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今滨城区滨北办的南街、市中办的高杜、彭李办的山柳杜村等滨州杜家族人聚居的村庄，男子几乎都有官衔，妻子则多数为诰命夫人。俗话说，三岁的孩子七品官，似乎都是官身，其实不然，这些头衔多数是因为封赠、恩荫来的，只是一种荣誉，要想真正走上仕途还有许多限制。要弄清楚滨州杜家到底有多少人为官，就要从明清两朝的官吏选拔制度谈起。

杜受田故居位于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南街。（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清两朝的官吏选拔是封建时代最为规范和严格的，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科举考试，这是官吏选拔的主渠道，被称为正途。通过军功、恩荫、捐赠等进入仕途的，被称为异途，既非主流也难做高官，更被正途所鄙视。古人有诗，传为宋真宗赵恒所作，“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和基本道德准则。

科举考试分为考秀才、考举人和考进士。中了秀才，再经过选拔成为贡生之类，就具备了做小官的资格，高的可以做到知县；举人的出路就比较宽了，特殊的可以做到朝廷大员；读书人中了进士就到头了，成绩最好的到翰林院任职，差一些的到各部、省、府任职，最差的才担任知县。明清两朝的习惯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一二品高官基本上是进士出身。入了翰林院，就被社会上视为相国了。滨州杜家“父子五翰林”，是了不起的家族。清末民国时期，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禁烟英雄林则徐、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都是翰林出身。

绍德堂主屋。（图片来源于网络）

整个清朝，滨州共考取了28名进士，其中滨州杜家一门就9名。顺治四年（1647年），杜漺中进士，是清朝滨州第一位进士；1892年（光绪十八年）杜宾羽中进士，又是滨州最后一位进士。

明清两朝，滨州杜家共考取了12名进士，另有8名举人，327名秀才和贡生等，合计中科举者347人，这些就是杜家官员的基本队伍。至于多少基层官吏，连杜家人自己也说不清楚。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杜家第十二代孙、曾任山西大宁县知县的杜瑾说：“吾家自五世而后，仕进者不一，爵封者多有，若名列太学，声誉黉宫者，尤不可枚举也。”而这个时候，杜受田还没有出生。

杜受田身穿官服坐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1930年底，滨州杜家正七品以上官员91人，其中坐镇一方的知县以上，各部、府主管一方事物的正七品以上官员有39人。除去12名进士外，比较知名的还有：杜伯达，浙江鄞县知县，贡生；杜侗，浙江宁海县知县，贡生；杜述先，内阁中书舍人，监生；杜绍先，云南曲靖府通判，贡生；杜非几，湖南衡州府教授，贡生；杜琅，直隶东安县、陕西甘泉县知县，贡生；杜瑾，山西大宁县知县、直隶正定府同知，贡生；杜鸿图，江西婺源县知县，贡生；杜鸿勋，江苏江淮卫千总，秀才；杜光瀛，登州府教授，举人；杜贵，直隶通州卫千总，武举人；杜恩禄，盐山县知县；杜恩绂，兵部主事，监生；杜家桢，唐山、邢台、广宗等县知县，监生；杜家梅，广东盐运司主事，监生；杜秉纶，民国阜新、建平县知事，秀才；杜荫檀，毅军军需正、北洋陆军少将；杜律，山西太原府通判，贡生；杜词，济南卫镇抚；杜彤辉，江苏长洲县知县，贡生；杜受廉，四川渠县、河南项城等县知县，贡生；杜翚，户部主事，贡生；杜翃，河南太康、灵宝知县，陕州直隶州知州，贡生；杜庭璞，刑部主事，监生；杜庭珏，太常寺主事，举人；杜庭璆，刑部主事、广东罗定直隶州知州，举人；杜旻，直隶沙河县知县、顺德府同知，举人。

耕读传家诗书长，道德品质真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滨州杜家英才辈出，特别是北洋陆军少将杜荫檀之后均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级科技人员。在滨州比较知名的是滨州地区人大工委原副主任杜鸿三，而滨州地区公安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杜从建则是甘肃巡抚杜承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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