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4辑《蓟镇之枢三屯营》（王书珍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作者：韩怀诚

三屯营古城图

坐落于河北省迁西县城西北13公里处的三屯营，是个广袤不足十里，丁口不敷万计的乡镇。然而，在历史上却是个史志有记，诗家有吟的地方。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前后180余年，它以蓟镇治的资格，成为"东回地轴山河固，西拥天关宫阙尊"的北方重镇之一，是"虎观云流第一枢"、"九关鱼钥控雄图"的军事指挥中心。翻阅刀光剑影的明代战史，勘检斑斑剥剥的断碣残碑，仿佛又出现披甲负戈的戍士，裹风飘动的牙旗，杀气凝尘的呐喊，夜伴风声的鼓笳。

三屯营的身世

三屯营之称"三屯营"，始于它成为明军“三百户屯地”。对"三百户屯地"这句话，向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三百"作为数词，说三屯营这个地方有军屯户300个；另一种理解是把"百户"作为专用名词，说三屯营这个地方有3个百户官在这里组织屯田。明代军制最高指挥机关是五军都督府，下设都司、卫、所。所设千户所、百户所。百户所管辖112人。据戚继光的好友郭造卿《卢龙塞略》记载：明景泰四年（1453年），蓟镇总兵宗胜派高名、程兴、史允三员百户屯田于此，故名三屯营。因此，第二种理解应该是确切的。但这时，明朝开国已有80余年的历史了。而在此之前，这里即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称大王庄。

大王庄起建于哪朝哪代，形成村落的来龙去脉，今天已无从查考。即便一直被地方史志的研究者们奉为圭臬的《永平府志》《迁安县志》，也都是从它成为明军三百户屯地说起。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今京津地区自五代后晋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之后，这一带就成了一片厮杀不断的战场，宋辽对峙、辽金大战、蒙金交兵、明灭元而统一的战争长达数百年。在这一时期，这一带的人口流动、聚落变迁是大量而急剧的。如三屯营属迁安县，辽代为安喜县，就是由定州安喜的俘户安置于此而得名的。金代把东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大批迁入内地，更是"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大金国志》）。明建国后，先是把长城外宣化至辽阳一带的居民迁入长城内，安置于北京附近州县，一年就有5万余户29万余人。接着，为加强边防，发展北京一带的经济，永乐（1403年）以后又向京畿地区大量移民。在这些移民中，有来自山西、山东的平民，有来自江南九省的富商大户，有迁发屯作的囚犯，有就地落户的戍边军卒，但更多的还是屯田开发的民户和军户。

大王庄村落的形成，可能就始于迁民屯田。因为这里有山，有水，更有垦之不尽的漫漫荒原，而且土质肥沃。尤其从后来明军将其作为"三百户屯地"这一史实来看，这种说法是有它一定根据的。这里东有青龙山，西有鹿儿岭（又称西岭），南有景忠山，北有玄武山。这些山的名称尽管是后来才有的，但山峦亘古即有，名不虚传。而在这群山环抱的原野上，一道由数条溪水汇成的恒河(又作横河)，日夜不息地向东南流淌，注入滦河。大片的荒野可以垦种，而昼夜不舍的河流又可提供灌溉之利，这里当然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有人说，他们也可能从事捕捞，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因为这条大河可以为他们提供捕之不尽的鱼蟹。

与之接近的还有一种猜想，认为最先聚居在这里的可能是一些能与猛虎搏斗的猎人，因为这里曾是丛林茂密、虎豹栖居的良所，聚居在这里的游牧部落的勇士们，可以利用这片沃土过着可农耕可狩猎的生活。最能证明这里有猎物可狩的一点是，直至清代这里还是皇家狩猎的天堂。民间传说，顺治帝曾在三屯营西面的西岭猎获一只野鹿，故此西岭又称鹿儿岭。但有史记载的是，康熙皇帝一生曾11次来滦河东岸狩猎，并在今九山（三屯营东北20公里）猎获过5只老虎，故此至今仍有五虎山之地名。甚至到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的深山密林中还能见到花斑豹出没的身影。

1368年，朱元璋攻取大都（今北京），把统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驱出长城。元顺帝退出长城后滞留于近塞地区，屯上都（今正兰旗附近），仍称元帝，史称北元。此时，其统治机构还完整存在，分布在长城内外的残余兵力号称百万，并企图依靠这些力量整复故都。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对北元的存在深以为患。从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1369—1396年），朱元璋曾先后8次派重兵征伐漠北。

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做了皇帝以后，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1410—1424年），又先后5次御驾亲征，并死在了返回的路上。在明军强大的武装攻击之下，北元内部发生分裂，长期互相拼杀，几代元主及拥立的太子都被部下杀死，部众离散，连帝号纪年都遗忘了。经过长期的征伐和部落征战之后，蒙古形成瓦剌、鞑靼两大部落。瓦剌居西称西蒙古，鞑靼居东称东蒙古。

由于他们被驱回漠北之后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许多生活必需品仰给于塞内，有的部落和明政府保持着互市贸易和朝贡隶属关系，有的则不满足于这种关系，常常利用他们擅长骑射的优势对内地实施侵扰。明廷则采取支弱抑强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忽而抑制鞑靼安抚瓦剌，忽而又抑制瓦剌安抚鞑靼，利用他们政治上的弱点促其内部分裂。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并不是总能奏效的，不仅如此，蒙古人还常常以明政府反复无常为借口，动辄兴师动武。因此，北方的边患一直未除，明政府的戍防重点也一直在北方。

明代北方形势图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安定北部边防，朱元璋在世时曾命大将军徐达于山西、北平练兵，以北平为中心设防，并按淮安侯华云龙的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先是在北平、辽东、大同设都司，继而又在大宁（今内蒙宁城）设北平都司及营州五屯卫（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领东北地区25卫；在今内蒙南部，河北东北部，长城以外，设21卫；在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筑受降城及沿边城堡，同时分封九子于边塞，直接控制沿边卫所。

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更加重视北方的边防建设，修复了若干地段低矮简陋的边墙，并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先后设立了9座军镇，分地守御。首先设立了辽东（初驻辽阳，后移北镇）、宣府（驻宣化）、大同、延绥（驻绥德）4镇；原太原总兵驻在偏关，三边制府总兵驻在固原，也称2镇；相继又设立了宁夏（驻银川）、甘肃（驻张掖）、蓟州（后驻三屯营）3镇。以上诸镇合称"九镇"，又称"九边"。东北以辽东为中心，领外围卫所扼守关东；中部以北京为中心，外设金宁、大宁、开平、万全、宣府、保安、东胜等卫以保护北京；西自山西经陕北、宁夏达甘肃，控制西北三大地段。9座重镇，卫所棋布，城堡罗列，形成了一条面向北方的防御线。

