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

身高1米56，体重50多公斤，走起路脚步轻盈，75岁的路生梅性格像“小姑娘”一样活泼。

一会儿标准京腔，一会儿“醋溜”陕北方言，北京姑娘、儿科医生、陕北媳妇，反差十足的三个身份，构成她的“出彩”人生。

从医50余年，尽量开便宜的药、管用的药、适量的药，患者送给她的“礼物”是庙上敬神用的供品。

小路、路姐、路姨、路奶奶、老奶奶，走在佳县大街上，随时有百姓拦住她询长问短，不同的称呼，来自她治过病的五代人。

毕业时，她向学校承诺：“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工作后，她向人民承诺：“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结婚后，她向丈夫承诺：“不离不弃，相守一生。”

如今，三句诺言全部兑现。古稀之年，她向党组织许下新的承诺：“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为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

向学校承诺

“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3年，高中毕业的路生梅毫不犹豫地报考了首都医科大学的前身，北京第二医学院。

让她报考志愿如此笃定的原因是，当时北京的三所医学院中，只有北京第二医学院是市属大学，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北京市各医院。留在京城当一名儿科医生，是她最得意的人生规划，也是当时顺理成章的事情。

5年的刻苦学习，为的是能够分配到曾经实习过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或北京儿童医院。可是毕业分配方案中，全年级163名同学没有一个人留在北京。国为祖国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火热的年代，火热的激情。和其他同学一样，她向学校递上申请并承诺：“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8年，24岁的路生梅被分配到佳县医院，成了当时榆林地区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

她清楚地记得，宣布分配去向时，念完她名字和单位后，工作人员特意补充了一句：“佳县挨着黄河，可以吃大鲤鱼。”

是鼓励还是安慰，至今不得而知。

佳县挨着黄河不假，可以吃大鲤鱼却是奢望。

一条逼仄的街道横亘在黄河边上的石崖上，通往佳县医院的小路边散落着不少坟头，每天定量供应一瓢浑浊的黄河水，还有因不会生火夜晚只能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

想想曾经在宽阔的长安街为毛主席和外国元首捧花致敬，在后海公园悠悠地荡着小船，在高大的鼓楼下背着书包和同学一起漫步，路生梅经常泪水决堤而出。

当时佳县人民医院不分科，要求每一位医生在内、外、妇、儿、中医甚至针灸方面都要能独挡一面，大学期间学习儿科专业的她不得不学习所有科室知识。昏暗如豆的煤油灯下，路生梅每天坚持学到深夜，两个鼻孔被煤油烟熏出两道黑。天不亮就起床去修梯田、修公路，下午收工后接着值夜班。

“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条路是自己选的，也是自己对学校的承诺。”路生梅说。

然而，一次特殊的诊治经历，改变了路生梅。

那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因百日咳痉咳期住院，孩子反复痉咳，导致反复窒息，路生梅和同事们，一天抢救了三十多次，终究还是没能挽救这个小生命。

孩子的母亲悲痛欲绝，她小心翼翼地用被子包裹好孩子尸体后，忽然间跪到地上，向所有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表达谢意。

多么可怜的母亲，多么好的群众呀！

“和这位母亲的泪水相比，自己之前的眼泪是多么矫情。”路生梅说，她从此再没有抱怨这里的条件差，也再没想着早点离开这个穷地方。

寻找孩子的病因，得知是在家中生产时，用未经任何消毒的做针线的剪刀，剪断的脐带。在农村，有的家庭穷到没有一把能用的剪刀，会用削尖的高梁杆割脐带。

这种破伤风在新生儿中特别常见，当地人称其为“四六风”，意为一旦发病，婴儿存活不过6天时间。

将小儿科独立分离出来，让佳县的婴儿们尽可能地少夭折，成为年轻路生梅的工作愿望和动力。

有一次，路生梅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位产妇家中，眼前一幕让她痛心不已。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产妇坐在一个沾满血迹的土袋子上，家人担心产妇休克，就用手拽着产妇的头发不让睡觉，接生婆正准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子断脐带。

“你别剪！”路生梅冲过去抢下剪刀，一边向他们解释，一边快速拿出消毒器械，有条不紊地给孩子断脐、包扎。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里不就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里不就是自己的“广阔天地”？路生梅誓言，一定要改变这里落后的医疗条件和人的落后观念。

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路生梅成了佳县医院的首任儿科主任。她四处筹资，让科室所有护士分批外出进修学习。

