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县基本概况

1、自然环境

开县，地处大巴山南麓与川东平行岭谷的结合地带，全县大部分是山地，平坝不足全县总面积的6％。最高山一字梁，海拔高达2100-2300米。开县“面毗卢之苍翠，枕盛山之巍峨，彭溪带其右，清水环其左，雄峙巴国，冠冕夔巫。……双江汇流，千峰环峙，土壤沃美，民物雍熙。”名山胜景不绝于耳，如“山如‘盛’字”的盛山，又因唐代韦处厚作有《盛山十二景》诗而出名；“以形似名”的熊耳山；“四面悬绝，东面有城，间有浦，多鲤鱼”而得名的鲤城山；“日常三潮，冬热夏凉，颇为神异”的三潮溪；因产茶而得名的茶岭；每年有三个月积雪而得名的雪泡山等等。

巴蜀地貌特点是“无山不水，无水不石”。开县水系发达，县域内的河流统称为小江水系，东河、南河、普里河是小江上游的重要支流。 开江即今南河，古称彭溪水。《水经注》记载：“（彭溪）水出巴渠郡獠中，东南流经汉丰县东，清水注之。……彭溪水又南经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明一统志》袭之。清江即今东河、巴渠水，“水源出西北巴渠县东北巴岭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县，又西入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谓之清水口。”普里河，古名北集渠、垫江、浊水、小河等，源出开县南青岗（冈）山。《水经注》记载“（北集渠）水出新浦县北高梁山，分溪南流经其县西，又南百里至朐忍县南，入于江。”《太平寰宇记》也载：“垫江水源自县高梁山，东北流于县南，入常渠水。”清代，因其流经普里而称普里河。彭溪河，古称蓬溪、叠江，汇全县之河流于小江，流量大而稳定，河道宽阔，是历史时期境内主要的航道。

开县山岭重叠峻险，河流遍布其间，多样性的动植物分布明显，物产丰富。先秦时期，开县属于梁州地，《禹贡》记载：“（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开县境内特产众多，气候温润，是宜居之地。如石门山之嘉鱼，“春社前即出穴，秋社即归其出也。……首有黑点，谓：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长。身细鳞肉，白如玉，其味自鹹，盖食鹻泉也。”味道极其鲜嫩，为域内名肴之资。民谚曰：“嘉鱼不下滩，鲤鱼不上滩”，可见嘉鱼恶热，鲤鱼恶寒，开县多山多岩穴正符合鱼类习性。开县茶岭产的茶叶“味甚佳，不生杂卉” ；县南温井之水“冬夏常温”；温汤井“煎盐输课”等等。杜甫在云阳酷热难耐时，向往开县凉爽宜人的天气，诗曰：“开县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心。”自古文人相惜，韩愈在韦处厚被贬开县后，因惋惜韦处厚的为人和才华，便感叹“盛山僻郡，夺所宣处，纳之恶地，以枉其才，”而置身于开县的韦处厚，却被域内的自然环境所深深吸引，终有《盛山十二景》留于史册，被后人传为佳话。开县群山横卧，河流密布，给开县交通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便，但勤劳的开县人在群山、河谷间开通了这条秦巴古道。开县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流通于秦巴之间。正是这特有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开县浑厚的人文氛围。

2、人文环境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虽然开县人居于群山大河之间，依赖于自然环境赐予的物产，靠山吃山，但他们不囿于此，有着敢于超越的精神，有坚强的性格和大河般奔放的气度，汉晋时期就北越大巴山，南入长江口。融容向上，浪漫阔达，刚韧有为，勇猛锐进是开县人文环境的总特点。

开县文化在总体上属于巴文化，但在几千年与蜀文化和秦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已熔成一个多元一体的“盛山文化”。开县居于秦巴文化走廊上，是巴文化发祥地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于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2000年，山东大学考古工作队在开县渠口余家坝发掘出大量兵器，显然与巴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很早就走上了历史舞台。

汉晋时期，朐忍始有盐井的记录，“朐忍县有灵寿木、橘圃、盐井、灵龟”，“翼带井盐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两汉时期，盐业已成为这一地区显著的行业。《华阳国志》载：“汉丰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置，在（巴东）郡西北彭溪源。”这是本境设汉丰县的肇始，据《太平寰宇记》载：“汉丰县以汉土丰盛为名。”历史时期，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西汉时期开县人口只能推断出估计数据，人口密度约为5.4人/平方公里；东汉时的人口密度为7.22人/平方公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汉族与巴人、僚人间的界线被打破，自由迁徙，人口流动大，加之战乱原因，汉丰县人口数很难统计。在城镇发展方面，汉丰县的设置标志着今天开县明确地成为县级行政机构的治所，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

唐代，设开县，辖开江、新浦、万岁三县。开县户数有5660～5644户，人口数量在30421～30125人之间，天宝年间人口密度达到9.51人/平方公里，为川东人口密度最高地区，甚至比夔州府平均数（6.57人/平方公里）还高出1/3。这说明，开县在唐代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商贸方面，此时开县有产茶的历史，韦处厚在《茶岭》一诗中写道：“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据史料载，“（万岁）有盐”，“盐泉在（万岁）县二十余里平地。”这表明，唐代开县万岁县就产盐。开县居于通往关中地区的洋万涪道，开县的茶、盐和贡品就是通过这条秦巴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地区。当然，关中物产及风俗也随之输入开县。据史料显示，唐代有十多位官员被贬至开县，如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给事中穆质、功员外郎杜易简、礼部员外郎唐次，还有窦群、崔泰之、窦思纯、杨汝士、柳公绰等。这些被贬官员为开县带来了新风气，推动汉学在开县的传播。如韦处厚的诗《盛山诗二首》，盛赞开县的自然景观茶岭、盛山等处。《盛山十二首》一经问世，便在唐朝的都城引起了一股和诗的风潮，如张籍有《和韦盛山十二首》，杜甫还为韦处厚的诗做序。韦处厚任开县刺史时，在开县设立学宫，建立儒学署，在开县掀起重文兴教的新风尚。

