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杨在葆寄语晚报读者 孙佳音 徐易飞 摄制
大大的几案上散乱的字典、放大镜、毛笔、印泥、眼镜,满墙的书法道出主人的一生傲骨。他写梅,冰封雪压心且壮,含笑数九骨更坚;他写兰,生不妖冶媚权贵,偏村幽谷尽芳菲;他写竹,破土裂岩寸寸节,刀劈斧砍片片直;他写菊,恶风苦雨百花残,庭前犹见傲霜枝……他一头银发根根竖起,走过84载人生漫漫,以自己的本体生命和艺术生命,为中国男人树起了“硬汉”的标准。
下周一,上影演员剧团将在离开十五年后正式回迁武康路,大家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对往昔的怀念。杨在葆,这个从毕业到退休为演员剧团奉献了所有青春和热血的“硬汉”,日前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晚报独家专访,他说:“我在上海待了四十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哪里听到上海话,我都觉得亲切。女儿每次来,我都会让她给我带十个大饼。”
图说:杨在葆给晚报读者的题词
上海,第二故乡
“你知道横浜桥吗?1955年我考上戏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就在横浜桥。”63年前的旧事,一桩桩,一件件,杨在葆都印刻在心里。他记得从安徽宿县辗转十几个小时火车,到了老北站,叫了一辆黄鱼车,穿过带着烟火气的街巷,方才到了学校;记得考学的那个夏天,自己还从没见过电扇,也没见过穿泳衣的姑娘,“夺路而逃,心想上海的女孩子怎么穿那么少”;也记得曾耿直地告诉考官,自己没见过钢琴,不会听谱识唱。但因为长得一脸英气,又身材硬挺,他被熊佛西院长误以为是“坦克兵”;也因为从小就爱好文艺,作为省重点高中的文体部长,读书时候就抄誊过《剧本》杂志里的长长短短的话剧,叫同学们一起排演……杨在葆顺利地通过一试二试,等到了录取通知书。
图说:青年杨在葆 资料图
秋天来报到入学的时候,学校已经搬到了华山路。“这次真切地感受到大上海了。尤其,我口袋里没有钱,只有一张政府给我开的贫困证明。”心中惴惴的杨在葆没想到,到了学校,老师看过证明,便“爽气”地给了他人民甲等助学金,“就是学费、杂费你不用交了,还能在学校吃饭。”一岁就没了父亲的杨在葆感慨道,“我这四年学之所以能够读下来,那是政府用人民助学金培养的。”除此,他心中感激的还有上戏的老师们。那看到他冬天棉袄里只有汗衫,便硬拽着他要去静安寺给他买绒衣的老师;那知道他营养不够,委婉地叫他周末去家里“谈话”,好在饭点留他吃肉改善伙食的老师;那叫他在艺术上永远不敢马虎不敢“对付”,让他今天见面都不自觉想要鞠躬敬礼的老师。
图说:杨在葆处女作《疾风劲草》 资料图
《红日》,一炮打响
1959年毕业,1960年杨在葆就得到了一个角色。在汤晓丹执导的电影《红日》里,连长石东根算不上主角,也不是杨在葆的第一个银幕形象,但他却以充满激情和朝气的表演,鲜明地刻画了这个农民出身的基层指挥员,以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和生活中的散漫霸气,颠覆了观众印象中的“英雄”形象。但其实去试装时,杨在葆对自己并不满意,“我照照镜子,这哪像解放军,上甘岭那才是解放军……但导演说,我们解放军也不都是一个面孔。”于是,杨在葆带着几分勉强和不自信地接演了《红日》,上了“战场”。但正是这个喝酒纵马的石连长,让他从当年同质化、脸谱化的英雄形象中突围而出,鲜活而立体。
图说:杨在葆在《红日》里饰演“石连长” 资料图
如果说演连长是凭借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验,让人物扎实、生动,那么主演将军罗霄,杨在葆又一次没了底气,尤其《从奴隶到将军》作为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影片,人物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炳辉,选角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不行不行,杨在葆这个人在生活中太随便了,没有将军的风度和气派。”幸好,导演王炎支持他。杨在葆记得导演叫他“千万不要演,不要拿架子,越平常越好”。于是,放下了“高大全”,放下了所谓的将军派头,也放下了那些表演的套路和程式,杨在葆以深沉、粗犷而又不失细腻的表演,把一个由小奴隶、护国军士兵、国民党团长到红军将领的性格成长过程,不露痕迹地刻画出来,使这个淳朴、正直、刚毅、戎马一生的铮铮铁汉,鲜明地屹立于银幕之上。
图说:《从奴隶到将军》中的罗将军 资料图
硬汉,亦有柔情
同一时期,他还主演了影片《原野》,塑造了集正气、流气和匪气于一身,粗野刚烈、勇于反叛的人物仇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在葆又在《血,总是热的》中饰演厂长罗心刚——一个冲破重重阻力的改革者。他再一次发挥自身优势,依据人物心理性格及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把人物那种大刀阔斧、处乱不惊的气度表现得恰到好处,为当时的银幕留下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硬汉形象,并获第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7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但这部戏,拍得并不容易。