但无论如何，即便在明朝开国后的80余年，大王庄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如果没有兵灾匪燹，这里松涛鸟啭、鸡鸣犬吠的静谧与祥和，或许可以让人们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

然而，自从村北10公里的狮子峪（今旧营）成为蓟州镇府所在地以后，这个小村便失去了以往的平静，来来往往的官员，成群结队的士兵，经常由此路过，附近突然出现了许多以"店"为名的村落。更让人感到新奇的是，村西3里还出现了一条贡道。当时，经由这条贡道的主要是塞外兀良哈三卫的少数民族。兀良哈，又称斡朗改或兀良合。辽、金至元初，用以泛指东起黑龙江，西至额尔齐斯河森林地带从事狩猎的住民。元中叶以后，部分住民移居朵颜山地区。到了明代，以其地置朵颜卫。因与福余、泰宁两卫毗连，合称为朵颜三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明朝开国不久，兀良哈三卫的少数民族即归附明朝，对明朝中央政府纳贡称臣。他们每次入晋朝贡，都要从北30公里的喜峰口入关，经过这条贡道迤逦西去。

这条贡道的出现，为这个以往安静得有些沉寂的村落平添了一道风景。贡使团队车辘辘，马萧萧，动辄绵延数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场面是如何的新奇，可想而知。因此，每当有贡使团队经过，他们总要远远地眺望一番，直望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山口的那一边为止。但是，它在给这个村落的居民带来新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这些贡使常常以入贡时"索赏不得"为借口，在返回途中大肆骚扰。他们抢男夺女，劫掠牲畜财物，搞得这里鸡犬不宁。此类情形，常见于明史记载中。

这种长时间的沉寂与短暂的扰攘，大约持续到15世纪中叶。自此以后，一个担当历史重任的机会，正悄悄地向它走来。

明长城示意图

九边第一重镇

在明初设立的九边重镇中，蓟镇乃为第一重镇。它的防戍范围东起山海关，向西经抚宁、卢龙、迁安、遵化、蓟州、平谷、顺义、密云、昌平等州县境内的关口，到达居庸关南部的镇边城，绵延2000余里。重要关隘有：今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抚宁境内的九门口、界岭口，卢龙境内的桃林口、刘家口，迁安境内的冷口，迁西境内的青山口、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龙井关，遵化境内的洪山口、马兰关，蓟县境内的黄崖关，平谷境内的将军关，密云境内的墙子路、古北口，昌平境内的黄花镇，延庆境内的八达岭、居庸关等。

关于蓟镇西部边界及所辖关隘，史志及有关书刊说法不尽一致，主要有西至四海冶、石塘岭、镇边城、居庸关等几种说法。其原因有二：

一是表述角度不同。如石塘岭和四海冶之说，石塘岭是蓟镇最西部的关隘，再往西便是宣府镇的东边关口四海冶了。长城在四海冶向内外分成两股：外走向的称外长城，又称外边，经独石口、张家口、大同到达内蒙的清水河，向宁夏、甘肃走去；内长城从四海冶向西南，经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入山西，经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到清水河，与外边相接。处在长城内外岔路口上的四海冶，虽只是个配备马营哨瞭的小关口，但它既是宣府的东南咽喉，又是蓟、宣两镇边防的衔接之处。从防边相接来说，蓟镇西边至四海冶是对的；以蓟镇防区西端关口为界点来说，西至石塘岭也有道理。

二是昌平镇的增设。初设9镇，没有昌平镇，后来为加强京师防御，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昌平镇管辖慕田峪以西向南至紫荆关这一段内边防御，设参将3人，分守黄花镇、居庸关、横岭城。真保镇管辖紫荆关、沿河口至娘子关这一段的内边防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议准，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居庸关南），2140里，分为十路。前七路为蓟镇旧属，第八到第十路为黄花镇、居庸关、镇边城。这样，昌平镇的防御区段俱并入蓟镇。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以左都督总理蓟辽昌保练兵事务，节制四镇，兼蓟镇总兵官，又把十路分为十二路。这样，蓟镇西部边界至镇边城也是正确的。至于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记》中说"左山海，右居庸"，是说明蓟镇的重要。左控山海雄关，西扼居庸要塞，并非具体表述镇防边界。即使是表述镇防边界也可以，因为镇边城属于居庸关的防御体系。

蓟州镇在沿边9镇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一次，嘉靖皇帝向兵部尚书杨博流露忧边之情，杨博说："今九边蓟镇为重，请敕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

蓟镇之重，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包围着京城，号称京师西大门的居庸关距京城只有50余公里，有京城铁门之称的古北口距京城也只有百余公里。蓟镇有险则京城震悚，蓟镇稳固则京城无虞。特别是永乐初撤销塞外的大宁卫以后，更增加了蓟镇的防卫负担。本来大宁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其范围包括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河北东北部。明初设大宁卫，大宁附近有兀良哈三卫。 三卫处在鞑靼与瓦剌之间，与明政府关系向背无常。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曾从兀良哈三卫选精骑三千南下参战，甚有功劳。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封三卫的封建主以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职，把大宁及三卫地区送给了兀良哈。北方的军防重地大宁丢掉以后，开平卫（今多伦）孤存塞外，无法拒守，宣德年间不得不移卫于独石口，与开平策应的兴和（今张北）也不得不随后舍其防戍，原在大宁地区构筑的城堡全部废弃。这样一来，原在辽东与宣府二镇之间形成的相互声援之势，也就被彻底割断了。京东、京北失去了大片缓冲地带，蒙古各部逼到近边，蓟镇所有关口都成了前沿。正像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记》中所说的那样，"国初捐大宁藩，封畀兀良哈为属夷，赖障辅郡，莫重蓟镇"。

蓟镇地区由塞外越边而入的河流甚多，形成的关隘也十分密集。在2000华里的防线上，大小隘口190余处，重要的关隘也有40余处。历来兵家必争的险关要塞至少有：东部的山海关，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西部的古北口、居庸关。