宋代，开县人口变化显著。据《太平寰宇记》载，开县主客户数10545户；而到北宋中期，户数徒增到25000户。将近增加了2.5倍，人口密度仍然是夔州路各州中居首，为32.92人/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和密度表明宋代开县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开发加快，盐茶业等商贸发达。这样快速的开发，与南宋末年蒙古军队视开县为战略要地是有直接关系的。宋元丰年间，开县耕地数达673750亩，开垦指数为11.87％，为三峡各州之首。北宋时，开县只有一个盐井产盐，《文献通考》记载：“开县一井，二十万四千斤”，不及夔州路几个州的井盐产量。如云安军下的云安监，虽只有一井，产量却高达八十多万斤。宋代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的发展，也使茶叶产量提高，推动了开县茶文化的繁盛。开县茶叶在唐代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质量上乘。宋代时，汉丰县内茶商往来频繁，据《寰宇通志》载：“虞公著，仕宋知开县，有盗数千至境，（盛山）郡人大震，公著不为动，徐遣州兵御之，不胜，又募茶商逐之出境，贼遂败。”宋代，开县土贡是白纻和车前子，《元丰九域志》载：“开县土贡白纻五疋，车前子一斗。”

明代，开县人口数增加至1.57－4.7万，居于三峡各州县前列，但在人口密度上则居于各州县的中后3.6—7.8人/平方公里。明正德年间开县实际耕地数达1925902亩，垦殖指数达27.9％，远远高于其它州县。《寰宇通志》、《皇舆考》等史书中都有开县产茶的记载。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县的人口总数达169437人，居于三峡各州县的倒数位置。而到宣统年间，开县人口达491757人，人口密度达124.21人/平方公里，回升到三峡各州县的中间位置。垦殖指数达26％，与其它州县相比居于前列。“开县在夔府粮米最裕，云、奉亦资其接济也。”这一时期，开县的重要场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旧土城明成化中甃以石，髙一丈二尺，周二里，计三百六十丈。明正德六年（1511年），署县训导杨文建楼浚池，深广一丈，门四：望仙、瑞石、留阳、盛山。”清末，县内临江市已发展成仅次于汉丰镇的重要城镇。盐茶贸易方面，“开县盐井一眼，设锅十五口，每口榷课银二两五钱，水引五十五张，陆引七百三十九张，于本县并云阳县买盐至本县行销。”“开县原额边引（茶）十三张”。上述材料显示，开县的盐业不但在周边销售，还行销内地，茶更是销往边境地区。清代，县北所产的龙珠茶一度成为贡品。如今，县北还有茶岭，在大进古道边还有“茶园”等古地名。

二、历代秦巴古道路线考

秦、巴之间被东西走向的秦岭、大巴山切割，万山重叠、群峰纵横、千沟万壑，蜀道之难可见一斑，但勤劳智慧的秦巴先民从未敬而远之，而是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通了秦巴之间的通道。

开县，地处秦巴枢衢，东望湖广，南达渝黔，西通四川，北接三秦。境内千峰竞秀、百川汇流，物华天宝、蕴玉藏金。隋时，开县被誉为“水陆所辏、货殖所萃”之地，宋元又处于“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峡上流之唇齿”的战略要地。开县因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号称巴蜀的“小天府”，素有“金开县”之称。开县境内的秦巴古道，正是巴渝通往三秦和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

1、唐宋元时期秦巴古道路线考

唐以前，开县对外交通道路较为模糊，仅有一条史料可以佐证秦巴古道的开通。《晋书》卷1记载：“（太和）四年（369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安康）斫山开道，水路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忍，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据考，“新丰”为“汉丰”之误，这次伐蜀的进军路线是从汉江逆流而上，翻越大巴山直杀汉丰县。这证明了能通过千军万马的秦巴古道早已开通。

唐宋时，开县通往长安的官道已很明确。据《太平寰宇记》卷137载，开县领开江、万岁、新铺三县，其四至八到：“东至夔州云安县龙日驿一百九十里，从驿路至夔州二百二十里；北至东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北至西京二千七百九十里，若从江陵水路陆路相兼至洛阳二千六百八十里，北取通、洋两州路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里，南至万州小路一百六十里，大路二百里，西至达州四百九十里，东北至万州梁山县一百五十三里，西北至达州石鼓县一百二十八里，东北至姚州界二百八里，东南至达州石鼓县一百二十八里。”

可见，在唐宋时开县的交通已是四通八达，而开县至长安的秦巴古道是经通州，越过大巴山达洋州，再经子午道抵长安。《太平寰宇记》又载：“（涪州）东至万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万州取开县、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元和郡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涪州）从万州北开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历史上从洋州经通州、万州达涪州的通道称为“洋万涪道”。再参照《通典》、《元丰九域志》所载各州里程可推知，这条古道起于渝州，顺江340里到涪州，350里到忠州，260里到万州，弃舟从小路160里或大路200里到开县，然后顺下蒲江（今后河），北上翻大巴山沿洋水到西乡，取子午道抵长安，约三千里左右。这条古道成为巴渝到长安的捷径，开县就位于长江与大巴山之间，居于秦巴交通的枢纽之地。

这时期，万、开、通（宣汉县）州的道路里程在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依据相关资料可以推知大致的线路。从万、开、通州的地望来看，万州经开县、通州宣化县之道，应该有大、小两条路。小路从万州登陆，往西北过新铺达新宁，再直北到通州的宣汉县，并没有过通州的治所，可能就是只有160里的小路。大路从万州登陆，沿着今天的普里河直上到开县治所，再从治所西北折经窦（豆）山关，达到宣汉县，可能就是200里的大路。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唐宋朝时期开县与今天的开县地理范围是不一致的。唐代开县下属开江县、新浦县和万岁县，两宋开县领有开江县和清水县。其中，唐时新浦县的治所在今天的南门，更靠近万州，前面推断的开县小路，经过新铺治所而到通州就成了可能，因为不能说经过州治才算经过开县的。

