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志宇
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刚刚成立的中央社会部讲话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成立的中央社会部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机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派遣大批情报工作人员深入日伪、国民党内部，成功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同时，他们也充分运用各种情报工作手段，在电讯情报方面发挥了特殊的“打入敌人的内心”作用。
密取联络参谋密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协商，国民党军令部开始向八路军派遣联络参谋。联络参谋名义上是做沟通联络工作，实际上是来观察、了解、掌握中共方面情况的特殊角色。为此，中共方面对他们加以防范，在第一批联络参谋到达的1938年2月，朱德、彭德怀就如何对待联络参谋问题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特别提到要加强保密工作，在涉及机要文电工作方面提出，“机要室除特许人员外，不准任何人进入。一切机密文件应有专人保管。密译情报、党的电文和一切机密之来往电文，统不能公开。一切来往译出后，要抄出传看，不准就原码传看”，这一要求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己方的电讯密码安全。
但是，这些承担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却还是想方设法刺探机密。比如，派到115师的联络参谋李克定到任后不久，即收买师部一名机要员，窃取内部机密，结果被人赃俱获，李克定也无法抵赖。中共方面向军令部提出抗议，并将其驱逐。
出了这样的问题后，中共方面不再允许联络参谋到前方部队去，后来的联络参谋就都留驻在延安，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接待。而联络参谋们对中共也持有戒心，他们带有自用电台，随员中有报务员、译电员，平时都是随身携带密码本。
为掌握联络参谋方面的情况，中央社会部特别要求交际处注意搜集联络参谋电台通讯情况。担负这项任务的是交际处接待科科长杨黄霖，他出身革命家庭，1937年16岁时就到了延安，到交际处工作时已是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很快，他就查清电台暗藏在联络参谋的住室内，于是在自己房间安装一部收报机，用于收抄电码。但电报能够抄下来，却因没有密码而译不出来，于是在报请上级后，决定密取密码本。
交际处处长金城精心策划行动，先是要求工作人员为联络参谋方面搞好服务，借以与联络参谋及其随员建立融洽的关系，而联络参谋们也就越来越放松了警惕，不再携带密码本出行，平时就锁在卧室桌子下的箱子里。于是，工作人员趁打扫房间的机会，悄悄配制了箱子钥匙。1944年春，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另一名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部分随员留在延安。金城决定趁这个时机开始行动，派人邀请郭仲容及其随员到杜甫川去春游和野餐，杨黄霖则负责带领接待科成员秘密抄写密电码。
杨黄霖他们顺利地打开装密码的皮箱，找到了一本用白线订好的密码本。但他们没有照相机，只好把本子拆开分成几份分头抄写。直抄到外边传回客人们踏上归程的消息，他们立即收集好拆散了的密码本，整理整齐，又用同样的白线将密码本缝好，照原样放入皮箱，上好锁，将皮箱送回原处，把房间收拾干净，锁上房门。联络参谋回来后毫无察觉。只是这一次还没抄全，没多久就又邀请联络参谋及随员去看了一回戏，才把密码抄录全。
这份密取的密码本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社会部由此成功破译了国民党联络参谋跟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中共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比如，抗战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到重庆。中共方面也故布疑阵，后来突然决定毛泽东飞往重庆，使蒋介石措手不及。正是依靠密取的密码本，社会部破译了重庆谈判前夕国民党重庆与延安之间的来往密电，从而在这一斗争中获取了主动权。杨黄霖因此获得了社会部的书面嘉奖。
受审查人员在密码破译中建功
同样也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一批在延安的受审查人员通过破译密电为打赢上党战役提供了保障，创造了破译工作的奇迹，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
1943年秋天，正是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期间，军委二局等中央系统的一批工作人员被送到中央社会部下属的“西北公学”接受隔离审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考虑，这些受审查的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是特务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都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如果长期审查，等待作出结论，势必荒废了业务。于是想把这批受审查的干部集中起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技术侦察任务，可以达到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李克农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于是在中央社会部一室成立了通信联络科和文化娱乐科，分别由刘志汉和汪东兴担任科长，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两科工作，发挥他们的专长，开展专业工作。
担任通信联络科科长的刘志汉，抗战前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情报技术，1938年2月回延安后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军委二局参训队主任教员、中央社会部机要科科长等职，熟悉无线电业务。
◆李克农在延安窑洞前留影。
刘志汉严格按照李克农提出的“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的方针，放手使用这些受审查人员。在通信联络科下成立了报务组和机要组（研究组），分别由受审查的业务骨干栗林、楠林担任组长，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当时，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是最主要的威胁，报务组的栗林原来就是电台方面的技术骨干，在他的带领下，一支无线电收听队伍迅速组成，并很快抓住了胡宗南部的无线电通讯信号。在研究组，因为对胡宗南方向来说，大都是新手，所以工作中面临的困难较大，但他们坚持钻研，终于打破僵局，开始取得情报。敌方的讯号体制做了改变，他们就陷入新的困境，又经过精心钻研，终于又克服了难点，继续抓住了敌人。
