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二十四史之首，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①《周亚夫军细柳》载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jí)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规模侵入汉朝边境。于是，朝廷委派宗正官刘礼为将军，驻军在霸上；委派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在棘门；委派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匈奴侵扰。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jí)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pī，通“披”)甲，锐兵刃，彀(gòu)弓弩(nǔ)，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
皇上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驱驰而入，将军及其属下都骑着马迎接。随即来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锋利的兵器，开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将要驾到。”镇守军营的将官回答：“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入军营。
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pèi)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yī)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同“轼”）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
在这种情况下皇上就派使者拿符节去告诉将军：“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皇上的车队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前行。到了大营前，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皇上因此而感动，脸上的神情也改变了，俯身扶着横木上，派人致意说：“皇帝敬重地慰劳将军。”劳军礼仪完毕后辞去。
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jiē)乎，此真将军矣！曩(nǎng)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yé)！”称善者久之。
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许多大臣都深感惊诧。文帝感叹地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先前的霸上、棘门的军营，简直就像儿戏一样，匈奴是完全可以通过偷袭而俘虏那里的将军，至于周亚夫，难道能够侵犯吗？”长时间对周亚夫赞叹不已。
②《管鲍之交》载于《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颍(yǐng)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huán)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名夷吾，是颖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候，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gǔ)，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而是知道我家里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顿不堪，陷于窘境，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运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机。我曾经多次打仗多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小，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需要赡养。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之殉难，我被囚禁遭受屈辱，鲍叔不认为我没有廉耻，知道我不因小的过失而感到羞愧，却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而感到耻辱。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所以他的著作中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桓公实在是恼恨小妻蔡姬，就南去袭击蔡国，管仲则趁机讨伐楚国，谴责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北征山戎，管仲却趁机让燕国实行召公的善政。齐、鲁两国在柯地盟会的时候，桓公打算背弃同曹沫所签订的归还鲁地的盟约，管仲却坚持归还，让鲁国信重齐国，天下诸侯也因此而归附于齐。所以说“懂得给予是为了有所获取，这是治理政事的法宝。”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管仲的富足可以同诸侯王室相比，有三归，有反坫，齐国人并不因此而认为他奢侈。管仲死了以后，齐国遵循他的政教，常常强霸于诸侯之中。以后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个晏子。
《商鞅立木建信》载于《史记·商君列传》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xǐ)。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zhé)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商鞅变法的条令已准备就绪，还没公布，（商鞅）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命人）在都城市场南门前放置一根高三丈的木头，招募（能）搬到北门的人，给予十金。百姓看到后对此感到奇怪，没有人敢去搬木头。（商鞅）又说：“能搬木头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木头，就给了他五十金，以此来表明没有欺骗（百姓）。最终颁布了法令。
于是太子犯法。卫鞅(yāng)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sì)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qián)，黥(qíng)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qiè)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反。”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遵从了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国人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将别人丢的东西据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