五代时期，“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二月，兴元府奏修斜谷开道二千八百余里。四月洋州奏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路近二十五里。五月夔州奏开新路至房州。”由于唐末兵燹，入蜀的洋万涪道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至天成三年才提出重开此道，理由是比金牛官道还要近二十五里（又说三十五驿）。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可知，川陕古道东线（秦巴古道）共有三条，即洋万涪、洋渠道和荔枝道，传统上把这三条秦巴古道统称为洋巴道。但是三者走向和道路里程有很大差异，上文所述的洋万涪道大多穿行于川东地区的平行岭谷间，路途艰险，比之于洋渠道和荔枝道要迂回、曲折，路途艰险。除涪州、万州到长安取此路外，黔州、播州也是走此道北上。据《元和郡县志》载：“（黔州）北取万、开县路二千五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记》载：“（播州）北取开县路至长安三千二百七十里”。思州、夷州也取此道北上。以上材料表明，唐宋时期开县已成为川东及黔北地区北上出川的交通枢纽，不仅周边的万州、云阳、涪陵、忠县、彭水北上出川要取用此道，遵义、沿河、凤冈北上出川也要经开县。北宋刘光义、曹彬平蜀是到万州后舍舟取陆而行，南宋范成大也是在万州舍舟取陆到成都的。宋时开县万岁县县令刘源，见通道“有滩，舟楫之源，炽炭虞石，淬之以醢其石，立碎滩为通流，民立祠于滩侧，号开滩长官祠。”

宋嘉熙元年（1237年）冬，蒙古都元帅塔海率郝和尚拔都、梁秉钧等将领，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兵，经大巴山古道“谋窥开、达”。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军队由间道直入开县。可见蒙古军队入蜀正是从洋万涪道而来。降蒙大将杨大渊认为“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开县居于夔州和达州之间，据有开县就可以控制夔州局面，因而把开县推到了战略要地。从1237～1275年间开县战局胶着，几易其手。由于宋蒙之战的原因，开县战略地位提高到“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峡上流之唇齿”的地位。

元代，广置站赤。开县设盛山站，经到高粱站（万州）至在城站（梁山），往西至荣城站（大竹县），与峡路各站赤相接；往南经在城站直抵长江边的溉云根乌蒙站。秦巴古道的开县段，仍然是起到承三秦启巴渝的关键节点上。

2、明清时期秦巴古道路线考

明清以来，陕西入川之道“由宁羌、广元栈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乡而进。”也就是说，秦巴古道的战略地位下降，但并不说此道废弃，反而成为区域内商贸活动的重要通道。这一时期开县交通更加发达，形成了西北、正北、东北、东、东南、南、西等呈放射性大道，是秦巴古道在开县的拓展和延伸。

① 秦巴古道

明代以来，由于这条古道地位下降，官宦和旅行者或是走四川北道进入成都，而后沿江下转重庆，顺长江至小江口登岸；或是走水路，经瞿塘峡到小江口，再登陆进入开县。清代，进入开县的秦巴古道出现了几条叉道，可分作西北道、正北道。

西北道在唐宋时期就已经非常活跃，即开县到宣汉县接秦巴大道。清代这条古道进一步加强，陈明申在《夔行纪程》中对这条古道作了详实的记载：

“自定远白庙塘上滚龙坡入川境，三十里梨树溪为赴太平、城口总路。……山沟溪石堆磊。询诸土人云：夏秋山溪水涨人不能通行，须度山越岭，攀援而过，行旅苦之。……（五十里）至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通水程之所。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泝流至此，起旱运发各处。……太平厅……梅子关入开县境。由红崖子而下山势渐坦……（榨井坝）人烟聚集，每逢三五八日于此赶场。……谭家坝山逾宽坡，逾平，麦垄稻塍依山冈而辟，兼种杂粮，施叶土肥沃。……温汤井盐出，总路铺户百余家，俨然成市……（沿河）竹林葱蔚，气候暄和，时未立夏，已割麦插秧。……马家沟……温汤井，产盐之所。东西两山相对，中隔一河……谭家坝之下游河东为温汤老井，河西为裕泉、玉龙、青谷三井……长店房，系开县近城大市场。四十里抵开县县城。……开县开河不能行大船，船名桡拐子……推摇出开县南门，即登船河流湍激，节节皆滩……三十里渠口场。高阳场为开县赴云阳、万县水陆通衢。”

这是对秦巴古道最为详实的记载，是这时期旅行者从秦地沿入蜀旧道进入开县的记录。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路来：大巴山→梨树溪（今万源县梨树隘）→大竹河→太平厅（今万源）→梅子关→红崖子→榨井坝（今大进）→谭家坝（今谭家）→温汤井盐场→马家沟（今乐元）→温汤井（今温泉）→长店房（郭家）→开县县城→渠口场（普里河与小江口交汇处）→高阳场→小江口。唐宋时期这条古道为官道，而且具有较强的战略地位；明清时期古道的地位下降，南北往来不及以前。我们从梨树溪土人所言可知，“夏秋山溪水涨，人不能通行，须度山越岭，攀援而过，行旅苦之。”如此看来，这条道常年失修，夏秋通行多不易，具有季节性的限制。

