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那么支持，或者说是对可降解塑料持有比较审慎的态度。”郑雪这样说。

郑雪是一名环保工作者，她一直梦想着“一个没有塑料的未来”。为此，2018年她创办了国内首个致力于推动解决塑料污染的机构“摆脱塑缚”。

2020年，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在五年时间里，全国城市地区分阶段逐步限制、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该意见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塑令”。

据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江浙沪皖四地消保委实地调查了1640家企业，截至2021年3月，限塑新规在商场的落实率达到了78.6%，超市为77.5%，大型饭店为90.1%。

这些进展让郑雪看到希望。但同时令她忧虑的是，在国家出台的《意见》中，“可降解塑料”被认为是治理塑料污染的重要解决方案。

如何减少塑料污染？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解决方案是让塑料降解，使其变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但可降解塑料能真正减少塑料污染吗？郑雪对此表示怀疑。

同样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从事可降解塑料袋生产工作的陆明：“坦白讲，中国现在可能还不具备回收处理可降解塑料的能力。”陆明是南京比澳格环保有限材料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就是生产可降解环保袋，出口澳洲。

更多反对可降解塑料的声音则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环保陷阱，带来新一轮的产业狂欢。

一、禁用不可降解塑料，那可以使用什么?

“限塑令”的升级，为生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厂商带来大量订单。华安证券2021年初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在政策影响下，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将达千亿级别。

“原来很多不做环保生意的化工企业，现在带着钱去做环保的事。”陆明说。但他更担心的是质量参差不齐的可降解塑料混入市场，反而给环境造成更大压力。

理想的可降解塑料应该是由“全生物降解材料”制成。目前这种全生物降解材料应用最广泛的是聚乳酸（PLA），它以淀粉、玉米等生物物质为原材料制成。通过土埋、堆肥、淡水降解、海洋降解等过程，这种塑料能被微生物完全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会给环境造成额外负担。

华安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2021年之前，可降解材料PLA的产能主要集中于海外，国内总产能不足30万吨。

图为比澳格（南京）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车间，正在生产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

而目前，如果一个超市的经营者想要采购一批可降解塑料袋，他会在琳琅满目的搜索结果里摸不着头脑：生物分解塑料、热氧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可堆肥塑料。这是2006年出台的国家标准中降解塑料的四个种类，全都冠以“可降解”的名号，价格却相差数倍。

其中，热氧降解塑料和光降解塑料的价格不到生物分解塑料的一半。它们号称只需在受热或光照条件下放置一段时间，这种塑料就能神奇地从地球上“消失”。但就是这种低价且“易消失”的材料，却被称为“塑料界的PM2.5”。

原来，这两种降解技术只是将塑料分解成肉眼不可见的微小颗粒，而并不能使它们消失。这些颗粒凭借自身微小轻盈的特点，隐身在空气、土壤和水里，最终被生物体吸入体内。由于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人们甚至无法清除它们。科研人员在海洋生物体内、婴儿胎盘中，都曾发现这种有害的塑料微粒。

2019年6月，欧洲议会禁用了热氧降解塑料制成的一次性产品，澳大利亚也将在2022年逐步淘汰此类塑料。

在刚刚兴起“降解热”的中国，像这样的“伪降解塑料”依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大量想要采购“可降解塑料袋”，却不谙其中玄机的买家。2020年发布的“限塑令”也只限制、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却没有规定应该使用哪种可降解塑料袋。

“不可以使用不可降解，那可以使用什么呢？”陆明觉得国家“没把话说清楚”。他所在的比澳格公司曾为北京奥运会提供过全生物降解环保袋。现在他们的主营业务也是生产这种环保袋，并出口到澳大利亚。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人们能看到一桶又一桶黄白相间的小颗粒被吸入铁皮圆筒。伴随着传送带呜呜的声音，颗粒迅速升温、膨胀、延展，然后变成一卷卷带着爆米花味的黄绿色塑料袋。这些颗粒含有大量玉米淀粉，是制成生物降解塑料袋的原料。

但由于这种全生物降解的塑料袋成本昂贵，“对于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必须使用全生物降解的地区来说，生物基混合型材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陆明说。所谓“生物基混合型”就是在淀粉、玉米等生物物质基础上，混合了传统塑料原料（如聚乙烯）制成。虽然这种塑料不能被完全降解，但它“至少少用了一部分聚乙烯（PE）。”

尽管如此，陆明和他所在的公司也并不打算在国内推广生物基混合型塑料袋。“我们不希望混淆概念。大部分商家并不了解全降解和生物基混合型的区别，如果他们买了相对便宜的后者，但却对外声称是全降解的，就会比较麻烦。”

“摆脱塑缚”的创始人郑雪也认同：“严格说起来，那些生物基塑料的生产商是不能够在产品上标注‘可降解’去误导消费者的。”

左图为全生物可降解塑料原料聚乳酸（PLA），右图为生产工厂内正在吹膜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

