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州市西虢镇韩庄村建有一座韩文公祠
洛阳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丁丰林文张琮摄影
核心提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在《论韩愈》一文中，史学大师陈寅恪给予韩愈极高的评价。
站在转折关口的韩愈，亲自倡导了多个领域的变革，也招致诸多争议。他倡导积极入仕，改变魏晋以来知识分子避世隐居的风气，为了求官，甚至不惜逢迎拍马；他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改变华而不实的骈文之风，然而又有些矫枉过正，写出佶屈聱牙的文章和诗歌。
但韩愈引发的争议并不只这些。在他生活的时代，为了捍卫儒学地位，恢复儒学道统，韩愈终其一生都在辟佛，甚至不惜冒死直谏。然而另一面，因反佛被贬潮州的韩愈，又与当地僧人交游甚欢，而且他一生之中交好的僧人也多达十几个，这难免让人质疑韩愈的立场不坚。对于这样的争议，韩愈自己又有怎样的解释？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反佛者韩愈：32岁“单挑”国师，52岁直谏皇帝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
这首《华山女》，出自韩愈笔下，讲的是中唐时期长安街头佛、道两家斗法的一幕。佛家“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好不风光。“黄衣道士亦讲说”，但却“座下寥落如明星”。道教徒为了战胜佛教徒，便请来了女道士。女道士“白咽红颊长眉青”，真是漂亮得很，吸引了大批粉丝蜂拥而来，争睹芳容，使得“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唐朝对外来文化敢于接纳包容，包括宗教在内，最为盛行的就是佛教和道教。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唐代达到高峰。唐朝多位皇帝信佛，普通百姓也是“皆废人事而奉佛”。
在韩愈看来，上至朝廷，下到民间，对宗教的狂热使得数百年来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32岁那年，韩愈向当时的国师发起了“挑战”。
32岁的韩愈，博学宏词科还没考过，还只是地方节度使下面的一个小小推官。他要挑战的，是当时63岁的澄观法师，被后世尊为华严宗四祖，被德宗封为“清凉国师”，是“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的人物。韩愈和澄观素未谋面，就给人家写了一首诗送了过去——《送僧澄观》：
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
…………
与其说这是一首赠诗，不如说这是一封战书。人微言轻的韩愈甚至品评起了国师，“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还口气颇大地叹惜：你这么一个博学宏通的人才，怎么去当了和尚呢？也许是对赠诗不屑一顾，史籍中没有记载澄观法师对这首诗的反应。
韩愈一生中写下不少排佛兴儒的诗作和文章。在《原道》一文中他认为：中华文化的传道正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系的儒家文化。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却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这有悖于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他从中总结出来的“道统”一说，重建了孟子以后长久中断了的儒家传统，更成为后世宋明理学的先声。当然，这一“道统”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为功为罪，至今也没有定论。
终其一生，韩愈都排斥佛教。韩愈52岁时，法门寺迎来三十年一次的“开塔年”，寺内收藏的佛骨舍利要取出来，供人参观、供养。这一场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唐宪宗更是派人持香花迎佛骨入宫，要供养三日。
但就在这举国上下一派和谐的氛围中，作为刑部侍郎的韩愈很不识相，他给皇帝上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无异于在全民齐声夸赞皇帝的新衣服好看时，突然冷冰冰地说，皇上你其实没有穿衣服，我都能看见你胸前的汗毛。
在《谏迎佛骨表》中，韩愈列出了宗教狂热带来的种种弊端，比如大量人口涌向寺院，脱离生产。寺院侵占土地，逃避赋税。普通民众更是“焚顶烧指”“解衣散钱”。这还不够，为了让唐宪宗醒悟，他还写上了这么一句：“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帝三度舍身施佛，最后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可见“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别人都在山呼万岁，韩愈却说信佛的皇帝短命，《旧唐书》上记载，唐宪宗看了奏疏后勃然大怒，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后来亏得宰相裴度等人苦苦求情，韩愈才免了一死，却被打发到广东潮州。