秦巴古道北段除上文提及西北道外，还有一条正北道，即开县通往城口、太平县的道路，最终与洋万涪道会合，是秦巴古道重要通衢之一。具体线路如下：

（开县）北四十里谢家坝（今郭家镇谢家坝），二十里到六堂溪，三十里小茶园（今官面乡小园村），四十里安乐坪（今官面乡安乐坪），三十里青湾子（今白泉乡青湾子），三十里雪泡山（今白泉乡雪宝山），四十里寒溪河，三十里梭罗寨（交太平县界），东六十里白沙河（今万源市白沙镇），六十里旧院坝（万源市旧院镇），四十里井溪坝（万源市井溪乡），三十里响水硐（万源市井溪乡响水洞村），三十里桥坝嘴（万源市蜂桶乡桥坝咀村），二十里七里沟汛（万源市蜂桶乡七里沟），六十里鸡鸣寺汛（城口县鸡鸣乡），三十里寒溪寺，三十里雪泡山，交开县、大宁县界。此路在开县境内“沿途高山峻岭，自青湾子以北，从老林中行走，极为幽险。”在太平县境内，也是“高山峻岭，入响水硐，从老林旁行走，极为幽险，沿途颇有垦荒人户。”此路到达太平县后，可接洋万涪道，而达陕西西安。

秦巴古道南段（即开县到万县道）除上文提到的水路外，还有一条陆路，即从开县县城出发，经过赵家场、陈家场，分作正南道和偏西南道。正南道从陈家场，经张家岩、大丫口，抵万县境；偏西南道从陈家场分道，经南门场、跳蹬场、沙河场，过五通庙至万县境。南道与万县的驿道交会，可抵长江边。

②小川北道

据《蜀輶日记》载：“开县产米，舟航四达……陆路由万县、梁山、大竹、渠县、蓬州、南充、蓬溪、射洪、三台、中江、金堂至成都，一千三百里，半月可到。”这条官道启用时间很早，史称“小川北道”，清代共设置了14个驿站：万县驿、分水驿、梁山驿、垫江驿，从大竹、渠县、蓬州、南充、蓬溪、射洪、三台、中江、金堂至成都。明清不少官宦和游人从湖北取水路入川，因水路行程时间长，故到万县弃船，登陆北上，经开县地界至达州，或从梁山往南至成都。因此，小川北道也可看作秦巴古道的延伸线。

③清代开县东西通道

随着社会生产发展，明清时期开县的耕地数、人口数不断增多，商贸交往进一步增强，开县与周边州县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交通网。

铺递，即为驿站，后专指传递公文或传递消息的车马、人员中途休息之所。最早见于《金史·世宗纪》卷八载：“朕尝欲得新荔支，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元明多有设置，清代铺递的设置更为普遍，与驿站并用。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开县，在府西少北二百三十里；东西距二百四十里，南北距一百二十里。东至大宁县界二百里，西至直忠州、梁山县界四十里，南至万县界六十里，北至直达州东乡县界七十里，东南至元阳县六十里，西南至万县界六十里，東北至大宁县界二百里，西北至直达州新宁县界四十里。”在开县内所设置的铺站数中，南北铺递数最多，表明开县南北交通是主要的通衢。这些铺递都派专人把守，及时传递外来文书等重要信息，也是对外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铺递设置均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起到了强化开县秦巴古道的功能，推进开县交通网络发展。

清代开县四方铺递数和距离对照表（以县城为中心）

里程

方向

十里铺

二十里铺

三十里铺

四十里铺

五十里铺

六十里铺

七十里铺

东

红射铺

渠口铺

马塘铺

纲鹿铺

南

想事铺

卢家铺

刘家铺

梅子铺

长林铺

大面铺

西

尚里铺

竹溪铺

临江铺

豆山铺

北

游家铺

长店铺

旧县铺

柞井铺

髙桥铺

长城铺

杨栁铺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22“开县”条，与咸丰《开县志》“兵制”条对照，地名多有同音异写。

开县往北、往南道与秦巴古道同。东道通往夔州府治，是比较重要的通衢。东道（开县至云阳路线）：开县县城→渠口铺→口溪铺→屈马镇→高阳镇→云阳县。此道“计一百八十里，平原坦途。”

开县至大宁县（巫溪县）东北道。（开县）三十里到排垭口，二十里清山坡，四十里到路阳坝，三十里到马竹坝，三十里到沙陀寺，三十里到黄泥坡，三十里到黄草坪，五十里到分水河，二十里宝塔，五十里到天心观，三十里到鸡头坝，三十里到大宁县。

开县往西通道也比较发达，可通至东乡、新宁等境，在临江市分作三叉延伸，具体如下：开县县城往西，经关子口、观音山北麓、竹溪铺至临江市，其中一路经回龙场、柞木店、南凹场，过窦山关达到新宁县界。第二路从临江市经回龙场，折向铁锁局、中路溪，达到巫山坝。第三路从临江分道，经三和场、中和场，越过杨柳关至东乡界。西段支系道路的发达，一方面是开县通往洋万涪正道距离最近，另外一方面山林较为平缓，有利于商贾通行。

④开县内小道：清代开县小路主要分布在普里河东里，这些小路连接了连接了大路没有连接的场镇，这些小路总体分布呈南北走向的“三纵一横”特点，是秦巴古道的补充。

此外，历史上开县到长江有一条水上通道，称为小江运道。小江旧称开江、澎溪河，历代都有从小江口航行到开县治所的记载，此水路还可以往北到温汤井以上，西支南河可航行至今临江镇。

三、历史时期秦巴古道的功能

古道的功能就是方便行人往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秦巴古道自晋代开通以来，成为秦巴交通的主要通衢之一，成为以茶盐为主的经济动脉。古代战争对交通依赖程度很高，运送粮草和兵马都要考虑较为便捷的通道，秦巴古道在宋蒙战争中提高到整个战局成败的地位。在客观上讲，秦巴古道起到了传播中原文化的渠道之一。秦汉时期大巴山南北夷夏民族分布明显，文化习俗差异突出，“开在秦汉时，其荒僻无论已”。开通之后，加快汉文化南传，“唐代犹为远州，往往为朝臣左迁者居之”，在韦处厚等官员影响下，唐宋时期的开县已是京城所知的地方了。明代“人才辈出，始彬彬然，与通都大邑埒焉。”

