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六一国际儿童节，大概没有几个人明白它的由来。实质上，这个节日和纳粹军官——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的遇刺有极大关系。
1942年5月底，海德里希赶赴捷克古城布拉格，准备和希特勒本人碰头，商讨战争中的屠杀计划。赶赴会场途中，海德里希遭遇七名“纳粹猎杀者”的伏击，送往医院后虽然全力抢救，最终仍旧因伤重不治而殒命。
希特勒折损一员大将，因此极为恼怒，在围剿了七名伏击者之后，因为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将目标锁定为距离布拉格五十公里之外的利迪策村，于6月10日对该村展开了一轮轰炸和屠杀，甚至连村中的坟墓也没有放过，尽数加以破坏，试图将这个村庄从地图上抹去。
战后清点，整个村庄只有当时外出的17人幸免于难，其余的所有人均死于这场灾难，包括全村的一百多名孩子。
为了让所有人记住这一桩惨案，不至于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每年的六月一日就被定为国际儿童节，并流传开来。
不知道是不是自媒体大行其道的缘故，现在的学校特别热衷于一些外宣活动——不管别人看不看，反正自己就是要制作一些华丽丽的美篇和公众号。
我想，这些美篇和公众号，它们的命运大概率和纸质报纸的命运别无二致，不会有什么人感兴趣。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是负能量的东西。
虽然它的制作过程让老师们劳心费力，充满了怨气和戾气，整个制作过程充满了负能量，但在制作完成之后，谁能说这是负能量？？？？
有的外衣就是外衣，你无法质疑。
关于这种美篇和公众号的制作，有一个演变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教师们没有接触过这么一种事物，还有一种淳朴的情愫，像小孩子一样，对它充满了懵懵懂懂的好奇。
那个时候的老师们大概以为：自己在一个学期之内制作不了几回，也参与不了几次摆拍，不会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作秀就作秀吧，反正没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就当是生活的一种调剂。
然而，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教师中的一部分中等层级的教师慢慢喜欢上了这种工作，使他们有一种成就感，显得自己整天都在忙碌，在BOSS面前有居功的资本：我为你粉饰了妆容，积攒了向上的资本。
如此一来，美篇和公众号就渐渐多了起来，分配给每一个在一线工作的教师的任务也多了起来，由他们在课余时间制作完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渐渐成了一个系统工程，要求越来越苛刻，制作越来越美轮美奂、图文并茂。制作次数也渐渐多了起来，要不了几天就会轮到自己一次。
每到自己制作的时候，教师就化身成了一名记者。在摆拍的时候，必须要抓拍到完美无瑕的照片和视频，保证没有每一个人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进而，还要对海量的照片进行海选，保证校内掌控话语权的老师都能够出现在“大制作”里。
这个时候，考验教师“情商”的时机开始出现——搞错一个镜头，放错一个位置，就可能引来BOSS群体或者教师群体的质疑：你是不是有意捉弄我？你是不是有意贬损我？
教师群体的金字塔概念越来越浓厚，铜墙铁壁，壁垒森严。
这是空穴来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学校，已经因为这种美篇和公众号的制作不周，老师之间闹过好几次轩然大波的矛盾了，几近于全武行。（这一件事情，我以前提过，这里不再赘述，今后有的是时间，我可能会再次记述。）
当然了，在制作过程之中，制作人还免不了受到BOSS群体的耳提面命、反复申斥：“这点任务你都完成不了？这点任务都不合我的心意？！”如果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还保持着文人的儒雅谦和，一定会“可怜白发生”。
这些外宣材料制作出来之后，我不知道有多大用处，反正，我是从来不会翻看的——太浪费流量了。我更明白一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是展现在你面前的漂亮优雅，往往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月亮背面有什么，你往往意想不到。
可是，为什么我们又对这种制作乐此不疲？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外宣材料就是学校BOSS的功绩，可以在BOSS的BOSS面前收获青眼。至于这些事情是否真实，效果几何，没有人会去深究。
