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达“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同一天，光绪帝又下谕申明了变法的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行使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如今，回顾百余年前的这段戊戌维新，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戊戌变法是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远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中国大变、快变。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措施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它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退一步说，就算没有慈禧的干预，这场维新运动也不会走得太久、太远。
然而要是将戊戌变法一棍子打死显然也是不公平的，短短103天的维新运动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贡献也是巨大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戊戌维新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
中国本来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体制和英、法等国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比起来已经大大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抵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经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经意识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法制炮造船，开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改变旧制度，只想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长处，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义。
维新派的先进之处，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改变根本无法挽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专制农业国，改变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所以他们主张要“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范围。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斥了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动乱、腐败的根源。因此，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将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就尖锐指出：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而且他们尽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斥清朝的统治“如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
尽管维新派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开辟道路，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并不能真正挽救中国。但维新派力争制约君主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只有人们不相信君权的神圣，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所以，戊戌时代这一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创造了条件。
二，戊戌维新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工厂、矿山、铁路等近代企业，但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联合，民营企业则得不到保护。
戊戌变法实行的第一天，光绪帝就下谕各省设立商务局。这是御史王鹏运提出的意见，“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健，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不久，光绪两次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创立商会。
不仅如此，光绪帝在上谕中还鼓励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作武器，准许专利，甚至民间还可以兴造枪炮各厂。连枪炮厂都允许民间设立，其他民营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后来光绪帝又在北京设立农工商局，命各省设分局“分别制造，以扩利权，而资民用”。这一系列保护和鼓励民间工商业的谕旨，虽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拖延大多未能实现，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动摇，对于私人创办工商业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因此戊戌变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作多达80%以上。而戊戌前后三年中（1897-1899）中国创办的厂矿54个，资本额621万元，其中商办占70%，民间企业已成工商业的主流。
三，戊戌维新的贡献还在于废除了八股文，改革科举制，提倡学习西方，实行近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措施。
维新派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强调：“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科举制和八股文是禁锢心智、脱离现实的典型。知识分子只去读古代的儒家经典，按固定的格式写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禄。维新派对此作了猛烈抨击。严复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变法期间，类似这样的抨击科举八股的尖锐言论比比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科举八股的同时，又提出讲求西学，学以致用的主张。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令各地筹设大中小学堂和各类专业学堂。
二是科举不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效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同时开设经济特科。
三是鼓励创办报纸，谕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办其事。“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此外还鼓励译书，选派出国留学生，许士民上书言事，开放舆论。
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日新，学堂、报馆、学会纷纷创立，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遏制。戊戌维新后七年，延续了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被废除，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刊等大众媒介也日益普及。
戊戌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要看到维新派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康、梁等在维新运动中表现的幼稚、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又缺乏远大的规划，切实的行动。很多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他们想不到去做，或者不能做，不愿意做。维新派当时的种种失误、缺点和短见，需要用阶级和历史的分析，求得理解，而不能苛求于前人。
戊戌维新时期，新旧力量的对比很悬殊，守旧势力力量强大。戊戌维新的骨干力量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或为举人、秀才，或为中下级官吏，没有地位、权力与声望。他们有感于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贫穷，怀着救国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
维新派力量薄弱，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以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他们低估了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而守旧派，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专横揽权，下有廷枢诸臣、封建大吏顽固不化，墨守成规。
光绪帝百日维新所下的新政诏谕，守旧派不执行，不办理，推诿拖延。而他们对维新派人士则忌恨怨妒，公开为敌，势如水火。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便束手就擒，六君子坐待诛戮，变法维新的大厦，突然倾倒，土崩瓦解。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