韩愈一生曾三次去过广东：10岁时跟随长兄去过广东韶州，35岁时因一篇《论天旱人饥状》被贬官广东阳山，而这一次，韩愈已经是个52岁的老头了，他的生命也只剩下最后五年，却又要去广东。遭逢这一变故后，韩愈留下了他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首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不过，韩愈引发的另一场大的争议，就发生在他被贬潮州之后。
爱僧者韩愈：赏识才华，与众多僧人交好
韩愈绝不会想到，在四千里外的潮州，居然能碰到一位河南老乡！正是和这位老乡的交往，招致了更大的非议：因为他这位老乡是一个和尚。
在潮州当地很有名的大颠和尚，祖籍河南颍川，学识广博，佛法精深。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把他请到自己的官邸，两人谈论佛学，虽观点不同，但话语投机，谈论文学，观点高度一致。韩愈留大颠住了十几天，此后两人还常有交往，韩愈后来离任时，还专门给大颠和尚留下了不少衣物，作为留念。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拥护韩愈反佛的人看来，韩愈的立场实在太不坚定了。佛教的信徒更是借机宣扬：连韩愈这么一个反佛的人，也改弦更张了，不正是佛法广大吗？宋代的周敦颐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还专门跑去潮州，在供奉大颠和尚的灵山寺堂壁上题了一首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你这个韩愈怎么这样？刚做了反对迎佛骨的事，怎么马上就跟大颠和尚打得火热呢？”当时主管佛教事务的官员、检校工部尚书孟简专门给韩愈写信，询问坊间流传的韩愈信佛的事。
韩愈自己怎么解释的呢？“此传之者妄也！”他给孟尚书回信说，结交大颠和尚的原因，是大颠和尚“颇聪明，识道理”，他在潮州这偏僻地方，“远地无可与语者”，而且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韩愈看重的，是大颠的才学，能跟他在思想上进行等量级的、无障碍的交流，至于分别时送了几件衣服，更是人之常情，“非崇信其法”。
而事实上，韩愈一生中交往过的僧人，包括大颠在内共十多位，连他的得意弟子贾岛，原本也是一个僧人。不过这些僧人都不是单纯的僧人，他们全都是通诗书、解吟咏、晓音律、善博弈、能饮酒的“才僧”，品行高洁，正如韩愈所说的“其行异，其情同，君子与其进可也”（《送浮屠令纵西游序》），韩愈正是出于对他们的赏识和敬重，才有了“举杯畅饮，谈诗论文，脱略形迹”的交往。
另一方面，大颠是佛教禅宗的传人，而禅宗本身就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的产物，禅宗的教义已经与儒家的传统思维有了相通之处。大颠在潮州时，就提出“农禅并重”的修持方式，提倡僧侣要自食其力，一面事佛，一面劳动，一日不作便一日不食，这和当时其他寺院广占良田、逃避赋税、不劳而获的风气是完全不同的。
韩愈的反佛，更多是从政治观点出发。对于佛教的哲学思想，韩愈并非一无所取。由此看来，韩愈辟佛，辟的是“形式主义”的“假佛”，韩愈爱僧，爱的是“行异情同”的真僧，“辟佛”和“爱僧”之间，其实也不矛盾。
开宗者韩愈：转旧为新，始终伴随着争议
公元821年，镇州发生了兵变，54岁的韩愈受命，孤身前往宣慰叛军，成功说服叛将，平息兵变。三年后，57岁的韩愈身体每况愈下，当年十二月，他在长安的家中去世。次年，韩愈的灵柩被运回河阳老家，现在的河南孟州，那个他在三岁之前生活的故乡。
苏东坡给了韩愈一个无上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但世人对韩愈的争议从未休止。
当时韩愈的身边就有异议者，比如一位山东好汉刘叉。
刘叉，名字就透出一股草莽之气，事实上人也是如此。元朝辛文房编写的《唐才子传》中写到刘叉尚义行侠，“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后来“改志从学”，竟然写得一手好诗，韩愈在洛阳担任国子监博士期间，招徕天下士子，刘叉献上两首诗，深得韩愈喜欢。但是，刘叉对韩愈的一些行为颇有微词，特别是韩愈常替人写墓志铭来赚取润笔，刘叉就很不赞同，在又一次和韩愈发生争执后，他拂袖而去，临走还顺手拿走了韩愈“金数斤”，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虽然惹了很多争议，但诚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言，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转旧为新，本质就是变革，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其实都伴随着争议。综括韩愈的一生，他都在以一个儒者的襟怀器识，践行着用世的抱负，虽有太多争议，但终不掩其宗师本色。比如：他倡导积极入仕，改变魏晋以来的知识分子的隐居风气。他倡导古文运动，改变华而不实的骈文之风。他开创了韩孟诗派，身边聚拢了张籍、孟郊、皇甫湜、贾岛、李贺等大批学子，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理论，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诗歌主张，虽有争议，但客观上大大活跃了中唐诗坛。再有，他提出的“以文入诗”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北宋诗人的创作风格，清人叶燮评论说：“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