此外，这些外宣材料制作出来之后，很容易批量下载。下载之后，各种各样改头换面，再打印出来，可以装入到堆积如山的蓝色塑料盒子之内，再摆满一个个铁皮柜子，依靠这些支撑起一个个学校的外壳。
说了这么多，主题就是一个：我们要制作对应的美篇和公众号，所以必须进行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展演。
这种展演的附带惊喜是：可以邀请学校之外的BOSS，让他们“驾临”欣赏，中午时候顺带去吃个便饭。
有没有不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折腾儿童、折腾普通老师的例子？
我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亳州某幼儿园在六一节期间，不再组织孩子们表演节目，而是别开生面地让孩子们们围坐一起，兴致勃勃吃了一顿饭。
在我看来，这样的六一节才是学生喜欢过的六一节，才会真正给学生留下美好的印象，而不是挑出十分之一的学生，冒着酷暑，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去表演节目：辛苦自己，讨好别人，过成了成年人的“六一儿童节”。
毫不客气地说，学生们甚至无法看到所谓的节目，为了保持纪律，他们只是顶着大太阳，忍受着针刺一样的阳光，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看着前面同学的后脑勺罢了。
老师们呢，她们会全副武装的同时，找个荫凉的地方躲起来。
你如果问：“你躲到荫凉地里了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全程都陪着学生学生坐在太阳地里，不带一丝防护。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会觉得自己亏欠了学生什么，心中很是不好受。
正是因为我这么做了，我才敢跟你说：阳光像针刺一样！
附带说一句，正是因为我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我的同行对我极端排斥，他们会阴阳怪气地说我“不合群”、“孤僻”，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圣人蛋”——说到底，我这种做法与她们对比，很容易让她们觉得不舒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节目表演完毕，一则美篇或者一个公众号文案就已经出笼，教师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们欢欣鼓舞，甚至还可能拿到各种各样的辅导奖——不要忽视这样的辅导奖，在教师晋升职称的时候，这些东西非常有用，属于杀伤性武器。
讲一些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时的前奏吧，管中窥豹，从中看一看我们的教师多么“光明正大”。
我们这个年级组，老师们在“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状态下争取来了一个表演节目的机会——原本，老师们骂骂咧咧地不愿意参与表演，直言这种劳神费力的节目非常无意义；等到学校BOSS真的不让表演时，老师们再次开始骂骂咧咧，说“BOSS是‘dog的眼看人低’，不给我们年级组一个机会”。
不知道是不是某个“锦衣卫”把这种情绪告知了BOSS，BOSS再次允准本年级组可以编排一个节目，上台展演。
老师们展示完什么叫“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后，办公室内掌握话语权的老师开始暗戳戳地詈骂：“排练节目不是一个人的事，所有办公室老师都要参加。”——这是她们的规定性动作：不攻讦别人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总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骂上一骂。
我们办公室只有六个人，其中三名是班主任，每个月多拿了六百元额外补助（是我月工资的五分之一）。从这一点上来说，排练节目就是她们的活计。
并且，如果这些节目获奖，荣誉证书上也是她们的名字，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名字——会咬的狗，总能多吃到几块肉，不是吗？我向来不喜欢参与这些江湖纷争：抢到头破血流的荣誉，我内心里就特别想离得远远的。
除去三位班主任，本办公室的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情商极其在线、没事儿就骂一骂如同“挚爱亲朋”一样的同事的人中龙凤。她们和这三位班主任的交情，不敢说出则同辇、夜则同眠，但从蜚短流长的程度来看，几近于耳鬓厮磨。
