，在不断地查书、做笔记。你跟他打招呼，‘钱先生！’他就会笑着反问你，‘找什么书啊？’当我告诉他我找什么书后，他就会说：‘噢，你要从这儿往里边走，第三行，第五个架，第三层，你的书在那儿！’我们的书库好像他的书房一样！”“只要在所内遇见他，他总是提着一装满书籍的旅行袋，借书或还书。图书馆中有许多书，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
“文革”中钱锺书扫过楼道，并被遣往干校劳动。那时的钱锺书为自己未完成的书而活，不了此心愿，他觉得这辈子太冤。即使被下放到干校后，每个晚上，他也会捧着一本英文笔记，在昏暗的灯光下细细翻阅，全然不管身旁有人在喝酒、唱歌。有时候，就算手里只有一本字典，他也能读得津津有味。
1974年至1977年，钱锺书全力以赴地投入《管锥编》的写作。他说自己写作的目的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攻读，刻苦笔记，终于孕积出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巨作《管锥编》。在1979年首版的四册中，钱锺书征引了中外四千余位作家的上万种作品，其中西方学者作家达千人以上、作品近两千种，并包含七种外语。全书近一百三十万字，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
《管锥编》获得了一片叫好声，钱锺书却没有半点自满自足。他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业已大功告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烦琐的订补，实乃世所罕见。可见，钱锺书确实是一个勤奋刻苦的读书人。
其实，钱锺书早就给了自己这样的定位：“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杨绛亦多次说他“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钱锺书文研所的同事邓绍基也曾回忆说：“有一次谈及抗战期间钱先生曾备尝旅途颠沛流离的艰辛，钱先生却说‘艰苦是艰苦，但手中拿本书的话，就不艰苦了！’”钱锺书读书早已脱离和超越了功利的目的，完全沉浸在智慧的对话、心灵的交流、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之中了。
钱锺书、杨绛夫妇
钱锺书爱看书，但更爱做读书笔记。他虽然被称为过目不忘的天才，但实际上他用“烂笔头”比谁都勤。在钱锺书看来，做读书笔记就是一个反复读书的过程。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疏忽的地方。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为使所读的书真正进到心里，钱锺书给自己定了两条看书的规矩。第一条是但凡读书必做笔记。据统计，仅在英国求学期间，钱锺书就留下了五万页中文笔记，三万五千页外文笔记，摘记了三千余种中文书籍和四千余种外文书籍。第二条是笔记必须时常翻阅。钱锺书每天看中文、英文笔记，周一、三、五还要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笔记。他一直坚持这一习惯，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
钱锺书的笔记可分为三个部分：1.引言：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事写下了这笔记，以便后续联想。2.原文摘录：正文以及具体出处，以便引用。3.自己感想：不是简单地边读边记，而是要记下经过理解、思考、吸收之后产生的新感悟。
所有这些笔记，不仅是钱锺书读书的收获，更是他一生苦读的足迹和留下的记忆。钱锺书读书不是只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并在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新的内容。所以他读书虽多，却不遗忘。钱锺书一生当中到底读过多少书，恐怕谁也不能说清，我们只能从其遗留的读书笔记中略觅踪迹：一万五千多页中文笔记摘记了三千余种书籍，三万五千多页外文笔记摘记了四千余种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种”，读而未摘的书则无法考证了。而且，钱锺书做笔记绝不是简单的摘抄，他特别强调“必要难度”。他深知，如果阅读过于轻松，新知识进入大脑后，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很快就会被淡忘。所以他在做读书笔记时，常常边读边思，边思边记，既记下书中的精华，又写进自己的体会，以使自己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在《管锥编》这一巨著中，钱锺书之所以能既纠正前人的谬误之处，又提出许多独特新见，原因正在于此。
钱锺书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他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他甘于寂寞，不求闻达。对于常人而言，名字只是一个用于辨识身份的符号，而“锺书”这一名字对于钱锺书却意义非凡。他用丰盈的内心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围城，在这座围城里，他只做自己，只做一个勤奋苦读的纯粹的读书人。钱锺书的一生，始终是坐拥书城，“默存”苦读，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直至终以“锺书”之愿浇灌出片片郁郁葱葱的林木，催生出颗颗鲜鲜亮亮的果实，他方谯周独笑，驾鹤西去。
（原文《钱锺书：读完清华图书馆所有书》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4期 文/丁品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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