佳县是榆林地区最穷的县，医院基础设施也最落后，但儿科水平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小儿静脉穿刺技术，在全区医务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和个人第一名。

一个风雪交加的清晨，路生梅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塑料底棉鞋，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崔家畔村出诊。

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覆盖着厚雪，每走几步就会滑倒一跤。近两个多小时里，她摔了40多跤。有时碰到大下坡，干脆躺在雪地上往下滑。

当一身泥泞的她出现在病人家里时，全家人像看到救星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患者病情很重，路生梅就住下来，直到病人病情平稳，她才离开。临别时，女主人送给她一双十分合脚的千层底棉布鞋。

这双鞋，她珍藏了很久，很久。

向群众承诺

“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1987年初，佳县城关镇农民魏来表因病将不久于人世。

望着刚出生不久的孙女魏娟和4名成年不久的子女，这位40多岁的农民实在放心不下。

临终前，他让儿女们将长期为一家人看病的路生梅找来。

“路大夫，我快不行了，以后娃娃们还要靠你照应。”魏来表拉着路生梅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魏大哥你放心，我不光照应你的儿孙，将来还要照应你的重孙，我要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

魏来表露出了人生最后一次笑容。

“这家人和我非亲非故，男主人去世前能将一家人的健康托付于你，作为医生，这是莫大的信任和肯定。”路生梅坚守着自己的承诺。

现在，魏娟的孩子已经8岁大了，每有头痛脑热，她习惯性地会对孩子说：“走，让我的路奶奶给你瞧瞧”。

在佳县，路生梅为一家4代人、5代人看过病的家庭比比皆是。而她的真心换来的是真情。

家住佳县白云山道观附近的一户人家，孩子叫“黑女”，大家管孩子的妈妈叫“黑女娘的”。

一次，“黑女”生病了，求神问道好长时间不见好转。“黑女娘的”抱着重病的娃找到路生梅，经过一段时间科学治疗，“黑女”痊愈了。

没过多久，“黑女娘的”再次找到路生梅，从布袋里掏出一包神前摆放过的供品——“油炸炸”。当地的习俗中，孩子们吃了献过神的供品，能除灾去邪，保佑健康，她希望留给路生梅的两个孩子吃。

路生梅收下了这份美好的心愿。没成想，“黑女娘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送一次，一直持续了好多年。

这些年里，找路生梅看病的孩子们，除了吃药、打针，临别时还能带走几个供品油炸炸。

“我是共产党员，不信神，但尊重群众的习俗。我想把美好祝愿和健康送给孩子们，只想让患儿早点好起来。”路生梅说。

山西临县和佳县隔着一条黄河，临县马家湾村的马平则因难产，生命垂危，路生梅和同乡们硬是从死神的手里把她抢了回来。

从此，两个省份的陌生人成了“亲姐妹”。只要马平子来赶集，一定会带上自家种的蔬菜给路生梅，有时是一把小油菜，有时是一捆红皮葱。

而她回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空过手，拿的是路生梅回送的点心、月饼和衣物。

好多同事不解地问路生梅，为什么病人总是和你那么亲？

她的回答常常是四个字：真心、细心。

七十年代初，佳县医院住院医生是24小时值班制，连续一周才能换班。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路生梅已累至极点，心想这周的班总算快值完了，明天可以好好睡一觉。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一个肠穿孔的病人住院了。紧急的救治手术是在汽灯下进行的，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后，病人得救了，路生梅却昏倒了，整整昏睡了一天一夜，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在职工作31年、退休义诊20年里，只要是路生梅治疗的病人，拿到的全是便宜的药、管用的药、适量的药。

在当儿科主任的二十多年里，路生梅始终保持着一项纪录：处方量最多，药品提成却最少。

“佳县地域苦焦，生了病的人就更可怜，我们怎么能下得了手从穷人、病人嘴里‘掏食’呢？”路生梅常常提醒着自己和身边的同事。

路生梅为幸福院的老人们检查身体

路生梅对病人细致入微是出了名的，也避免了不少人为的医疗事故。

上世纪60年代末，佳县医院还没有B超设备，好多疾病的诊断要靠医生望触切听。一天，医院收治了一名肚子“微胖”的50多岁妇女。主治医生检查后认为是子宫肌瘤，并安排了手术时间，路生梅被临时叫去当手术助理。