毫无疑问，詈骂所指的对象就是我——在乌鸦的地盘上，白天鹅当然就是一种罪。
平时，每当她们把学生从正在上课的课堂叫出去排练的时候，我总是在上课。
面对他们的突然闯入和大声吆喝，我从来不会表现出什么不高兴：必须尊重自己的同事嘛，老实人不能主动找毛病，老实人就该逆来顺受，不能恶意揣测同事。
当我不上课的时候，分散在整个年级（三个班）里的学生又总是不再排练了。如此一来，我连表现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不用怀疑，学生们对着大屏幕练习舞蹈的时候，我没有搬上一把椅子坐在旁边，我就是不热心集体事务的薄情寡义之辈，就应该被我的这些“可爱”的同事们恶意攻讦。
没办法，我特意调换了几节课，让我的“挚爱亲朋”先上课，自己去“看着”学生跳舞。
我特别声明：这一次我去，大家都不要去了吧！
结果，这老几位教师相视一笑：哎呀~，我们一起去吧~！
好吧，一起去就一起去。只是，我表露自己功劳的机会又失去了。
到了所谓的舞蹈教室，这二位老师（一男一女）搬了一把椅子，旁若无人地坐在一起开始交头接耳，我则像一个机器人，傻呆呆地站在学生旁边——我根本没有一点舞蹈细胞，也指导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喜欢呵斥学生，在她们连珠炮呵斥学生的时候，经常有种汗流浃背之感。
当然，她们在无端呵斥之后，更多时间是不顾炎夏，聚在一起热议。
不是我特意去窃听，大概赖我的耳朵，那些故意压低的声音总能被我听个大概。她们说：“某某老师整天文绉绉的，真是个圣人蛋！”
“某某老师特别孤僻，不合群！”
“某某老师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完全不和我们谈闲话，不唠唠家长里短，一定是心理有问题！”
我简直躲无可躲——拍屁股走吧，不合适；听着吧，也不合适。
我在内心里想：什么时候，教师的“文绉绉”成了一种罪？
什么时候起，教师之间开始流行“码头”了，这些人一定要加入你的码头才行吗？
你们的所谓家长里短是什么意思？不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甚至不介意夫妻之间的关灯之后动作吗？
你们的所谓聊聊天，不就是教师之间的各种攻讦和各种“认码头”形式的认祖归宗吗？
她们在盼望着什么？不就是盼望教师群体之间形成一个个类似于三哥那样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般的金字塔建构吗？
这么一来，我们的教育形势到底是一片大好，还是危若累卵？
举个梨子举个梨子吧，苹果太贵，我举不起。
不要觉得教师群体之间风平浪静，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教师群体的劣根性，从来都没有风平浪静过。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这种学历已经等同于现在的一本，甚至可能还高于一本。
毕业之后，叶圣陶进入了苏州言子庙小学任教。
这个学校只有四名教师，但其中的倾轧仍旧纵横交织，波谲云诡。
叶圣陶曾经给当时尚在清华求学的好友顾颉刚写信，说自己不习惯教师之间的尔虞我诈，终日苦闷，课余在市场上看到补鞋匠，觉得没有人家自由自在，就特别想大哭一场。
如果是我有此感想，那些“高屋建瓴”者一定会抱着“扶不扶”的心态对我进行有罪推定：摔倒的老人和你，一定是你撞倒了老人！
可这里的主人公是叶圣陶，是我们教育部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你又该怎么认识？
你可以去翻翻叶圣陶的履历，他在1912年进入只有四名教师的苏州言子庙小学，经历了两年的苦闷生活，甚至还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在他大病未愈时，他的同事就为他设下了一系列陷阱。
叶圣陶没有识破这个陷阱，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他选择了离开，赋闲在家。
当然，因缘际会，后来的叶圣陶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旗下，才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众所周知，叶圣陶的成名作《倪焕之》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但我看完叶圣陶的经历，总觉得他也在其中，也表达了对教师群体“相煎何太急”的劣根性的愁苦。
二十四年风尘岁月，信念好像还在我的心中。
二十四年的教学生涯，我看着教师群体的形象慢慢失去了光辉；二十四年来，我好像一直没有让自己尖刻，并且富有心机起来，这是我的失败。
不过，没什么可遗憾的：前路有光，初心莫忘吧。
上面是一个教师每天习惯性的闲言碎语，是纾解每天郁闷的一杯文字烈酒，未必合各位的心意，见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