整个明朝200多年，北边烽警年年皆有，尤其是北撤大宁弃开平，西弃哈密丢河套之后，几无安枕之日。在此期间，光是危及明政权命运的重大事变就不下6次。一是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在宣府境内的"土木之变"。明军50万大军覆没，英宗皇帝当了俘虏。紧接着，瓦剌部首领也先又挟持英宗进攻北京，发生了"京城保卫战"，明政权几乎倾覆。二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在古北口的"庚戊之变"。鞑靼部酋俺答率军进攻大同，大同总兵仇鸾暗中贿赂，求他转攻别镇。于是，俺答转攻古北口，一面佯攻，牵制守军兵力，一面从西侧的黄榆沟毁边墙偷袭而入。古北口失，俺答乘势破蓟州，克怀柔，取昌平，下通州，纵兵四掠，直逼京师城下。明廷震惊，戒严守城，急令各镇驰援京师。俺答饱掠8日，才由古北口退出。三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的潘家口之战。鞑靼部首领锡林阿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攻蓟镇东部的义院口和冷口。待蓟辽总督王忬调兵东进，鞑靼兵又趁中部守军势弱，集中兵力攻破了潘家口，渡过滦阳直抵三屯营，继而西掠遵化、丰润、玉田、蓟州等地。待东援部队西顾时，鞑靼兵又向东攻下迁安等地，饱掠以后才由潘家口退出。此次入侵极大地震动了明廷。四是崇祯二年（1629年）的洪山口之战。后金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兵败后，接着又攻打蓟镇的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陷遵化，继续西进下三河、通州，直逼京师城下，攻打德胜门、广渠门、芦沟桥、永定门，京师危机。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下北京，皇太极认为明军还有实力，时机尚未成熟，遂挥师东进，陷香河、迁安、滦州、永平四城，从冷口退出长城。五是崇祯九年（1636年）的昌平之战。4月，皇太极10万大军破独石口，入居庸关，直奔昌平，遍蹂京畿，掠良乡、顺义、清河、怀柔、宝坻、房山、涿州、永清等城，9月从冷口退出。六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清兵入关。明守将吴三桂大开山海关城门，引领清兵直下京城，明朝灭亡。上述几次重大事变和重要战争，除"土木之变"外，全都发生在蓟镇。可见蓟镇之戍牵动全局。

蓟镇之重，上下共识，官兵员额、马匹数量皆居9镇之首。蓟镇旧设总兵官1人，协守副总兵3人，参将12人，游击将军6人，游击10人，守备、坐营官各8人，中军官1人，提调26人。此外，山东、河南二镇还配备领蓟镇都司4人，定期率本地士卒到蓟镇戍边。蓟镇官兵员额，永乐时期初定为85006人（包括蓟州、永平、昌平、密云），到万历初实有数增加到124206人（其中蓟州31658人，永平39940人，昌平19039人，密云33569人），比初定增加了45%。而其他八镇（辽、宣、大、太、延、固、宁、甘）初定777588人，到万历初实有数减到521705人，减少了23.9%。马匹，蓟镇初定21830匹，万历初增至40222匹，增加了84.2%，而其他8镇除山西外，全部有所减少。

从桃林口到狮子峪

明建国于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建元洪武，定都南京，直到同年8月大将军徐达率军攻下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顺帝逃出长城，明改大都为北平府。为加强对北平的保护，朱元璋"命徐达置燕山六卫"（谈迁《国榷》）。这6卫是：大兴左、右卫，燕山左、右卫，永清左、右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增至16卫1所，永乐年间又增至40个卫12个千户所，分设在京畿地区。京东建镇设帅，是从永乐初年开始的，"初镇桃林口，移于狮子峪，天顺又移三屯营"（戚继光《重修三屯营城记》）。就是说，桃林口和狮子峪是蓟镇在三屯营之前的另外两个治所。但它们作治所的时间都不长。

桃林口，位于今河北卢龙县境内，它只经历了张信、陈志、陈敬3任总兵。据郭造卿《卢龙塞略》载，陈敬一上任就开始在狮子峪建城。而移镇狮子峪的具体时间，应在永乐十年（1412年）之前。这就是说，桃林口作蓟镇治所的时间不足10年。

狮子峪，亦称峙子峪，今称旧营，位于迁西县三屯营城西北10公里。当年的镇城，至今仍有断断续续的残垣和零零星星的残迹，教军场、旗纛庙、南关等旧关城的名称也被保存了下来。它经历的总兵，包括陈敬在内也只有6人，其余5人分别是陈景先、王彧、孙继先、宗胜、胡镛。胡镛于天顺二年（1458年）即移镇三屯营。这样算来，狮子峪作蓟镇治所的时间也只有45年左右。

两地作为蓟镇治所的时间，合起来超过半个世纪，光阴不为短促。但自永乐初设镇建帅，至明朝灭亡，蓟镇前后应有240余年的历史，尤其对比三屯营186年的镇治资格，二者的时间显然又太短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大体上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边防形势发生了变化，布防格局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二是由于桃林口和狮子峪在相关条件上的先天不足，不适于作为全镇的指挥中心。

而在这两种可能当中，后一种情况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桃林口，位于永平之北，东接辽东镇，也是长城的一处重要关口，但毕竟距京城较远，冷口、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险地俱在其西，作为全镇的指挥中心明显位失于偏。特别是北撤大宁弃开平，蒙古各部逼到近边之后，它又无可选择地成了最前沿。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中心，地处前沿，没有纵深布防的余地，从来是兵家大忌。移镇狮子峪，虽然没有坐落失偏、地处前沿的弊病，但它地域狭窄，且于丛山之中，不能屯重兵以御敌。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选择。

蓟镇治所在桃林口和狮子峪游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明天顺二年（1458年）移到了三屯营。在正式移镇三屯营前，明景泰四年（1453年），这里已建立了三个百户所而成为军屯基地。这一年，距胡镛移镇只有5年的时间。由于它是三屯营历史上非同小可的事件，且记载得毫不含糊，所以许多人即以为寂寞的大王庄变得热闹和喧嚣起来，是从1453年开始。其实，有记载表明在此11 年前，即明朝正统七年（1442年）左右，这里已有驻军存在了。民国二十年《迁安县志·舆地志·记事篇》载：

英宗正统七年秋九月丁卯，蓟永总兵王彧，言兀良哈二卫假射猎犯边，乞剿之，不许。都指挥同知宗胜充右参将，协守蓟州、永平、山海（按，此后凡协守蓟、永、山海及镇守蓟、永、山海者，皆驻三屯营）

在这段记载中，最能证明前面所做推论的，就是后面的这句"按"。尽管有些费解，但不外乎两种解释：一种是，从这时起，蓟镇总兵官仍驻狮子峪，而协守的右参将宗胜驻到了三屯营；一种是，从宗胜的下一任开始才驻三屯营。但两种解释却能让我们得出同一个结论：至少从明正统七年（1442年）以后，蓟镇的首脑们已察觉到了狮子峪作为镇府驻地的不适，并早在胡镛移镇三屯营前，就做了包括派遣驻军、组织屯田、建设镇城在内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之所以如此慎重缓行，或许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前两次驻地选择上的教训。

胡镛移镇三屯营

天顺二年（1458年），永平卫人胡镛继宗胜之后成为蓟镇的第7任总兵。在任4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蓟镇治所从狮子峪迁到了三屯营，从而开创了三屯营186年的镇治基业。

