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的小屋（残雪《山上的小屋》）
特殊时代的病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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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残雪的小说《山上的小屋》
残雪的人生经历颇带传奇色彩:她当过待业青年、学徒、工人、裁缝，最终成为专业作家。相比较余华、格非、马原等人，她的作品有着更大的争议。本文对残雪早期的发轫之作《山上的小屋》进行精神学和心理学的重读，形成一份特殊时代的病变报告:小说围绕一个异质空间中的弱者与强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排斥与冲突而展开，彰显出时代动荡中小人物无处可逃且人人自危的精神困境。残雪着力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但又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家，甚至就是一座精神病医院。因为住在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是正常人，每个人脚板心都出冷汗，都是被迫害狂后遗症季节性发作之患者。
1.1
生存悖论
小说处处暗示命运的壁垒和生存的悖论。比方，母亲怕声音，可她又与鼾声如雷的父亲住在一起;“我”怕光，可又老是要在太阳很大的时候去山上的小屋瞧瞧;父亲害怕剪刀，却又总是去井边打捞那把剪刀。
父亲老是被一个噩梦纠缠，说是井里掉下了一把剪刀。这把剪刀作为最具杀伤力的暴力的象征符号，它是用来杀人的，又是用来自杀的。它与韩少功《爸爸爸》中丙崽娘那把生了锈的，既用来剪萝卜榨菜，又用来剪婴儿脐带的剪刀，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丙崽娘除了剪出自己的“智障”儿子丙崽外，还剪出了“小儿麻痹”一般的鸡头寨的一代人，她没有自杀，最终却失踪了。丙崽娘失踪的地方也正是“父亲”丢失剪刀的地方———一只枯干的、形而上的“老井”。丙崽娘死了，“父亲”还活着。活着的人比死了的人更痛苦。这是一种自省意识，就像巴金老人的“忏悔”一样———微弱的光将天空逼得发白。应该说，作为血缘的“父亲”有了忏悔意识。可是，作为政治的“父亲”仍然强悍地压在头上———有如当年祥林嫂头上“厉害的婆婆”，她/他随时可能成为“人贩子”而将子女绑架、卖到“刘家沟”、“朱家冲”或“贺家坳”那种与文明绝缘的荒山野岭之中。“我”的惊惧和变态由此而起。但残雪用一种虚拟的写实抽离了对现实世界特定历史时空的定位指涉，使得主题意涵、道德架构的解读方式都失去了最关键性的依据。从诗一般透明的叙述中，人们很难把握作者的道德陈述，甚至看不出作者尖锐反讽的批判倾向。
1.2
分裂的时代
文本表述的只是一个意符、意旨分离后的时代，而利用意符无根、游离、多义的特性制造出“超真实”业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先锋作家们自觉追求的一种美学原则。在这里，人们对旧世界栩栩如生的回照“反涉”常使人对迷失的现实网络产生一种浓重的“乡愁”。
然而，叙述者“我”对这个张力的要点一无所知，就像对“文革”话语暴力的全然不知一样。文本中看不出任何像同是文学湘军主力作家何立伟小说《白色鸟》结局那种对美的极致的断然撕碎，这反映出“我”对元话语袭击的历史性精神创伤的彻底遗忘。病理学的记忆缺失反过来证实了禁止历史进入意识的元话语的政治暴行，从而即刻转化对暴行的追忆。
不过，对父亲而言，这种“乡愁”式的“追忆”却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寓言，害人者与被害者都在一把剪刀里交织着:好人与坏人，生者与死者，智民与愚夫都不在道德的评判席上，却站到了太阳的审判台下。对良心的拷打一如祥林嫂临死前对“灵魂有无”的追问。利奥塔说，“对命运之源的追问成为那个命运的一部分”。自省的父亲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即使别人———比方“我”———去井边，父亲都像被人“吊”了起来似的，脚底挨不了地，恐惧异常。但是他又时时在深夜独自一人去井边打捞，并且发出声声“狼嚎”。然而，二十多年来，父亲从来没有打捞上来他的“丢失”，以致头发都熬白了。他生活在现实中，可他“失踪”于自己的记忆里。“母亲”便断定是父亲搞错了。其实父亲并没有搞错，因为连“我”对父亲的“剪刀情结”都终于“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成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剪刀”是维系父亲自省之利剑，是他作为人还是作为兽的阴阳两界。找不到“剪刀”，他便无法控制自己不成为“狼”。因此，母亲盲目维护父威，为他洗罪，实际上是逼他重新回到兽界。与“狼”共居，让“我”怎能不恐惧?
1.3
小结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铁屋子”不过是作者预设的道德场域，是文本内外都没有实象之具体指证的话，那么，残雪笔下的“小屋”则是一代人曾经生活过的政治场域之寓言缩写，是可感可触的噩梦残片。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是佯狂、或假狂。因为，“鲁迅的狂人始终被视为反抗历史压迫的代言人，狂人发出的是画着疯狂的脸谱控诉外在社会的时代之声。”狂人并不真疯而是“佯疯”。而残雪笔下的“我”的疯狂则是真实的，但“我”从不认为自己“疯狂”。真正的疯子从不会承认自己癫狂，就像真正的贼从不会承认自己偷窃一样。费尔曼指出，“对疯狂的谈论总是对它的否定……呈现疯狂总是有意无意地表露出对自身疯狂的否认的场景……”“我”对“小屋”的两次找寻都不得见，证实了噩梦的寓言本旨:即“意义”在文本之外，具有含混、碎片化的抽象指陈，蕴含阐释的歧义盘桓以及无穷尽的终极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