然而在混乱的市场里，消费者往往难以辨识可降解塑料的品类。

在已经实施“禁塑令”的城市，顾客到超市购买一个符合新国标的可降解塑料袋，在它的底部，可以看见“PBAT PLA”的标识，以及两个“j”状的小人。在一些奶茶店，如果你对纸吸管的口感不满意，也可以选择换用“PLA”吸管。PBAT和PLA是全生物可降解塑料最常使用的材料。

周末，陆明有时会陪妻子去南京龙蟠汇商业中心逛街。他发现屈臣氏已经采用全生物降解的购物袋，隔壁的饰品店柜员也说自家的袋子是全降解的。可当他细看左下角标注的袋子成分，却发现上面分明印有深蓝色的字母——PE，意味着袋子仍旧含有不可降解的聚乙烯成分。

“如果说屈臣氏花了一块钱采购一个袋子，而隔壁饰品店的袋子却只花了5毛钱。如果国家不把政策定清楚的话，屈臣氏会愿意一直买下去吗？”

同样的，如果你在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搜索“可降解垃圾袋”，大量商品依旧为传统PE材质的塑料。某些自称“生物可降解”的塑料袋上也没有规定的“PBAT PLA”的标识，以及双“j”图形，难以辨别真假。

消费者对可降解塑料袋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涉及到可降解塑料的具体问题，公众们往往“搞不清、看不懂”。能够完全答对禁限塑新规基础知识的受访者不到2.5%。

销量最高的塑料袋不可降解

某“生物可降解塑料袋”没有“双j”标志

“可降解塑料的推广使用还是存在很多障碍的，政策的落实充满不确定性。” 郑雪说。

不过，一份最新的降解塑料国家标准正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平台征求意见，重写了可降解塑料的定义。在征求意见稿中，被认为是“伪降解塑料”的热氧降解塑料和光降解塑料已经被删除，不能再被称作可降解塑料。这一标准由企业、高校和研究所共同起草。主管部门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尽管如此，目前市场上仍有大量不合要求的“可降解”塑料袋在流通。这些塑料袋在使用后，最终又流向何方呢？

二、回收处理也是个问题

2016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生物可降解塑料”这个标签带来的误区之一，就是会让人误以为它们可以在自然环境完全降解，从而在丢弃的时候心安理得。

而事实上，“可降解”并不是魔法，在使用后无法直接消失。这些塑料若要降解，需满足特定的条件，如高温、有氧，或是合适的微生物。因此，它对回收和处理有很高的要求。

而陆明认为我国现在很可能并不具备回收处理可降解塑料的能力。据他介绍，全生物降解的塑料袋应该跟随厨余垃圾，进入工业堆肥厂进行堆肥处理。

“全生物降解其实是一个闭环，从玉米一类的农作物，被制成袋子，再装着有机垃圾进入堆肥厂。堆肥后不仅没有塑料的残留，还能作为有机肥的一部分，回灌农田。”

在澳大利亚考察时，陆明去了墨尔本、悉尼等地的堆肥厂。装满了厨余垃圾的可降解垃圾袋，被垃圾车送到郊外的堆肥厂，放眼望去，铺满了许多长达数十米的堆肥池，每个堆肥池可以处理40吨的厨余垃圾。可降解的塑料袋在这里，与残羹剩饭一起，转化为有机肥。

但有意思的是，一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废处工作人员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可降解塑料应扔入“其他垃圾”中，不能丢进“厨余垃圾”。

这首先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处理技术。据郑雪介绍：“所谓的可降解塑料，只能在工业堆肥下才能降解，降解条件其实非常苛刻。”而工业化堆肥要求温度在50-60℃之间，湿度在50%-60%之间，并调节菌群和耗氧量。

但在中国，陆明坦言，当前的工业堆肥厂并不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共有生活垃圾堆肥厂142座。但这些工厂大多以秸秆、动物粪便等为原料，不支持可降解塑料袋的处理。因此，可降解塑料袋不得不被投入“其他垃圾”一同焚烧。

“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只对于有机垃圾有用，拿它装其他垃圾（一起焚烧）就是一种资源浪费。”陆明表示。

即便工业堆肥厂愿意处理可降解垃圾袋，在垃圾回收的环节，也会出现不少问题。

例如，在北京的分类标准中，可降解塑料属于其他垃圾。而在南京科巷菜场的自助环保袋领取机中，一个写着“生物可降解”的袋子上也印着回收标志。但如果你把这些塑料袋投入可回收垃圾箱，也不是一个好选择。这是因为如果将可降解塑料制品混入可回收的塑料中，会影响塑料回收的质量。美国北卡罗来纳和阿拉巴马州就曾于2013年立法规定，要求在可降解塑料产品上标注不可回收字样。

南京科巷菜场的生物可降解袋子上印有回收标志（箭头三角形表示回收，St表示淀粉）

理想的可降解塑料，凝注了科学家美好的环保愿景。但由于垃圾分类的模糊，处理条件的缺位，可降解塑料和普通塑料一样，都只能迎来被焚烧的结局。

三、减塑的出路

“我看海南的官方有过一些推文，呼吁公众要审慎对待可降解塑料。十四五规划也有人提到过可降解过度使用的问题。”郑雪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既然人们开始意识到可降解塑料无法遏制塑料污染，那么，减塑的真正出路在哪？我们如何才能解决白色污染？