（一）秦巴古道是一条经济动脉

秦巴古道是物流之道，是秦巴先民克服自然屏障而开通的一条水陆兼顾的通道，或沿河筑路，或横岭越垭，或陡险盘旋。唐代以来这条通道在史书中屡见不绝，商贸以茶、盐为主，还有运送贡品和官员往来的重要通道。

1、茶盐商贸之道

各地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是导致物品交易的一个客观因素。在古代，盐茶是人们不易获得的产品，是中央政权所严控的重要商品之一，历代茶法、盐法张弛，利益因之。古代的通道往往与盐茶运输息息相关，秦巴古道也是如此。

（1）茶叶

唐宋时期，巴山南麓形成了以夔州为中心的产茶区。唐韦处厚曾作诗描述开县的茶：“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开县茶叶味道“绝佳”质地上乘，还因为产量不少，所以就有了“吴商绝”和“蒙顶蜀信稀”的情况，即便是“顾渚”和“蒙顶”名茶也很难有立足。开县及周边的茶叶通过秦巴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秦地，主要“沿任河河谷顺流进入紫阳界，经父子关去西乡至汉中。”明清时期，开县茶叶给予了较高评价，《蜀中广记》载：“茶岭在县北三十里，不生杂卉，纯是茶树，味甚佳。”嘉庆《四川通志》也载：“茶岭在县北三十里，产茶，味绝佳，不生杂卉。”

宋代秦巴古道上茶商之盛，我们可从北宋后期发生在开县的“茶商护城之战”略窥一斑。“开县，有贼数千至境，郡人大震，（虞）公著不为动，徐遣州兵御之，不胜，又募茶商百余人，逐之出境。贼败走，一邑获安。”仓促之间，竟能招募来百余茶商来，可以推知开县茶叶贸易之盛，亦可推知这条秦巴古道上有多少贩卖茶叶的商贸队伍。

明代以降，开县的茶叶品质更臻上乘，何宇度曰：“夔门之开县，初春所采，不减江南”的称赞。

清代中后期，开县茶业更加发达。嘉庆《四川通志》对开县的茶叶贸易有了更加明确的记载：“开县，原额边引十三张，毎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六两一钱三分六厘。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一两六钱二分五厘。于本县买茶，在本县发卖。原额腹引十一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税银二两七钱五分。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一两三钱七分五厘。于本县买茶，在本县发卖。”这时期夔州府下属的建始县有腹引18张，大宁县有腹引13张，奉节县有腹引23张，虽然数量上与开县持平或超出，但都没有边引，唯有开县有11张边引，可见开县对巴山北部茶叶贸易之地位。“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戊戌，户部议准：陕甘总督行川陕事尹继善疏称，开县新增茶引140张，应征税银，自乾隆十六年为始。从之。”道光三十年开县茶叶边引被裁，腹引增至150张。茶引数量的递增，全赖开县境内交通，因此，清代开县界内稠密的交通网络正是茶叶转运之需所驱动。

（2）盐业

唐宋时期，开县物产丰富，《唐会要》载：“通州巴渠、新宁等县，太（大）和三年（829年）正月兴元府奏：通州原管九县，宝历二年（826年）停废，伏缘本府租税最重，开县独称殷羡”。这时期，茶叶、生漆、苎麻、食盐等成为三峡地区的主产品。这些在开县都有出产，尤其以盐业资源最为突出。

据《新唐书》记载：“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开县万岁县“有盐”，“盐泉在县二十余里平地”。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唐代巴蜀地区井盐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剑南东道、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和山南东道的峡内诸州。”开县及周边地区的盐井陆续得到开发，这些盐井所产之盐，北上出川，必经洋巴道中的开县段。温汤井盐场历史悠久，影响很大。《汉书·地理志》载：“朐忍，容毋水所出，南有橘官、盐官。”此后，关于此地的盐业生产，历代史书皆有记载。《新唐书》载：“万岁，本万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更名，宝历元年省，寻复置，有盐。”又《太平寰宇记》载：“开县产盐……井有盐，方寸中央隆起如张伞，名曰伞子盐。”明正德《夔州府志》记载：“开县盐井五眼，七十五座，煎锅七十五口，共榷课银一百八十七两五钱。”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夔州永安监……开县一井……盐斤各给本路。盐则官掌，士民干鬻。如数输课耳。往境贩卖，唯不得出川陕。”开县当时有盐井一眼，设锅十五口。盐业贸易额来看，开县有水引55张，陆引739张，虽然限制于云阳县与开县之间往来，从中可见盐业贸易的兴盛。延至咸丰年间，开县配销陆引达1673张，水引316张，加上分认行销云阳的陆、水引1308张，共2981张；每引按300斤算，近90万斤盐，这些盐依靠秦巴古道开县段交通运送四方。“温汤井在县东北五十里有松木、柏木、龙马三井煎盐输课。”清乾隆、咸丰两次编修的《开县志》都对温汤井盐业有记述。

嘉道年间任汉中府知府的严如熤，对开县颇有了解，对开县的温汤井作了详细记述：“开县之温汤井，旧本三井，曰温汤、膏谷、裕泉。行本境东里一路，井在东溪东西岸，逼近溪流，夏秋水涨，则井浸水中，商人添开二井稍高，然亦防水患也。井作方形，每面宽三、四尺，深一丈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用竹竿至井拽水灌大木桶中，再用竹竿安木桶中，灌上层木桶以次而上，再用竹筒接长，分注各窖。先将鹹水和泥做团烤干，曰泥鹺，挖槽安泥鹺，再用鹹水浸之，泥散，沉槽底面浮清水熬之。缘其经水不甚鹹，必和泥团炼之，始成鹺而可用也。熬盐旧用薪柴，老林渐远，取柴甚难。近于十里内外出煤窑，煤户用四轮小车推之溪侧，小船运载至窖场中。井场所用夫匠、水陆运煤及商贩运背之人，井旺时日以万计。其盐行至太平暨定远、资阳南境。背用木架，盐用竹篾包安架上，背负之。撑手有丁字木棒，小憩用木棒撑架，遭雨水辄不能行。至定远不过六日行程，盐背必半月，所负重常二百四十觔（斤），包高出肩背，上重下轻，石崎树角，偶一失足，坠陡坡深涧则人毙包烂。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极勤且苦，所获仅足糊口，则亦当怜恤者也。”