三屯营之所以成为"三选而定"的镇治，有其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多方面原因。《重修三屯营城记》在表述三屯营城的地理位置时说："去喜峰二舍矣。……左山海，右居庸，而绾毂其中，以要贡路示重"。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屯营没有桃林口、狮子峪那些弊病，而有自己的诸多优势。

其一，距喜峰二舍。一舍30里，只有60里。可说是地近边关而不临前沿。作为军事指挥中心，近边则无鞭长莫及之弊，不临前沿则有战略回旋余地。在长城诸要塞中，喜峰口、潘家口离三屯营最近，陆路水路皆可直达，且一直是蓟镇最重要的地方。天顺年间，顺天巡抚邓汉遍察蓟镇之后向英宗皇帝奏言："蓟镇十二路，各关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又当贡使出入之路，则喜峰、潘家口为最。"

其二，有广阔的屯地。明代的屯田管理制度，民屯由地方管理，军屯由卫所管理。其基层生产组织是屯田百户所，之上为屯田千户所，统属于卫指挥使。三屯营是3个百户所的营地。百户所为112人，千户所为1020人，卫的规模为5600人。按当时的规定，边防地区的卫兵，平时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有敌则战，敌去则耕。每个屯兵拨给土地或开垦荒地20至100亩。这就是说，三屯营当时至少要有万亩之多的军屯土地。这一点，是狮子峪所不具备的。

其三，地处全镇中心。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屯营南倚大海汹涛，北扼沿边关隘，东挈山海雄关，西持居庸要塞，左右所控关隘大体相等，而镇府绾毂其中，便于统驭全镇，是桃林口所不能相比的。

其四，扼控贡路。纳贡和赏赐，既是明代中央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流方式。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人物通过纳贡向中央政权靠拢，同时又可以得到与贡物相应或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在正常情况下，各民族常常派出庞大的贡使团队，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商业贸易队伍。关系紧张时，有的部落常以进贡索赐为借口破关侵扰。喜峰口就是口外兀良哈三卫入贡的必经之路。三屯营有直达贡路的大道。

其五，交通方便。由京城向东，经通州、蓟州、遵化、迁安、永平、临抚，至山海关的大路，由三屯营穿过。而三屯营军教场西侧又有滦阳驿站。南北方向，可至丰润各屯田基地、储仓以及沿海，水路顺滦河可至迁安、滦州、昌黎、乐亭诸县达海边，溯滦河可至潘家口，沿洒河、黑河可溯龙井关、柞子庵关及汉儿庄车营。东部，沿汇入滦河的东西清河可溯城子岭关、大岭口，溯长河可达董家口，溯冷口河可达冷口，沿青龙河可达永平府、桃林营和桃林口关。西部，蓟州及昌平州范围内的河流，如遵化鲇鱼关的汤河、黄崖关的沟河、黑峪关的塔河、古北口的潮河等，也都与三屯营西通的大路相交。

古代山区的交通，多是沿河道而通。著名的古塞道卢龙塞、兰径、青径皆与三屯相通。

海运是既经济又有效的运输手段。沿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仅靠屯田是不能保证的。明后期屯田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更不得不依赖于南方及内地。滦河口、九河入海口，皆为蓟地泊口。为与内地漕运衔接，天顺年间大开直沽河，成化年间疏浚蓟州沽河，同年又发蓟东之民疏浚鸦洪桥河道，建造丰润海运粮储大仓。嘉靖年间，又疏通还乡河道，南来粮食可直达今迁西境内。永乐八年（1410年），抚宁县张甫通、迁安县何彬二位老人，因督运粮船到清水源有功，明廷授给他们本县县丞官职。可见当时水运对沿边供给的重要性。

其六，经济相对比较繁荣。明朝开国以后，多次向京东大量移民、移军、迁徙罪犯，大兴屯田。屯田制的推行，不仅促进了农业，也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为垦种需要农具，戍边需要武器。三屯营西30公里的遵化，早在明初就有全国最大的手工业冶铁厂。该厂初建沙坡峪，后移松棚谷，正统年间迁至白冶庄（今铁厂）。仅此一地即有烧炭匠人71户，产木炭14万斤，淘沙匠人63户，产铁沙447石，铸铁匠人60户，另有附近州县民夫683名，军夫462名，顺天、永平二府轮班匠夫630名。有资料显示，该厂自永乐元年（1403年）始建，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才停冶，直接从事冶铁劳动的人数达到2590人。宣德元年（1426年）产铁20万斤，正德年间达到49万斤。冶铁的柴炭取之于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的山场，矿石也均采自附近州县。《万历会典》关于冶铁的记载说："夏月采石，秋月淘沙，冬月开炉，春尽炉止，铁完解部。"冶铁业的兴盛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尽管如此，总兵胡镛在正式移镇三屯营前，还是做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工作。戚继光离开蓟镇9年之后，督运蓟镇主兵粮饷范阳王国翼曾撰写过一篇歌颂戚继光功绩的文章，题目为《重创三屯营北城台紫极宫记》，后又刻于碑石。碑文开头便说：

蓟东设镇建帅，僻在峙子峪。其后地狭兵微，虏辄阑入，势莫能支，天顺二年，总戎胡公镛始扩为三屯营城郭。

对这段文字，如果单从一个"扩"字理解，恐怕可以理解为原来就有一个营城，胡镛的贡献只是把它扩大了，但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因为碑文明明写着扩为三屯营"城郭"。幕署就是幕署，城郭就是城郭，它们之间无论在体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可以理解为把原有的规模可观的戍军营地和官员幕署扩建和改造成了一个城郭。所以，说胡镛是三屯营城的始建者，应该是言之有据的。特别是通过"既完，即城为台，即台为祠……肖像列楹，祀事聿始"这段接下来的文字，不仅可以进一步肯定他是三屯营城的始建者，还可以让人隐约感受到他初创三屯营城时的艰辛。

至于胡镛始建三屯营城的经过及相关细节，应该是有碑记的（据三屯营的许多长者说，早在镇府大堂被炸毁之前，院内曾碑刻如林），但目前限于所掌握的证据不足，还无法详细叙述。为弄清这个问题，一位地方史志的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胡镛始建的三屯营城为灰石结构，高2丈余，周3500丈，设东、西、南3门；北城台建真武阁，奉祀真武大帝；城南修建大面积兵营，城西建演武场，城内东南侧建总镇都督府。此外，还相继建造了参将署、游击廨、驿站和各种庙宇。

总之，从总兵胡镛始建并移镇三屯营城之后，明代凡镇守蓟镇的总兵官、协守副将、分守参将和守备、游击等官员皆驻三屯营。也正是从这时起，以三屯营为军事指挥中心的蓟镇很快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一跃而成为"九边之首"，并将此地位一直保持到明朝覆亡的最后一刻。

