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西炉

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这就是城市。

在炉边（康巴藏区），历史上能称得上“城市”的唯有西炉（打箭炉）。

在长河地方，比起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沈村、岩州、化林、噶达等几个重镇来，唯打箭炉可称得上“城市”。它有相对稳定的城民，有买卖之所，有筑有城墙等城池的基本设施，有相应的由听差的“锅庄”所承担的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也就是说炉城不仅只是座像早年的岩州、化林那样屯住戍守边关将士的有城无市的边城，它已具备了城市的刍形。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它与时俱进，进而发展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先说“城民”。早期，那些个听差伺贡的“锅庄”差民，就是西炉最早的城民，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炉城成为重要的买卖之所，那些来此贸易的汉藏回商民，不断融为西炉“城民”，正是他们支撑起了这座雪域高原上少有的城市。（炉城人口，清时的确切数字未查到，可找到民国时期统计。民国二十四即1935年，由重庆中国银行四川月报社编辑发行的《边政季刊》载：据康定县市政公所暨团务局二十三即1934年11月［也就是在西康省正式成立之前］的调查，康定城厢区有1860户，15700余人，其中“业商者”占十分之六，‘业工者’占十分之二，“业农者”占十分之一，其他占十分之一。这是常住人口。另有“外省侨民”现住康定者，共2500人，计军界1000人，政界200余人，工艺200余人，商业500余人，学界200人，其他200余人。本地住户与侨居者加起来，未算“流动人口”，不足２万人。）

西炉为边关（史称炉关），修筑城池，屯兵戍守，责无旁贷。在何时筑城？城是什么模样？我们从一些史籍中还能多少获得些许信息，尤为可贵的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老照片和碑文，更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佐证。

有史可考的打箭炉城，筑于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移雅州府同知驻炉。同年六月，清朝廷同意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将驻在大渡河东大本营的化林协现有的一千额兵，除留下三百名驻守外，二百名移驻打箭炉；五百名移驻噶达（今道孚的惠远），理由是“噶达建造庙宇，移驻达赖喇嘛，守护之兵，殊关紧要。”为了加强防卫的力量，移驻噶达的五百防军，“令化林副将带把总二员，再添设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一员，前往防护。”雍正八年（1730年），又在打箭炉安设埠和营，设都司守备，在此筑城设营驻防。埠和营就驻郭达山脚下，打、折二水相汇处，当年就叫“营盘街”，原址在今天州粮食局至州人民医院一带。

雍正八年（1730年）始筑的炉城，设东、南、北城门三道。为何只设三道门，这完全是因地制宜而为。打箭炉在三山二水之间,不可能筑个“四方城”；它南北两边都可西去,也没设西门的必要。城依山而筑,垒石而成,山作屏,水为障，各门只筑一段短短的城墙与山相接即成，所以当初所筑的城墙，加起来只有145丈！

手边的几幅老照片（见图），最早的为法国人方苏雅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拍摄，再有为美国地理杂志记者洛克拍摄于1929年，还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明经和庄学本等著名摄影家留下的作品。另一幅大约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定摄影人镜头中的有老南门城楼和城墙的南门一带街景。这些难得的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几多古城的记忆。

随着以边茶交易为中心的汉藏贸易的发展繁荣，出入炉城的人愈来愈多，官

员们便意识到各城门应好生把守，并对出入城者进行稽查。乾隆十年五月（1745年6月），川陕总督公庆复等为此特地联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摺。奏称：“查打箭炉原设三门，东门大卡系进省通衢，南门公出卡系赴藏大道，北门雅纳沟系通各处苗蛮小路。因炉城设有茶市，苗蛮汇集贸易，汉民遂亦繁多，向无稽查之例。先经打箭炉监督伊尔哈布奏，炉城三门锁钥应交地方掌管，拨兵守口，盘查一应内地出口之人，俱令在地方官处起票，守口人查验放行。”最后依“监督所请，将炉城三门锁钥令阜和营都司掌管。南、北二门应各派兵八名稽查。汉民出口者，令其呈请各该地方官印票；自炉置货出口者，令其呈请炉同知印票查验放行；其寻常汉民赴乡买卖及苗蛮来炉买茶者，应免请票，以省繁累。”从中看出，打箭炉不仅筑起了城池，还有一套出入城的管理办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炉城也在不断的扩展完善和维修保护。乾隆二十年（1755年）七月，经大学士管陕西总督黄廷桂、四川总督开泰、提督岳钟琪等奏请，对打箭炉城进行了扩建，城基周围达６里余，总长1140多丈，高七八尺至一丈二三，仍按照藏民垒砌碉楼的办法，全用石头垒成。（以上见《清实录藏史资料》）