通过这样的实践，他们不仅取得了许多情报，而且锻炼成一支在对敌方无线电信号侦收和讯号研究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一批技术能手。1944年后，因形势的变化，他们又接受了开辟对阎锡山、汪精卫和各路伪军的侦研工作。通信联络科的力量也得到增强，侦收人员由7人增至24人，研究组由5人增至20人，全科由开创时期的19人发展到61人。在对日伪方面，组成了一个3人攻坚小组，经过反复的试验和艰苦的努力，终于突破了难点，取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在对汪伪方面，侦获了汪伪二方面军孙良诚的保密通讯，取得了该部实力、驻地以及进犯我根据地计划的情报。此外，还获得了汪精卫活动的情报。
在整风的背景下，李克农等中央社会部领导，充分尊重受审查人员，全力挖掘人才资源，体现了革命队伍的宽广胸襟。比如，1945年1月，通信联络科的全体成员与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一道参加了模范工作者评选活动，从他们中选出了各等级的模范；通信联络科的人员也能够参加延安的各项重要政治活动、群众活动，包括参观七大会场和烈士纪念堂等，而且还经常听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形势报告，这极大鼓舞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在这个特殊的工作中，他们最突出的贡献是攻破阎锡山部的密码，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攻破阎锡山密码的经过很传奇，生性风趣的刘志汉后来回忆，“有一天晚上‘老毛子’（对苏联代表的戏称）非要我陪他喝酒，并且用大茶缸子喝，不一会儿我就不行了。正在这时领导派人来叫我，说是有任务。天很黑，路不平，我的两条腿发软走不了路，连滚带爬好不容易回到办公室。领导一看，说：‘怎么成这模样了？还能工作吗？’我说：‘能，我头脑还清醒。’就在这天夜里，我破译了阎锡山的密码，立了一功。”
◆罗青长（左）与李克农（中）、杜长天（右）合影。
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1945年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阎锡山突然侵占我太行上党地区。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临行前说：“你们后方仗打得越好，我越安全，你们打好仗，我就能回来。”当时，国民党军在上党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但晋冀鲁豫军区还是以少胜多，用1个多月时间，基本全歼来犯之敌3万余人。
这一仗打得如此干净漂亮，情报判断准确是很关键的因素。而之所以能及时掌握敌情，就是因为通信联络科攻破了阎锡山部队的密码，从而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毛泽东特此表扬：“过去对阎的电报，搞了很久没有搞开，现在联络科搞得很有成绩，应该奖励他们。”组织上询问刘志汉要什么奖励，他提出要一头肥猪，奖励很快就兑现了。多年后，他饶有兴致地回忆：“早上杀猪的时候没几个人在场，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却来了100多人，每人分了一小碗就完了。”
无声的较量
国民党方面以军统局为核心的特务机关，始终处心积虑地图谋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特别是抗战中期，军统局建立起了庞大的电讯情报部门特种技术研究室，于是在1942年冬成立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侦测总台西安工作队，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在抗战胜利前，西安工作队主要是侦收日本外交系统与东京往来密电，苏北、河南方面的伪政权、伪军的密电，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往来电报。日本投降后，则集中全部力量对付陕北的中共电台。
限于技术水平，西安工作队对破译中共方面的军政电报无能为力，只能研译陕甘宁边区的往来贸易电报，特别是对财政厅所属系统的密码，大都能破译出来，不过这类情报仅能提供给胡宗南作为封锁边区的参考。在西安抄收的电报，主要是邮寄给在重庆（1946年后改为南京）的军统局破译部门。内战开始后，从1946年6月工作队更名为国防部第四侦收支台，同时把原军委会第二通讯所从陕坝调来西安，合并编入，加强侦收力量，并开始架设FINCH测向机，进行试测，企图通过电台定位来确定中共领导机关的所在，但因系单线测向，无法核证，以后陆续运去各种型号不同的电机，作为大规模内战服务的准备。
1947年春，一直对陕北虎视眈眈的胡宗南，策划对陕北发动进攻。这时由军统局改编的保密局电讯侦察部门负责人魏大铭从南京赶来，打算以西安侦收台为基点，建立一整套的测向工作网，在西安架设大型DAB机，在宜川、灵宝各架中型FINCH机，随军配备小型手提式DAG机，以使其远近互相交测校正；胡宗南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精细军用地图（用于测向定位），在交通工具、警卫等方面也都充分保障。
国民党方面的侦测工作极为秘密。但胡宗南在洛川部署进攻延安的时候，担任他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即发现，“胡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熊向晖判断这个新情况非常重要，关系中央安危，遂冒险通过中央社会部的秘密电台报告了延安。
◆熊向晖
熊向晖的情报十分及时。《周恩来年谱》记载，3月20日，“得知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3月24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而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后，胡宗南的机要室主任王微从收缴中共方面埋藏的资料中发现，国民党军队很多密电都已被破译，“其中阎锡山的电报最多，兰州方面也有，马鸿逵的也有”，“我们有几百份密本，完全为共党侦破而不自知”。知悉这一情况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评论道：“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
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还针对国民党方面的侦测，亲自安排电台的工作方式。时任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回忆，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行军中“是两部电台交叉工作的，一部电台到前边去架线、收报，等后边的电台一到，马上拆线，把收报交给后边的机要人员翻译。两部电台相距60华里的距离，轮换着搞通讯、报务，迷惑敌人，使它侦察不到我军确定的位置”。国民党方面的侦测人员因此未能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迹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中共领导机关的所在。
结果，胡宗南优势兵力对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追击，成为漫无目的的“武装大游行”。仅过了1年时间，解放军就收复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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