她接病人进手术间时，习惯性地用听诊器确认患者的身体状态。这一听，吓了一大跳——她听到了胎心。

手术被紧急叫停，连患者家属都觉得不可能。最终的复查证实路生梅是对的，这位妇女和家人高兴而羞涩地出院了。

一年夏天，佳县痢疾流行。山西临县的一名12岁的小男孩高烧、拉肚子，在当地医院治疗了几天，不见好转，转来时几乎处于昏迷状态。

路生梅问完症状后，也觉得像中毒型痢疾，但久治不好又让她心生疑惑。她将男孩沾满粪便的衣服脱下，详细检查身体的每一处。在大腿内侧发现一个拳头大的肿物，确诊为脓肿导致的脓毒败血症。

切开引流、抗感染，小男孩得救了，一个家庭得救了。

2019年11月20日，星期三，路生梅如常来到佳县中医院坐诊。从2019年起，她每周三到这里坐诊雷打不动。

8年前，陕西中医大学毕业的高苗苗，入职佳县中医院。这位佳县长大的小姑娘，小学时就知道路生梅的名字。

每逢周三，高苗苗会早早来到单位，期待着向路医生学习取经。

“100粒包装的二氧丙嗪，路老师会拆分成10份小包装，一个病人取药只花几毛钱。”高苗苗说，自从路大夫来我们医院坐诊，自己除了在医技上有长进，更多的是在医德上受洗礼。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佳县人民医院现任儿科主任武艳。

这些年，只要有儿科方面的疑难病例，武艳一个电话，路生梅会及时到来。

抢救完病人，路生梅总会拉着武艳唠叨几句，嘱咐最多的是，一定把三级医师查房制度坚持好、把儿科医生队伍建设好、不能乱用抗生素……

去年，一名新生儿因心衰在送来医院的路上已没有了呼吸，路生梅一边电话里指导急救，一边早早迎候在县人民医院的门口。

车刚停稳，患儿的父亲抱着孩子前面跑，74岁的路生梅跟着边跑边喊“让路”，并直接参与急救了两个小时。

“没有对人民深情的爱，路医生不可能在佳县坚持50年，不可能不顾一切地治病救人。”武艳说。

向丈夫承诺

“不离不弃，相守一生”

路生梅的丈夫叫高正胜，绥德县人，家中兄弟姐妹10个。

一个北京女大学生，一个绥德卫校毕业的男护士，他俩结合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连高正胜的母亲都担心，“这个儿媳迟早会‘跑掉’。”

婚后，路生梅向丈夫告白：“你放心，任何时候我绝不会抛下你独自回京。”

在她眼里，这个陕北汉子身上有太多值得让人敬重的品格，也是自己能精医向善的“灵魂导师”。

高正胜绥德卫校毕业时，已分配到绥德工作。同班的一名佳县男同学和一名绥德籍女同学谈恋爱，如果各回原籍工作，意味着这对情侣将风道扬镳。

为了成人之美，高正胜和男同学互换了工作单位，将自己调整到离家远、更贫穷的佳县工作。

路生梅和高正胜的结合，成了现实版的“成人者天成之”故事。

佳县县城高低错落，冬天下雪后特别容易让人滑倒。

在路生梅印象中，只要下大雪，丈夫一定会起得很早，拿着大扫把将院落周边的拐巷和街道路面上的积雪扫出一条条路。

“处处为别人着想，点滴中向善，成了我们的家风。”路生梅说，这一点在她的两个孩子身上也得以体现。

女儿刚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后下暴雨，孩子依然像平常一样不去妈妈的单位打扰。独自回到家院后，发现门锁着，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

为了躲雨，刚刚放学的孩子蹲进了门口的石床下。当路生梅忙完医院的工作，匆匆赶回家，看到在石床下像“小狗狗”一样瑟瑟发抖的女儿时，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孩子安慰她，“你哭什么，我这不没怎么淋上雨嘛。”

1979年冬，高正胜骑摩托车带着一名医生进村看病。不小心，连人带车跌下山崖，高正胜腿骨折，需手术治疗。

已经抬上手术台的他，得知医院来了一名患心脏病的足月孕妇，急着剖腹产。高正胜硬是坚持着把手术台让了出来。

“在我心里，老高就是陕北汉子的代表，也是陕北人纯朴品质的集中体现者，老高所做的事，我想每一名陕北人都能做出来，时间长了，我真的爱上这方水土，爱上这里的人。”路生梅说。

上世纪80年代初，路生梅先后被选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和陕西省主治医师学习班进修。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了指导老师，都愿意帮助她调到北京或西安的大医院。