城南金刚寺内记载修缮城门的石碑

炉城的最后一次修缮，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重点是几座城门。城南金刚寺内尚存有一块石碑，由主持这次工程的打箭炉同知（地方行政长官）刘廷恕撰写的碑记，就记述了这次修缮的情形。《碑记》开头就说，“孟子云‘凿斯池也，筑斯城也’，顾城垣坚脆，民之安危系焉。守边者岂可忽哉！”道出了修筑城池的重要和守边官员的责任。接着，在叙述了一番炉城的历史及这个西部屏障之重要等情形后，这位已年逾七旬的父母官写道，光绪丁酉孟冬（1897年10月）他到任后见到的情景是，“南门行将倾颓，东门经前署司马(同知)鲍子雍培修，近亦有渗漏朽坏处”。于是他决意对几座城门来一次全面的培修。要完成这一任务，最大的难题是缺经费，开初他想用邀请吃饭的方式，劝各大商家和有关方面出点银子，可谁也不肯掏腰包，一钱银子的“赞助”也没拉到，经费“久无一谱”。于是决定“停止两载庙会，谕邛、天、滇、陕、渝、囗、囗席资措作城工经费。”并带头“捐廉（工资）为之倡”。在他的倡导之下，各方方纷纷解囊，终于筹得捐银二千零陆拾四两。为了把每钱银子都用在修城上，由他“亲督其事，不假胥吏之手，神人共鉴”。东关，前任司马鲍子雍培修过,这次耗费不大,只花了玖拾一两四钱银子；“惟南门高六丈余，工程囗囗，檐柱木一时难於采购，幸明正土司甲木镜亭昆仲深晓大义,捐伐本山大树壹囗囗大木，襄缘其美。”在培修中, 他看到（南门）“梁上书道光甲午岁培修”一行字，有感前人曾为培修城门出力，“余行年七十，适合其时，（当）竭力经营之”。在这位父母官的悉心操持之下，培修工程终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大工告竣”。为了给各方一个明白，工程的各项收支细数，均“簿载附卷”公诸于众。计：

打箭炉军粮府刘 捐银壹百两

驻炉法国主教倪 捐银伍拾两

天全州茶商共捐银叁百两

邛州茶商捐银贰百捌拾捌两

渝帮客商（德和永、恒通祥、明德厚）捐银壹囗囗

雅安县茶商共捐银叁百两

云南客商捐银贰百四拾捌两

何正仁捐银叁拾囗

荥经县茶商共捐银叁百两

陕帮客商捐银叁百两

李益盛捐银四拾囗

总共捐银贰仟零陆拾囗囗 总计用银贰仟零柒拾囗囗

刘廷恕，字仁垒，湖南善化人，行二，道员用，打箭炉同知，相当于今天的“地师级干部”。巴塘“凤全事件”后，遭凤全继室李佳氏（文珮）“蜚白”，四处告他“见死不救”，四川总督锡良无奈，只得将其参革。这个在炉边卖力干了多年的老头儿，最终只得卷起铺盖而去。从他留下的这方碑文中，我们能看到位年逾七旬，任职炉边的老人，办事的认真执着，着实令人感佩。他留下的碑文，更为我们了解炉城的过去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仅那个捐款“清单”所列出的一串名号，就展现了当年炉城各路商家云集，经济一派繁荣的兴旺景象，还可看到外国教会和当地明正土司的影子。

当年刘司马培修过的炉城城楼的大致模样，如今只能从几幅老照片上见到了！惟有“东关”“南门上”“北门上”这几个词语，还留在今天康定人的口中。只有那些年逾古希的“老康定”，还依稀记得“东关”的城楼上有“紫气东来”几个大字，南门叫“永安门”，北门叫“拱极门”。北门外有个“挡茶所”，民国时候还有背枪的大兵站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