载于《永平府志》的三屯营城图

戚继光重修三屯营城

明隆庆三年（1569年），明廷"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从此戚继光便成了实权在握的蓟镇总兵。但这时，三屯营作为蓟镇治所已有110年的历史。历经百年风雨，营城早已残破不堪，南城墙已经坍塌，只留下一片荒芜，而且除总镇直属和协守的防军以外，没有卫所军，军防力量薄弱，民防也徒有其名；"三卫一所"设在遵化，距镇60里，镇府办理公文、调运粮饷，还要到遵化办理手续。这种局面，与"军事重镇"的地位极不相称。

尽管如此，戚继光履任之初并没有顾得上重修城池。《明史·戚继光传》载："自顺义受封，朝廷以八事课边臣：曰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因此，戚继光最先处理的两件急务就是"卒不服习"的蓟镇军伍和"岁修岁圮"的蓟镇边墙。待"三军日驯，二千里台隍顿成金汤之胜"以后，时间已过去了6年，帝号已由隆庆改为万历。

早在万历元年（1573年），忠义中卫即从遵化移到了三屯营。这个本来就破旧拥挤的小城，一下子又拥进来5000多名士兵，不用说兵营，光是官员幕署就又建起了十几处，营城变得更加拥挤起来。于是，戚继光找到总督刘应节、巡抚杨兆计议扩展城区，他的想法得到了刘杨二人的支持。万历二年（1575年），戚继光的请示得到了明廷的批准，当年秋天便开始了规划设计。万历三年（1576年），换上了杨兆为总督，王崇古为巡抚，辛应乾为兵备，他们也都十分支持扩城工程。

万历三年（1575年）三月，三屯营旧城改建工程正式动工。首先拆除南墙向外扩展，使城池比原来扩大了1倍，把原在城外的兵营全都包括了进来，当年入冬前便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城。第二年开春，又开始修缮北半部的旧城，也是当年冬季完工。修缮后的北城，像南部的新城一样。

重修的三屯营城为砖石结构，城墙高3丈，顶宽1丈5尺，城基宽4丈，周围7里。城有3个主门：南为景忠门（因前有景忠山），东为宾日门（迎接旭日之意），西为巩京门（巩护西面京师），俗称南门、大东门、大西门。各门还筑有重门，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为了百姓出入方便，又于东、西两个主门之北50米，分别建造了两个便门，俗称小东门、小西门。因有大小5门，故有人又称它为"五门庄"。此外尚有水关两处，城外之水可以流进，城内之水可以排出。城门上有谯楼（即望楼），华艳美观；北城台上建有紫极宫（即真武阁），双层楼阁，建筑尤为雄伟；城角上建有角楼5座，东西重门上建有楼台，沿城台又均匀布列了9座敌台。城中央有钟楼和鼓楼，雄伟壮观；�城南部建营房800余间，供城内士兵居住；三屯守备司、督府衙署、游击公署、副总兵公署及忠义卫指挥使司等，也都建在城内。城内官府民房合理布局，有东西横向大街两条，南北纵向大街两条，形成一个"井"字，镇府位居"井"字中央；大街小巷72条胡同纵横交织，将城内分割成很多小方块，就像围棋的棋盘，整齐而美观。

城外也是一片景然。东有草料场，纵横50丈，中义卫、遵化卫、兴州前屯卫（驻丰润）、开平中屯卫（驻滦州）的草束均于此地存贮。北有聚星堂，为东路将领居住之处。西有演武场，中有点将台，台后建旗纛庙，内祀旗神，外竖牙旗。每当晴空丽日，演武场上军旗飘扬，兵刃耀目，军令如山，喊声震云。

由于布局合理，构思巧妙，重修后的三屯营城构成了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精心设计的三道防御工事。其一，护城河。古代筑城，护城河是司空见惯的。但不同于别处的是，戚继光在引城北横河之水，环城开凿了宽7尺、深3丈的护城河之外，又在东门外开凿了长350丈、宽10丈、深7尺的震湖。此湖的开凿，虽说可为乡民和士卒提供游幸之便，但最主要的还是借以护卫城池。清人马恂《三屯营震湖考》说："观少保自记城工之文，于震湖特取同音而谐其声，意已微见乎辞矣。"其二，牛马墙。牛马墙虽然在宋代以前就有，墙上也留孔，但当时没有火器，对登墙之敌只能用冷兵器来抵挡，故主要是作为百姓避难之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戚继光做了很大的改进，他在牛马墙上设了许多箭孔，以备战时用佛狼机、鸟铳向外射击，临战之时再配以大量火器，于是就具有了很强的防御能力。其三，城墙。在高而厚的城墙上，戚继光除了为东、南、西三个大门加修了重门和楼台之外，还在北面的城台上建造了真武阁，在东西南三面的城台上布列了角楼和敌台。远远望去，楼宇连环，敌台林立，垛口参差，煞是威严。

对重修后的三屯营城，戚继光是这样描述的："又留旧南谯悬贡鼓，岑楼独悬景钟，跨通衢为重关，金革和鸣，达于四境。登而眺之，楼台署庙联以阛闠，绣错而翠飞，谓之锦城可也。"路过三屯营的贡使团队见此城时无不惊异，蓟镇三军也欢呼："壮哉，城也！足以卫众矣。"（见《重修三屯营城记》）面对重修后的三屯营新城，戚继光曾赋诗志喜：

受降新城壮三屯，

灯火遥连十万村。

障燧层峦春作塞，

风云大陆蓟为门。

东回地轴山河固，

西拥天关宫阙尊。

百二城边过质子，

千秋同戴汉家恩。

这次重修三屯营城，承担施工任务的主要是军队。据记载，城东由左营建，城西由右营建，城南由保河营建，城北由通津营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戚继光总是注意节省民力，从不愿意把任何一个工程搞成"扰民工程"。建设资金上他也总是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俭。他与张居正私交甚密，而这时的张居正是朝中首辅。张居正不仅是一个学识俱长的人，还是一个革除旧弊、为国理财的好手。正因如此，此时太仓谷物充实，国库金银成山。但戚继光并未以国库充实为由，借助张居正的关系，向朝廷提出过"增加预算"的请求。有资料显示，此次重修三屯营城仅开支库银6000两，其余全由富商赞助。

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的同时，还对城内城外的其他相关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修葺，如西城外的滦阳驿、旗纛庙、马永祠、关帝庙、忠烈庙等，这些工程不到3年全部完工。戚继光之后，其他将帅如明代的总兵官张臣、王保、尤继先、萧如薰、孙祖寿，清代的协镇王应龙、兰泗、殷腾龙、胡大猷等，也都对三屯营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和整理。三屯营古城之所以到清末还一直保存完好，这些人的精心呵护功不可没。但必须说明的是，无论后来的人如何修葺和整理，没人超越过戚继光，因为他不仅使该营城的规模扩展到了当时的最大限度，也使该营城整体布局达到了尽乎完美的程度。因此，戚继光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春至万历四年（1576年）冬的这次翻修和扩建，是三屯营古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举动。（潘秀华文）