近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定，温汤井盐业发展处于起伏不定，或兴或停。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长江因战事交通受阻，海盐、淮盐不能西运。湖南、湖北民众所用食盐转而依赖川内井盐，这便是史称的“川盐济楚”。其时，鄂湘西部商民入川购盐者，络绎不绝。光绪八年（1882年）《丁宝桢奏川盐济楚未能骤停疏》记曰：“维时全楚均食川盐，岸广销畅，商情极形踊跃。”供不应求的盐业贸易使得靠近鄂湘的川东各盐场灶商不断改进技术，并以附近出产的大量煤炭代替材薪煮盐。与此同时，盐价日日攀升，温汤井盐场进入了烈火烹油的繁盛阶段。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长江运输畅通，在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大臣们极力主张下，湘鄂地区重新食用淮盐，川盐境外销转为颓势。

辛亥后，温汤井河东、河西两岸灶商分别成立“盐价评议公会”，评议公会视其销势议定盐价，挂牌通告。民国初年，地处川东北腹地山区的温汤井盐场，非但未遭破坏，更有畅旺销路。此间，温汤井盐场不但在川内的原引岸悉数恢复，鄂湘西部贩商通过秦巴古道的东段到温汤泉采购食盐，而且陕南黔北亦有商贾到温汤泉购买盐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湘、鄂、云、贵、陕等省民众所需食盐，多赖川盐济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温汤井盐业通过秦巴古道输往北方，为最后的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开县盐业的兴衰与时局密切联系，秦巴古道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开县盐业的发展史。

2、贡品驿道

《西汉会要》载：“巴郡朐忍县橘官”。看来汉代在今开县范围内种植橘子已有一定的规模，还派驻了橘官。秦汉以后，开县的绢、布、柑橘、药材、茶叶、纻等相继成为贡品。《新唐书》载：“开县盛山郡下，本万世郡，义宁二年（618年），析巴东郡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万世、西流置，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白纻、布、柑、芣苢。”车前子也出于开县，张籍在《答开县韦使君寄车前子》诗曰：“开县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这些贡品都通过秦巴古道进入关中地区。

唐代把全国分为15道，其中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开县是黔州通往都城长安的必经之地。由黔州北去都城长安，有两条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万（州治所在今万州）、开（州治所在今开县）路。万州和江陵府都在长江边，可顺江而下。黔州之北为忠州（治所在今忠县），忠州在万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万州，道路显得近些。开县在万州之北，由开县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州），越过巴山，可以达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长安。就是这条通道，10年后为杨贵妃“嗜荔枝”而“改道置驿（官道）、飞骑驰贡”奠定了基础。

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卷120）、《方舆胜览》（卷68）等记载：荔枝道由涪州治所涪陵县取蜀江水路350里至忠州治所临江县（今忠县），又260里至万州治所南浦县（今万州），又直取陆路小道160里至开县治所盛山郡（今开县），又北直取160里出开县经通州之宣汉县（今万源西南至宣汉间），再越巴山山脉至西乡县（今县南），约680里。又东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岭，入子午关，约630里至长安。全程共2240里。至长安不过3日，进呈贵妃的荔枝新鲜如初。可见，唐宋时期洋万涪道作为官道，承担着朝贡物品运输的职能。

（二）秦巴古道是一条军事通衢

秦巴古道山高路险，历史上常被用作出奇兵之险路。《晋书》记载了（太和）四年晋伐蜀地，水路并进，沿着汉江而上，翻越大巴山，陈兵朐忍，并且拿下汉丰县。伐蜀的进军路线是取道后来的洋万涪道，这证明了这条秦巴古道战略地位。

宋代军旅取用此道也很频繁。乾德二年（964年），宋伐蜀，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及曹彬取江道上距夔州锁江三十里，水陆并进，步军先奇袭其浮桥，引舟而上，破夔、万、施、开、忠诸州，同时曹翰“自石门经趋归州，饷运不乏，由夔、万入会王全斌，成都以平”。

宋蒙战争中，开县几易其手，战况尤为激烈。之所以如此，在于开县位置险要，东控夔州，西制达州，可切断四川同京湖的联系。嘉熙元年(1237年)冬，蒙古都元帅塔海率郝和尚拔都、梁秉钧等将领，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兵，经大巴山谷道，“谋窥开、达”。 未几，蒙军经达州直逼开县，在其境大肆抄掠，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后经宋军顽强阻击而返。蒙军此次攻川，走的就是洋万涪道：由关中翻越大巴山，经达、开二州直下夔州，威逼南宋心脏——京湖地区。此后蒙军侵蜀，便可“一由利、阆，一由巴山”，收两线夹击之效。

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都元帅塔海率汪世显、秃薛等将领八十万，复攻川东。汪世显率所部，由间道攀岩穿林，经达州直入开县。开县宋军虽极力抵御，终因寡不敌众而城破，开县首次沦陷。蒙军占领开县后，未派兵驻守，随即南下，开县得以光复。

景定三年(1262年)春，蒙古阆州元帅杨大渊、杨文安叔侄奉忽必烈之命，进攻开、达二州。蒙军与两州宋军战于平田、巴渠等地，擒获宋知军范燮等将领。同年，杨大渊向忽必烈建议“取蜀必先据夔”，以夔州为平定巴蜀突破点，得到赞同。开县作为夔之藩篱，战事骤增。杨大渊遗其侄杨文安在开、达之界的蟠龙山筑城，作为攻击开县等地的据点。宋夔路提刑郑子发认为：“蟠龙，夔之咽喉，使敌得处之，则夔难守矣，此必争之地也，遂率兵来争。”宋军多次组织兵力前往争夺，均被击退。不久，蟠龙城筑就，对开县威胁更甚。