“那时候出外景,最怕接到电话。”硬汉有点动情,因为那会儿跟他青梅竹马(高中、大学学妹)、一直都陪他对台词读剧本的妻子夏启英,积劳成疾患了尿毒症,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接到电话,就是情况不好。我当时经常是拍完一整天的戏,飞回上海,晚上熬一个通宵,在医院陪陪她,第二天一早又再飞回剧组去。”但就是这样,尽管想要“倾家荡产”,也没能再多留住夫人多一些时日。1984年,获得百花金鸡双奖的杨在葆,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取出珍藏的一缕头发,和两块奖牌缠绕在一起,郑重地放进了妻子的骨灰盒里,“头发是重病时候,我帮她梳头时落下来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杨在葆讲起结发妻子,还是红了眼。
图说:杨在葆和夏启英 资料图
回看当年领奖的照片,杨在葆似乎“随便”地穿了一件黑色圆领汗衫,便去了。“当时她走了,我为了叫老岳母安心,就把所有的工资都留给她,不能让她觉得女儿走了,她在我这里寄人篱下。”于是,这个业已成名的明星演员,这个要去领全国大奖的中年男人,自己口袋里凑不够在百货商店买一件衬衫的钱,“这汗衫是我在太平庄一个路口地摊买的,一块零五分。”杨在葆乐呵地笑着说,“我看挺好嘛,干净整齐。”硬汉亦有柔情时,他爱夫人,爱孩子,爱老人,自己却连一件像样的衬衫、一条笔挺的西裤都拿不出,“领奖那条西裤其实也穿了四五年,膝盖都有点烊掉了,我出发前到食堂要了碗稀饭,抹上去,又麻烦剧组(的服装师)给烫了烫。你看,像新的一样。”
图说:杨在葆(左二)穿着黑色圆领汗衫领奖 资料图
角色,发自内心
两年后,杨在葆再一次拿到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这一次他凭的是自导自演的影片《代理市长》。这个为民请命、敢冒天条的“代理市长”,从剧本到筹拍,从人物设计到修改上映,杨在葆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连续四五个月时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杨在葆说,是改革开放,鼓舞他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身边一个个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勇于开拓、大胆革新的人民公仆,让他坚持要让角色最后说出“若为百姓死,做鬼也风流”这句台词。
图说:杨在葆自导自演的影片《代理市长》 资料图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每拍一个戏,我都会想,这戏有没有意义。”杨在葆回想起1964年自己参演的《年青的一代》,“那真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看过电影的青年人都满怀激情,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到祖国的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一个戏,可以对人、对社会有那么大的鼓舞,那么大的激励。”于是,从此对待每一个剧本,杨在葆都要问问自己,这戏对社会有没有价值。于是当商业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杨在葆成了一员“败将”。他反对那些打着电影艺术的幌子去赚钱的行为;他憎恶那些胡说八道的剧本;他说自己是一员败将,但不是降将,“我很想演戏,但我不能把我自己给卖了。”他指着进门处的一幅书法,说那是妈妈从小教他的做人的道理,走近了看,上面写着“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图说:杨在葆家的书法“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孙佳音 摄
记者手记|敬畏艺术
84岁的杨在葆“很时髦”,捧着最新款的手机,聊微信,买衣服买零食买书籍,不过他也“很落伍”,身上的T恤穿了二十多年,“买的时候也就四十来块,大兴货,但又没破,丢了干嘛。”他说自己在生活上,没什么追求,“但是我在工作上,很计较。”
这个计较的老人,最近本该在家“奋笔疾书”,因为第一次大型书法个展在即,但他却说:“最近没有练字,我停下来,从头再来。你来之前,我正研究字帖。因为觉得还不行。”他倔强地说,“你讲蛮好,他讲蛮好,都不行,我过不了自己这关。”便也问他,要是演戏时候始终觉得“不行”,岂不是要拖累剧组进度,杨在葆想都没想,一口回我说:“我感到可能不行的戏,我都不会接。”
图说:杨在葆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孙佳音 摄
他说自己这几十年来从不走穴,“那会儿缺钱,很多人劝我,你去把你的台词一说,不就成了。我说不行,电影它是一个整体,不像卖猪肉,你割一块下来可以去卖。表演哪能这样,太不尊重艺术。”杨在葆甚至有几分气恼的样子,对一些同行,对一些晚辈,他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最后他跟我说:“一个人,起码要尊重他所从事的事业。我这辈子,打心眼里,尊重艺术。”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显得线条更硬朗了。让人由衷地想为他鼓掌。(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