重浚后的三屯营震湖印象图（张致嘉绘）

胡大猷重浚震湖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统治中国270余年的朱明王朝大厦倾覆。驻防山海关的明军守将吴三桂不从李自成的招抚，反致书多尔衮，引领清兵入关。一直觊觎朱明天下的满清王朝，此次竟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入主中原的夙愿。顺治帝福临在黄罗伞盖之下，大模大样地走进了紫禁城。恰在此时，历经70余任明代总兵的三屯营城，也迎来了满清的第一任总兵沈应麟。

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对蒙古征抚并用，对已归附的科尔沁等部落厚加恩赏，对未归附的部落大加征伐，蒙古很快成了清朝的联盟。入关后，顺治帝福临继续把争取蒙古各部上层人物，建立牢固的满蒙联盟，作为巩固北方屏藩的基本国策之一。康熙帝继位以后，进一步采取厚待蒙古贵族的措施，更增加了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从而起到了"长城有险不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的作用。

清朝对蒙古的联盟政策，使长城防御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自然没有必要大批陈兵，守把关塞，于是长城沿线的军镇也开始逐步缩减。清兵入关之初，三屯营还驻有总兵官，顺治四年（1647年）裁撤蓟镇总兵及中军、游击、旗鼓、守备，原镇所辖防地分别划给了山海关、密云两镇，汉儿庄副将移至三屯营，协理喜峰、太平二路。这样，三屯营就成了协镇，隶属于山海关管辖。顺治六年（1649年）裁撤蓟镇中营参将，只设左右二营，改属天津镇管辖；喜峰路参将、都司改为游击、守备；太平路参将、都司、千总全部裁撤；建昌路参将改为都司；桃林口、青山口、李家峪、擦崖子关、白羊峪、榆木岭、潘家口、龙井关等地的原守备均改为操守。康熙年间蓟协三屯营把总移至开平，雍正年间三屯营所辖各路、各关口逐渐裁员，道光年间三屯营协镇副将移到大沽口，喜峰口游击移驻三屯营。自此，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灭亡，三屯营就只有游击驻守了。

满清入关以后，三屯营的战略意义虽然日渐减弱，但它的巍峨城池却一直保存完好，一些清代守将不断对其进行了修葺和整理。清乾隆年间曾任三屯营副将的广东顺德人胡大猷就曾淘浚过震湖，并重修了号称震湖第一美景的宛在亭。

胡大猷上任的时候，戚继光已故去将近两个世纪，昔日美丽的震湖早已被泥沙淤漫、荒草掩没，只留下一片荒凉。一日，胡大猷出城游览，见"荒烟蔓草中萧然一亭"，"砌石堆山，东西横倒"，顿时触景伤怀。他想，戚继光在军务繁忙之际尚能修建湖池亭台，为军民创造游览休闲之所，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前人的良法美意，保护好他们留下来的遗产呢？于是，他找到本城绅商，共商重修之事，并率先捐出了自己的薪俸，绅商各界纷纷响应。费用筹足之后，又立即择人董管，在原址开始了震湖的恢复工程。秋八月，园林建成，全城百姓非常高兴。尤其那座宛在亭，当它依原样婷伫于粼粼清波之上的时候，乡民们都说："不见戚公见斯亭，如见召伯之甘棠焉！"

这次重修宛在亭，胡大猷至少有两个发现：一是在出城游览时，遍觅遗迹，得"本协殷公之重修碑记"于泥土中，并通过拭其垢阅其文，得知此地当年有曲水，有疏林，有荷池，而且既叫"重修碑记"，则说明当年"本协殷公"也曾淘浚过震湖。殷公，即殷腾龙，山西榆林人，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04——1707年）任三屯营副将，后升任云南总兵，早胡大猷之任半个世纪。这一发现，使这位继任者大受触动。二是在淘浚震湖时，掘地尺余，得"卧碑一通"。通过研究上面勒刻的文字，得知此碑的立石人正是震湖的开创者戚继光。200年前的旧物突现眼前，让他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之感，仿佛那位廉俭爱民的楷模就站在面前。因之，胡大猷对这块碑石以及它上面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碑文曰：

松竹双青，琴鹤自随。比物砥行，为弦为韦。 时式先哲，如蓍如龟。俨上帝之临汝，恒虩虩而若雷。夜气勿梏，人心勿危。庶几哉，体受而全归。

这段文字译成现代汉语即是："青松青竹，高风亮节；琴声高雅，鹤舞自然相随。比照事物，磨砺自己；以弓弦之张克服性缓，以韦皮之柔抑制性急。时代的楷模，古代的先哲，如艾蓍般可信且可以为师。好像上帝降临到身边，警告之声犹如响雷。不要被利欲熏心，不要被艰难恐惧。只有这样，才可将清白之身还给父母，实现全受而全归。"因为碑文所表达的出世独立的志向与他所欲追求的境界极为相契，所以在撰写《重修宛在亭记》时，他又以"辞旨渊奥"为由将其附在了文后。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叫兰泗的人曾重修过三屯营镇府。兰泗，陕西人，最高职位曾升到湖广总兵，康熙十三至十八年（1674～1679年）任三屯营副将。再次重修三屯营镇府时，戚继光已故去近一个世纪。此事见于他留下的一通碑文，可惜字迹早已漫幻不清，只有"重建三屯营镇府记"和"副总兵"、"兰泗"等字样尚可辨认，且碑文又刻于明代顺天巡抚杨兆七言律诗碑（以下简称"金明杨兆碑"）之后。起初，这一发现让当地的文管人员大惑不解。后经查考得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办法就是把前朝人的碑文抹去，磨平后换上自己的文字。这种情况的发生，多数时候是因为难于找到一块同样的石碑，或者根本不想再找新的石料。前几年报刊登载的北京"大清门"碑的背后原有"大明门"，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连帝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兰泗的《重建三屯营镇府记》也定是如法炮制，只是他没有把杨兆的七言诗也抹去，就算手下留情了。

但无论如何它能够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兰泗曾重修过三屯营镇府，而且既叫做"重修"，举动规模也不会太小，只是因为碑文字迹残缺，重修的细节已无法详考。