咸淳二年(1266年)春，蒙古东川元帅杨文安率千户李吉等将领，攻掠开县大通地区，与宋将硬弓张(绰号)大战。同年冬，蒙古东川都元帅汪惟正遣部将李木波等人，由间道袭击开县，杨文安派千户王福率兵相助，两军会师于开县城下，随即攻城。千户王福率先登城，引导蒙军攻入城内。开县守将庞彦海力战不支，投崖自尽。蒙军擒获开县副将刘安仁，派兵加以戍守。开县第二次沦陷。

宋廷鉴于开县位置险要，立即组织重兵前往收复。咸淳三年(1267年)春正月，宋廷诏令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四川策应使吕文德亲自率军，争夺开县。同时，开县相邻诸州府亦派兵加以相助。宋军齐集开县城下“围城三匝，筑垒城外”。为解开县蒙军之危，蒙廷任命史枢为左壁总帅，征调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等处兵马，前往救援；东川元帅拜答亦率先锋使赵匣刺自驻地前往会援 ，蒙军虽屡有小捷，但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的失利。宋军历经苦战，当月便收复开县。开县会战以宋胜蒙败告终。德佑元年(1275年)正月，元川东诸军乘夜衔枚，悄抵开县城突袭，获得成功，开县第三次沦陷。同年，宋夔州路安抚使张起岩亲率弋德等将士，前往攻打蒙军，再次收复开县。

开县一地，能够吸引宋蒙双方投入如此之多军力反复争夺，其所扼守的秦巴古道军事战略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如此，因这一古道不仅是扼守秦巴门户之锁钥，更是连接巴蜀与长江中下游京湖地区的关键节点。据《太平寰宇记》载：“开县东至夔州云安县龙日驿一百九十里，驿路至夔州二百二十里。”此处之得失，实关乎双方战略态势之强弱。加之开县经济经过南宋开发，发展迅速，时人祝穆曾赞叹：“眷惟峡郡，莫若盛山。”开县军民在抗蒙战争中衣食无忧，除却开县传统“俗重田神”外，更重要的是依靠食盐生产贸易积累的经济实力，并得到了京湖与川东诸郡的双重支援；秦巴古道便利的交通物流，使开县能够依托整个巴楚作为后方基地，避免孤城自守的危险，正如此，开县也成为蒙宋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

明代，开县属地临江市处于开县与达州、万州之交通岔口，战略地位显著。《明史》载：“令副使张敏徙开县，临江市民空其地处之，许给。复三年为请于朝，昊力争谓：‘临江市属襟喉，上达重叙，下连湖湘，地土饶衍。奈何弃以资贼，自遗患？’崇熙不从。昊乃益治兵观变。其明年，贼果执敏叛。”明崇祯十三年，张献忠从开县出发，踏遍巴蜀，整整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回开县。在冷兵器时代，张献忠的进军路线也再一次证明，开县秦巴古道在用兵巴蜀中的战略地位。“汝才复自东至，与献忠转趋达州。川抚邵捷春退扼涪江，贼北陷剑州，将入汉中。总兵官赵光远、贺人龙守平阳百丈险，贼不能过，乃复走巴西。涪江师溃。献忠屠绵州，越成都，陷泸州，北渡陷永川，走汉州、德阳，入巴州，又自巴走达州，复至开县。”次年，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贼开县之黄陵城。贼还战，官军大败。士杰及游击郭开等皆死，献忠东出。”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也验证了秦巴古道“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峡上流之唇齿” 的军事通道功能。清嘉庆二年（1797年），湖北襄阳的白莲教起义军，渡过双江，摆脱追兵，经通江、东乡与川省义军会师于开县临江市，连营数十里，部众20余万人。义军在临江驻扎了40多天，当地有数万农民参战，战火燃遍全县。在取得川东大捷后，又在川、陕、楚、甘数省的辽阔地域进行大规模作战。清廷数易将帅，调集数省兵力，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将白莲教起义军扑灭。咸丰《开县志》载：“嘉庆初，蜀东初教匪乱者八载。”当地人民为求自保，纷纷建寨避居，据统计，嘉庆初开县全境共建有大型寨堡54个，最大者可容纳十万余人，最小者亦可容纳四五百人，总计可容纳三十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天然洞穴，亦可就近容纳当地居民实行坚壁清野。没有畅通的交通要道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开展是难以想象的。

（三）秦巴古道是一条文化走廊

秦巴古道不仅是中国大三峡腹地通往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巴、楚文化交融之所。千年秦巴古道上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众多名人通过此路与开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今天民风儒雅刚健的元帅之乡，正是南北文化交融互补的结晶。悠悠千年，地处秦巴古道要津的开县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四方来者兼容并包，涵育了历久弥新的盛山文化。总体来讲，开县属巴文化体系，本区域内有许多传统习俗和名称均与巴有关，如置县巴渠、物产巴豆，方言中的巴实等等。“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在不断与其它文化发生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盛山文化。

在历史上，关中地区的中原文化进入巴蜀主要有四大通道，一是从陕西越七盘岭入蜀金牛道，一条是米仓道，一条是荔枝道，一条就是洋万涪道，即我们所探讨的秦巴古道，这也是关中地区文化入巴的最近通道。秦巴古道不仅是文明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路线，也是古代先民南北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开县居于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得天独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汇集地。

秦巴古道上，有强悍勇猛的秦地风俗，也有前歌后舞的巴地潇洒，一代儒帅刘伯承于此走出，当非偶然。一些名流先后与开县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名相韦处厚、“诗圣”杜甫、“四部尚书”柳公绰、“二王八司马事件”的主角王伾、宰相宋申锡等都在开县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它们生命中重要的旅程印记。