意识到可降解塑料的难题，荷兰提出了“向‘塑料循环’经济过渡”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包括了可降解塑料，还从多方面保障可降解塑料融入循环经济的体制中。例如，荷兰要求逐步淘汰化石资源的使用、细化生物降解性材质的用途、不同应用场景下需使用不同回收方法等等。

荷兰的“向‘塑料循环’经济过渡”战略

如上图所示，荷兰更多是将生物可降解塑料做“机械回收”处理，旨在通过机械将塑料加工成具有类似性能的产品。这和有机回收的“堆肥降解”路径相比，既不依赖于垃圾分类和堆肥环境，也能更大地保留塑料的经济价值。

同样意识到可降解塑料的难题，德国、比利时决定限制、替代生物可降解材料。根据德国基青根地区（Kitzingen）官网报道，出于降解条件苛刻、含有难以完全降解的微塑料、影响垃圾整体堆肥进程等诸多原因，当地已禁止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作为垃圾袋，要求居民使用纸袋包装有机垃圾。

知乎用户“竹晓”介绍了自己使用纸质垃圾袋的经历：“纸质垃圾袋在装了比较湿的餐厨垃圾以后，下面是比较容易破裂的，所以一般倾倒的时候需要提着垃圾桶到垃圾站，倾倒后回家再冲洗一下。”

纸质垃圾袋

可降解塑料进退两难。荷兰选择“进”，建立完善整个塑料循环经济；德国决定“退”，转而选取其他材料替代可降解塑料。

不仅是德国，欧盟当局对生物可降解塑料总体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欧盟认为，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生物可降解塑料能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真正实现降解。欧盟委员会将在2022年进一步确定这一材料的用途、标准。

2021年5月3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次性塑料制品指南》。在文件中，“塑料”既包含制作矿泉水瓶的PET塑料，也囊括了生物可降解塑料。这意味着，在政策层面上，生物可降解塑料和PET塑料将受到同等限制。

欧盟在垃圾分类和回收方面全球领先，它的保守和观望并非无凭无据。

2020年6月12日，“摆脱塑缚”邀请到了欧洲零废弃联盟科学委员会主席恩佐-法沃尼奥（Enzo Favoino）的线上讲座。法沃尼奥表示，除了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作为替代品外，欧盟还细化各类标准；要求塑料厂家负责部分回收费用；采取押金返还制度……但即便在如此成熟的技术和政策下，欧盟的塑料回收率为40-50%。这与其2029年塑料分类收集“90%”的目标相比，仍有相当一段距离。同时企业选择将不符合欧盟标准的塑料投放至发展中国家，全球塑料回收率仅约为15%。

“押金返还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概念图：一瓶1.25欧元的水，其中含有0.05欧元的“押金”。消费者如果能将瓶子带去回收点，便可领到0.05欧元。

因此，法沃尼奥和郑雪认为，即便在垃圾回收和处理技术都较为成熟的欧盟，生物可降解塑料也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减塑”。这是由于可降解塑料助长了人们“用完即弃”的逻辑，而非作为一种可反复使用的材料，倡导“循环利用”的思维。

在郑雪看来，真正实现减塑必然需要循环、重复的使用。“摆脱塑缚”在2018年的公众号推文中就表示：一个杯子，倘若喝一次就扔，那么无论它是纸、塑料，还是可降解塑料，都还是一次性用品，地球资源依旧处于高速消耗的状态。

正如当下人人喊打的塑料。在1959年，它也曾孕育着设计师斯滕·古斯塔夫图林“保护树木、减少纸张使用”的期盼。“我们应该摒弃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就塑料制品，我尽可能重复使用，循环去使用，再生去使用，而不是我用一次就扔。”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

“摆脱塑缚”也说：“相比于材料替代，更重要的是方式替代。凭借更多的重复使用，来替代过多的一次性用品消耗”。

整体看来，可降解塑料作为中国的政策风口，还面临着概念模糊、政策落实监管不到位、回收处理流程缺失等诸多困难。面对可降解塑料，中国如何解决其背后的种种问题，提出塑料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仍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领域。

正是因此，不同于国内大众的热情期待，郑雪和“摆脱塑缚”对可降解的行业趋势并不乐观。郑雪说：“虽然现在很多相关企业股票上涨，但政府如果能意识到可降解背后的问题，它的发展一定就会遇到瓶颈。”

郑雪和“摆脱塑缚”依旧在奔走。从社交平台到政府研讨会，我们总能听到他们“不合时宜”的观点。他们说，困难重重的可降解塑料难以降解。摆脱塑缚，是全人类的一场漫长的探索。

记者 | 陈俊沂 魏铱遥 范宏瑞 廖欣航 聂怡鸣 税戈洋 陈晨昱

美编 | 陈俊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