“佳县有我的亲人，有需要我的病人，我哪里都不去。”路生梅说，自己从小没有妈妈，姑姑一手把她带大，这期间她还拒绝了姑姑的挽留，导致亲人们很长时间心情不快。

“改革开放后，经我的手办理出80多名外来的医护人员返回原籍申请，路生梅一次也没提出过。”在县卫生局当过十多年文书的张志良说，路医生已完全视自己为陕北人。

2007年5月14日，让路生梅一生最悲伤的一天，也是最感动的一天。

这天，因病离世的高正胜出殡。一大早县城的木匠、泥水匠、商店营业员、医院和防疫站的同事，还有曾经救治过的农民朋友们争相抬着棺木在“高大哥”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体育场以及他经常扫雪的背街小巷绕了一大圈。有的人，甚至搭车数十公里，送高正胜回绥德老家安葬。

“这件事，更加确定我倾心尽力为佳县人民解除病痛是多么值得。”路生梅说。

向组织承诺

“为党工作没有退休时间，为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时间”

1999年，路生梅从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

北京的亲人们希望她和老伴一起来京安度晚年，以弥补几十年艰苦地方工作的缺憾，她都拒绝了。

不少成为国内知名专家或大医院的科室负责人的大学同学们，多次高薪邀请她去坐诊，她拒绝了。

曾经的患者，带着自己的亲戚、邻居，甚至是孙子辈的病人找上门来看病，她没有拒绝。

退休后的路生梅还经常义务看病

于是，佳县黑龙庙拐177号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窑洞，既是她的住所，也成为义务诊所。

“春秋流感多发时，路生梅窑洞的病人不断，有时候半夜里我们都睡了一觉，还能听见病人急火火的捣门声。”邻居白如珍说，她经常看见十二点过了，路生梅的早饭还在锅台上放着没来得及吃。

路生梅的义务诊所，“义”得很纯粹。

所有的病人不收一分钱的挂号费，所开的药都是便宜的，在普通药店都能买到，还有一些小验方药既便宜又有效，但药店买不到，她托熟人买回来，不挣一分钱给病人分出去。

2019年11月22日，记者见识了路生梅看病中的耐心。

这天，3岁的石乐桐在爸爸、奶奶、外婆的陪同下，找路奶奶看病。

小家伙害怕打针，哭闹着在窑洞里一刻也不待。路生梅打开炕头的小柜子，拿出一盒曲奇饼干“讨好”，乐桐不“买账”；她又从另个一个小柜子摸出一个小风车，乐桐依然不配合。最后，只好撵在院子里给孩子做了检查。

有的患者多次找她看病，却分文不要，深感不好意思，劝她多少收点诊疗费，路生梅总是回答：“我不缺钱”。

不缺钱，是因为她把钱看得很淡，对于生活要求很低。

她居住的窑洞是县卫生系统家属院，一孔正窑是住所、诊所，一孔侧窑兼做厨房、饭厅、子女临时住处和卫生间。50年间，她没在佳县置办一处房产，就连家中一套组合衣柜也是30多年前手工打制的。连炕头那方她学习和开药单的小桌子，也是前些年邻居搬家时扔掉她捡回来的。

路生梅常穿的一双运动鞋，是3年前花不到100元买来的，成为这些年对自己花钱“最狠”的一次。

对自己小气的路生梅，对别人特别慷慨。

2015年，她被评为“榆林好人楷模”，获得5万元奖金。回到佳县后，她用所有奖金购买成健身器材、老年人用品和学生学习用品，送给佳县中心敬老院、农村幸福院和乡镇中心小学。

去年，她接受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的请求，每周三个上午分别在两个医院坐诊。当医院领导和她谈起报酬时，路生梅明确分文不取。

其实，刚退休时路生梅曾在县人民医院受聘过一年。因开不出大药方，给医院带不来经济效益，她主动辞聘了。

“我答应坐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年，县里医院‘以药养医’的现象纠正得好多了。”路生梅说，否则自己还是不受聘。

近年来，总有外面单位请路生梅去讲党课，每次课后，对方会执意付她劳务费。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她就用一个笔记本，一笔笔记下来，准备作为特殊党费上缴或者继续用在更需要钱的人身上。

2018年，佳县县委召开会议，授予路生梅“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也没有退休年龄。”路生梅说，自己有着35年党龄，这是她的初心，也是她的再次承诺。

有人粗略估算，仅退休后的这20年里，路生梅义诊的患者超过了5万人次。

“我就是一只拴着线的风筝，无论飞得多高、多远，只要病人一拉线，就会回到他们身边。”这是路生梅经常自我调侃的一句“名言”。（当代陕西记者 梁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