胡大猷、兰泗以及胡大猷在《重修宛在亭记》中提到的"本协殷公"，使我们联想到：还有谁修葺过三屯营城，在整个清代260余年，会不会有一份长长的保护古城的名单。

景忠山的初期繁盛

三屯营城南1.5公里处的景忠山，在河北京东一带是颇有些名气了。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十月十五，不用说附近的乡民，光是四方慕名而来的远道香客，动辄即有数万之众。届时，山下人声鼎沸，山上接踵摩肩，山顶碧霞元君殿前的大香炉里，升腾的紫烟更是直达九霄。据说早从蓟镇治所移至三屯营时起，它就被作为镇治一景，受到了蓟镇将领们的格外垂青。

然而，说起景忠山，许多人还是愿意把清朝的几位皇帝当作引子。尤其是顺治帝福临，他既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又是诸皇帝中第一个登上景忠山的，并在山顶之上亲自晤见了洞中苦修9年的高僧别山禅师，后又将其请入宫中讲禅说法，在全国开了诏请高僧入京供养之先河。为此有人就说，景忠山香火之盛，源自顺治帝福临。其实，顺治帝的驾临只是使此山的名气更大，香客更多，碧霞元君殿的香火更旺了而已，但他并不是景忠山兴旺的造就者。山上的三忠祠、碧霞元君殿的存在，早于顺治皇帝一个多世纪。

碧霞元君殿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发起者是当时的蓟镇总兵马永。在马永建碧霞元君殿之前，山上还有一个祭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的三忠祠。《迁安县志》说"旧有三忠祠"。旧到什么程度？肯定不是明代之前。因为自从五代末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大宋"就再没统治过蓟州，金元两代不可能把抗金英雄岳飞、抗元英雄文天祥奉为祭祀对象，只有到了明朝才有这种可能。虽然祠宇规模不甚宏大，只有3间，尸位也只是3个木牌，但其教军育民的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如此，明代还取《诗经·小雅·车辖》中"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之义，将此山的旧名"阴山"改成了"景忠山"，引导人们景仰、效仿"三忠"的高尚德操。

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上，堪称"忠"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为什么在三忠祠里抗金抗元的英雄就占两位呢？不难想象，明太祖把元顺帝驱逐到漠北，统一华夏之后，战略重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防止"北元"的复辟，而蓟镇恰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其意义之重大，政治倾向之明显，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以推断，三忠祠的建立也是在明天顺年间蓟州镇府迁至三屯营前后。一个有力的明证是，在明代，景忠山上的大部分建筑物几乎都与蓟镇戍边将领有关。

景忠山上规模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碧霞元君殿。一个镇守一方的将领，为什么将一个道家女神的殿堂建得如此辉煌壮丽呢？主要原因是，明永乐以后，道教大为走俏。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打到南京，逼死建文帝，夺取皇位，灭了方孝儒10族800多人，恐南方各省不服，便假托自己是真武大帝转世，在各地大造宫殿，道教的身价也陡然腾起。到了嘉靖皇帝，崇道之风更加升温。嘉靖皇帝本人终生对道教笃信不已，号称"道君皇帝"。而碧霞元君，又是道家的大神。《道经》上说："男为真人，女为元君"；《玉女传》说："泰山之女，又称天仙玉女"。因此，真武大帝、碧霞元君，还有一个关圣帝君，在北方的民俗中就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三个偶像的祠庙宫殿，几乎各地都有，并且都很辉煌。蓟镇旧址狮子峪，就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起来一座，规模虽不甚大，但规制却与景忠山上的殿宇别无二致，也有三忠四帅殿。但在诸多此类庙宇中，景忠山的碧霞元君殿却始终卓然超群，不同凡响，且一直以其出奇的"灵应"声名远播。明代驻三屯营的总兵尤继先，在其为狮子峪的碧霞元君庙撰写的碑文中就曾以这样的话作开头："碧霞祠宇遍天下，灵应如响，而景忠山香火尤称赫赫，不可尚已。"

为了保持和扩大景忠山的繁盛，马永之后的继任者们是做了很大投入的。马永初创碧霞元君殿时，宫址南面只开出了很窄的一块台基，没有任何保护性设施，而紧挨着的就是一个大陡坡。香客上山之后，瞻仰礼拜不方便不说，人一多还经常出危险。尤继先上任后，"陟巅参神，见台基甚窄，非所以崇庙貌而肃观瞻"，于是"鸠工聚材，于巉岩处凿而平之，洼塌处倍而高之。东西拓开6丈，南北拓开2丈4尺，高6丈。周围建筑群墙。西南建纸炉影壁一座，子孙殿前建影墙一座，西窗毁坏则修饰之"。同时，还对三忠祠的地基做了进一步的加固和拓展。

在此之前，戚继光也曾带领将士们到景忠山拜谒过三忠祠，并撰写了《告景忠山三忠祠》一文。不久，又在三忠祠附近修建了祭奠蓟镇阵亡将士的死事祠（亦称忠烈庙），将阵亡将士的姓名、封号、籍贯等写在灵牌之上，分置于祠内，以志永垂。同时规定，每逢初一、十五，镇帅要带所属官兵参拜；每年春秋，镇帅要亲自祭酒，向诸位烈士奉献礼品。为此，戚继光还曾写有《祭景忠山忠烈庙文》（又称《景忠山死事祠奠文》）。戚继光南调广东，蓟镇之民无比怀念，又在景忠山上为他建造了生祠，竖立了去思碑。

到了明代后期，随着景忠山影响的日渐扩大，各方信士更是闻风而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出了不少笑话，什么人都想往山上挤，结果连太监都耐不住寂寞了，也忙不迭地在山上给自己立了生祠，而且基址就选在了碧霞元君殿的西侧，紧挨碧霞元君殿。这个太监祠造型美观，雄伟华丽，据说比碧霞元君殿都气派。崇祯八年（1635年）乙亥，一把大火从天而降，碧霞元君殿顷刻化为灰烬，但碧霞元君的金像却安然无恙。事后有人传扬，都是那个太监祠惹的祸，碧霞元君震怒了，才派火神焚毁了自己简陋的宫殿。碧霞元君殿"自焚事件"之有，确定无疑，因为记录下这桩奇案的正是在景忠山"对诏称旨"的别山禅师，他出家到景忠山的时间与此事的发生相隔不远，上下不会超过10年。

正所谓"否极泰来"。碧霞元君殿的这次"涅槃"，只是使自己更快地有了一次更生的机会。此时，大明王朝已是气数将尽，愈发幻想神灵的再次显现。一日，崇祯帝朱由检忽然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游览了景忠山碧霞神宫，见殿宇倾颓，不堪入目，于是第二天一早便拨发银两，选派得力内臣前往景忠山复建神宫。而此时，住持僧胜春同善士张天礼等已操劳奔波7年之久，大殿正在恢复，但配房和装饰等项尚迟迟没有着落，朝廷派下人来并带来了银两，当然不亚于雪中送炭。经过这次整修，景忠山不仅有了一个规模、体式更加宏阔的碧霞元君殿，还增建了配殿和山上山下的若干道牌坊。