公元789年，唐代书法名家柳公绰任开县刺史。柳公绰在开县任职期间，其妻韩氏谨从家训，暗下决心，苦训教子，取开县特产苦参、黄连和熊胆三味，研末制成丹丸，使其夜读时服用，且经常陪读至深夜。柳公绰升迁蜀都后，韩氏仍念念不忘开县，还托人捎带开县的苦参和黄连，到了京城，柳家把这一治学精神发扬光大，在弟子门生中“常以熊胆为丸，令诸子学舍含之，以资勤苦”，如柳仲郢，终成大儒。“和丸教子”这段历史佳话，至今仍是秦巴古道教子的典范。

唐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唐朝的考功员外郎韦处厚被贬到开县任刺史，考功员外郎掌管百官功过善恶考核，是握有重权的中央职官，面对贬谪，韦处厚殊不介意。其于患难，“若水之于海，冰至于夏日”，竟能“容而消之”。居开县三年，韦处厚闲游盛山，寄情于山水，托志于云月，吟咏了“盛山十二景”诗。张籍等数十名文人激情动笔，联成大卷。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为之作序，“盛山十二景”由此声名远扬，成为经久不衰的“盛山文化”的本源。“韦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未几，果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歌咏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韦侯为中书舍人，侍讲六经，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马为宰相，洋州许使君为京兆，忠州白使君为中书舍人，李使君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为秘书监，温司马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景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

秦传记序，江宁人，淳化五年（994年）充夔峽巡检使，正遇“李顺之乱，贼聚奄至传夔州城下，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窜投贼，傳序谓士卒曰：‘吾为监军，尽死节以守城，吾之职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传序出囊槖服玩，尽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众皆感泣，力战，传序度力不能拒，乃为蜡书，遣人间道上言，臣尽死力誓不降贼。城坏，传序赴火死，传序家寄荆湖间，子奭遡峡求父尸，溺死。人以为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太宗嗟恻久之，录传序次子煦为殿直，以钱十万赐其家。”这事件在秦巴古道上沉积为忠孝文化。

清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李宗羲是开县人，为官清廉，不辱民节，造福桑梓，名声佳传，被诰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尤其在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东乡血案”中，奉旨查访，不顾得罪一批权势显赫的大员，将事件的真相秉笔直书，奏达朝廷，奇冤得以大白于天下，并得到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开县自唐以来共有进士7人，举人27人，武举9人，科名鹊起。开县文教发展得益于不同文化在秦巴古道，开县书院的发展历史可以为此佐证。“盛山书院，旧名芙蕖书院，在内城东门之外。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县沈震世捐建。又捐置田地二处……以供修脯之用。乾隆七年（1742年），知县秦有年砌以石路。嘉庆十年（1805年），知县马鸣銮捐建奎阁，增置学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县徐久道移建盛山之麓，改名曰盛山书院。”汉丰书院，旧名开阳书院，“道光九年（1829年），知县孔昭焜以盛山书院学田岁有赢余，乃建开阳书院于城外南街。道光十一年（1831年），署知县魏焜移置城外西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署知县郑安仁改名曰汉丰，所有延师修脯、生童膏火、奖赏之需，均在盛山学田内支用。”清代沈西序在《重修奎文阁碑记》中记载：“我开邑，自道光初年以来，授编修者一，成进士者三，举孝廉者四，文风蒸然日上，而毓秀钟英。溯其源，则自盛山书院始。”高学潾在《盛山书院蒙泉诗并序》载：“文明之应，地出醴泉。吾子拥皋比于此四年矣，而甘泉适出，是即诸生之兆也。他日昌正学，擢巍科，泽及苍生，固吾子讲学之力，抑亦守土者之幸也。”林丹云在《新设义学记》载：“数年来，科名骏发。大半出于书院。……遂设城乡义学十四处，城内置房产数处；……行见教育之地日新月盛，义学之童蒙转盼即为书院之英俊，书院之英俊转盼即为国家之栋梁，其能推广学校之意，以暨於无穷也，岂不无远弗届也哉！”

2000年，开县余家坝巴人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秦巴文化交融提供了考古佐证。余家坝巴人墓葬不但呈现出巴文化、楚文化的因素特征，而且与涪陵小田溪、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三峡地区其它巴人墓地有着明显的不同，余家坝墓葬里的秦式器物更为普遍，如辫状耳、陶等，是一个巴、秦、楚文化因素共生的墓地。这一发现，为研究秦、巴文化在三峡地区的交融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在这条千年古道上，商旅、贬官、宦游、挑夫船家虽各怀异志，但都留下了很多奇闻轶事，丰富了古道之文化内涵。如开县东一里的神仙山上有迎仙观，“旧传观中道士每岁一人登仙，以入道先后为序。届期观中老幼丛遝焚香拜祝，音乐阗咽，灯火辉煌，自上垂下，长桥如虹，烟云五色，当仙者升桥而去莫知所之。一异僧来看，知其为妖也。按剑以俟，须臾桥成即挥剑斩之，有物坠地长丈许，如牛舌状，血流满地，莫知何为。既而于温汤井后石洞中，见一巨蟒舌断而死。”又据《太平寰宇记》载：“神仙山，在县东、清江水东四里。古老相传，昔有仙人，衣朱衣，乗白马登此山。本道以闻，天宝二载敕置壇，号神仙宫。”老龙洞、龙马洞、黑天池等在秦巴古道上都有很多传闻轶事。

文化交融的现实参照则是汉丰故城的建筑风格，其城市东西走向和田字型街道布局，内城墙砖筑砌法，内外城制，以及挖护城河的作法，都有别于三峡地区的其它古代山城及川东地区的其它古城，明显地受到中原地区古代城市建筑风格的影响，是承袭中原文化的缩影。此外，开县早在五代时期就有虎跳、黄侯二寨，清代洞寨达120余个，这些洞寨虽为世乱之时的不难之所，也是秦巴古道上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总之，秦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广泛交融，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秦巴古道上的开县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注入了秦地文化而彰显出别具一格的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