云雾中的景忠山

天下名山的风姿

明王朝在一息尚存之际，曾做出过一个极利于景忠山发展的规定：四方香客的香火钱一律归山所有，每年的租赋收入全部留山。但因国难当头，烽警不断，战火绵绵，这一"优惠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为此，三屯营的一位总兵曾受到景忠山住持僧的严厉指责，因为他无视这项规定，宣布一切香火之资不准留山。"虽有大师阇黎之诮，但利欲迷人，曾未醒革"（见别山禅师《记录景忠山修建始末垂诫后祀碑》）。这位总兵，就是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任蓟镇总兵的孙祖寿。但稽其处世为人，却是耿介如石，忠心可鉴，无论自身，即便对子女也是千般叮咛，不得私受半分贿赂；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皇太极入犯，战死永定门。这样的将军，即使"克扣"了香火之资，难道还会中饱私囊么？故而，一直到明朝覆灭，景忠山的僧人也没打赢这场官司。

待战火熄灭，硝烟散去之后，三屯营城和景忠山一起归属了满清王朝。顺治五年（1648年），住持僧海寿亲赴京城，请求免除孙祖寿的规定。皇上诏令户部，两次颁发文告，将香税钱和土地收入全部留予本山，以备修葺庙祠和禅事活动，并另给僧田350亩，圣上钦定，记录在案。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福临驾幸景忠山，恰逢新雨初晴，晓山如画，欣喜之余，又赐银千两。就是在这次，别山禅师从苦修了9年的山洞中蹒跚而出，对诏称旨，妙语连珠的对白使顺治帝数为动容。此后，别山禅师应诏入京，晏坐椒园，景忠山也随之身价倍隆，名声雀起，四方信众更是纷至沓来，趋之若鹜。

到了清代，景忠山之所以更加繁盛，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政治上的重视程度不同。明代虽有"梦游神宫，朝发帑银"的善举，但没有一个皇帝曾经驾幸过景忠山。而清代，继顺治帝福临之后，康熙帝玄烨竟数次驾临。尤其说明问题的是，连选定太子这样的大事，顺治帝都要"远卜"于景忠山的碧霞元君。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支持力度不同。清代，除按例给赐田产帑银以及成规模的投资，有时还敕令工部直接参与景忠山的开发和建设。顺治九年（1672年），随《敕景忠山住持御旨》，赐银500两；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帝东游汤泉，以选定太子事，问卜于景忠山碧霞元君，又赐银1000两；顺治十七年（1660年），再次拨发库银2万两，供景忠山重修殿阁，并派僕臣李世昌前来董管。经过这次修整，景忠山的碧霞元君殿更加巍然雄阔，壮丽夺目，艳艳霞光之下一派辉煌。记录上述史实的，还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别山禅师。

康熙皇帝继位之后，对景忠山的关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这样做，一部分在于他对先皇的追念，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景忠山的那份特殊情感，因为继位两年前，他的先皇顺治皇帝，正是在这里通过问卜元君，才钦定了他的太子之位。因此，即位之初，他就有一篇追述先皇事迹、表达对诸神钦敬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又以满汉两种文字勒于碑石，竖立于景忠山之巅，碑名就叫《康熙御制景忠山碧霞元君庙碑文》。此后，康熙帝又数度登临， "天下名山"、"灵山秀色"、 "名山初步"以及"苦行"、"苦行古来"等，都是他数度来此朝山进香时留下的真迹。

至于对景忠山的资金支持，康熙皇帝更是从不迟疑，其中最大的一宗就发生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这一年，他陪同孝惠章太后东巡，路过景忠山，拜谒碧霞元君。见山路蜿蜒于陡崖之间，崎岖艰险，于是"刻命工部有司修整盘路"，以2米长、0.3米宽、0.24米厚的条石，砌台阶1800多级。从此，山脚至山顶8里之遥的崎岖山路变成了坦坦之途。尽管不如其父皇一次2万两白银让人"眩目"，但对朝山进香者来说，却绝对是"无量功德"。同是这次东巡，康熙和孝惠章太后还有两件赏赐，人称"御赐珍宝"：一件是金娘娘，重16斤4两，高1尺6分，附带珠冠1顶，重5两3钱。这尊金娘娘由景忠山僧人精心保存200多年，1935年却被盗匪抢走，下落不明。另一件是大藏经，1916部，4500多卷。它是我国历代佛典的精华，也是研究佛教思想的重要资料，可惜后来却遭到了严重损坏。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景忠山的庙宇殿堂又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修整，范围包括碧霞元君殿、牌坊、两司、后佛殿、三忠祠等。主持或参与其事的，有原蓟协三屯营副总兵官后升任天津镇总兵的答丰阿、驻三屯营协镇的10余名官员和景忠山的29个僧人。可惜，事后仅留下了一统正文只有370字的碑文，且只字未提与重修有关的事宜，致使本次整修的相关细节无从查考。但它能说明一个问题：清王朝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景忠山的开发和建设。

至于民间的信士们，是大可不必受朝代变化影响的。只要没有战火，有诚心去做，有钱能做，有时间容他做，随时都可以做出一些"功德"来。这也是景忠山的殿阁日趋华丽，庙祠日趋增多，山路日趋平坦，牌坊和茶棚越来越像模像样，以致整个景忠山的香火越来越旺盛的一个原因。

庙祠越多，影响越大，统治者的倡导，民间蜂拥，神乎其神的传说不胫而走。人们接受了这种现实，几乎把自己所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事迹都同碧霞元君挂上钩。清代丰润县闲居在家的一位官员，因为一场大病，本人忧虑，举家惶恐。结果，沉疴中梦见一个不相识的人给了他一个偏方，一用病就好了。事后"追思法语，缅想圣容，顿悟向之起死回生者，即此山娘娘也"（见《重塑景忠山正殿配殿碑》），于是亲诣宝殿，参拜焚香，并慨然出资招请画师，重绘了正殿、配殿的栋宇。

清代，景忠山的兴旺达到了顶峰。之所以如此，最高统治者的宣扬和推动是起了主要作用的。在有神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思想，皇权皇威是整个社会的绝对权威的时代，皇帝说了那是灵山，谁敢说不是灵山？皇帝选定接班人都要到景忠山问卜，平民百姓有什么灾难岂不更应上山祈祷么？皇帝说碧霞元君神灵奇异，可保我朝世世平安，万代无疆，皇帝的臣民不是更需要奇异神灵的保佑么？在明清两代的北方民俗中，人们崇拜碧霞元君远胜过真武大帝和关圣大帝，因而景忠山的"灵"也就远播四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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