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年，是魏晋文学的一个分界点。240年之前，社会动荡不安，产生了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从240年之后，社会比较安定了，但是政治斗争日趋复杂，仕途险恶，文学在玄学的影响下又转为了飘忽俊佚。240年之后的时代，被称为正始时代，而“竹林七贤”就是这个时代士大夫精神气质的集中展现。
一，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建安年间，曹魏父子笼络文人学士，求贤任能，由此形成了一个文人团体，人们将之称为“建安七子”。曹丕称帝后，以曹氏为中心的文人团体依然存在，并且有扩大的迹象。
可是政治的风云变幻莫测。从正始年间开始，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就不断激烈了起来，直到249年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夺取了曹氏江山。而这些文人学者就对司马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早期的代表是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后期的代表就是“竹林七贤”，分别是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他们因为常常“游于竹林”，因而被称为“竹林七贤”。
针对文人学士的不合作态度，司马氏采取了拉拢、威逼、杀害等手段，其试图将之屈服。于是党于曹氏的何晏、邓飏、王凌、诸葛诞、夏侯玄、李丰、嵇康、吕安等人均被司马氏所杀，甚至连党于司马氏的钟会也未能免祸，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于司马氏的残忍手段，竹林七贤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不敢与闻世事，而以酣饮为常”，阮籍就是其中的代表；有的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勉强出士于司马氏，山涛是其中的代表。
高平陵之变
在这种政治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对传统的儒学产生怀疑，转而信仰道家的无为而治，知足寡欲等，试图在老庄的精神世界中找到慰藉，如此就产生了玄学的思想。人们开始用老庄的思想去解释传统儒家经典，调和两大思想流派的矛盾。而他们所写的诗歌辞赋，也就是成为了“正始文学”。实际上，玄学和正始文学是不能分开看的，正始文学和玄学都只是当时“魏晋风流”的组成部分。
魏晋人士沉迷于喝酒纵乐，流连于山川美景，追求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魏晋风流”。不过，这里也需要提醒，魏晋风流的背后也是门阀士族的腐朽。魏晋时期，豪强地主发展发展成为了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上垄断上升之途，在经济上广占土地，形成庄园经济，驱使万千奴婢为自己劳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士族们就有了“风流”的经济资本。
二，正始名士的悲惨下场正始名士，也就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三人，他们是玄学的创始人。
何晏，字平叔，南阳郡宛县人，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何晏之父早逝，曹操纳其母尹氏为妾，于是何晏被收养宠爱。何晏喜好老庄之学，但是却是趋炎附势之徒。他在正始年间才得到了重用，此后平步青云。何晏行为古怪，喜好女色、身穿奇装异服、服用五石散等。从何晏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门阀士族虚伪、荒诞、腐靡的人生。他在思想上重视自然而轻视名教，但他趋炎附势的行为和自己思想主张是十分矛盾的。所以当时的名士就讽刺他“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
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山东微山）人。他也是“爱好老子，通辩能言。”王弼“性格和理，喜好游宴，亦识音律，擅长投壶。”当时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从性格上来说，何晏和王弼是完全不同的。
何晏和王弼同是玄学的开山之祖。他们都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无”，并将老子的“道”理解为无。“贵无”成为他们的核心思想。何晏主张调和老庄之学和儒学，为此他写下了《论语集解》，以老庄之学来解释论语。王弼则写下了《老子注》 《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等重要的玄学作品，用玄学的思想全面解释《道德经》和《周易》。但是我们仔细研究王弼的学问就会发现：王弼玄学最终还是为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服务，他强调社会的尊卑等级就是“自然之质”，不需要加以改造，实际上就是以玄学的角度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
王弼
何晏和王弼的玄学理论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有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士人们开始脱离社会现实，转而清谈玄学，《文心雕龙·明诗》篇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于是出现了一大批的玄诗、游仙诗等，玄学家对山水自然的追求，促进山水诗歌的出现和繁荣。王弼提出“得意忘象”，成为了中国古代绘画的一大理论基础。东晋顾恺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得意忘形”，追求绘画的意境，忽视了绘画的形体，这就是中国绘画的最大特色。
除了何晏和王弼之外，当时比较著名的玄学家还有夏侯玄和钟会。夏侯玄，字泰初 ，沛国谯县（亳州）人，著有《乐毅论》。夏侯玄颇有魏晋风度，史称他“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世说新语》记载他一次从魏帝拜陵，站在松柏之下。突然暴雨霹雳，雷电击中所立之树，自己的冠冕被烧焦，旁边的人吓倒，当时自己却颜色不改。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河南长葛）人。他弱冠入仕，历任要职，深得赏识。后来投入司马氏帐下，曾主持伐蜀事宜。钟会著有《老子道德经注》《周易尽神论》一卷《周易无互体论》《四本论》等著作，其中的《四本论》对“才性之辩”作出了比较彻底的分析研究。《世说新语》中，有关于钟会的故事有“汗不敢出”“偷酒不拜”等，不过大多数不可信。
以上的正始名士，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何晏在249年高平陵之变后，想彻底查办曹爽的党羽以此获得司马氏的认可，但是司马懿却没给何晏任何机会，而是将之诛灭三族。王弼也在高平陵之变后失去官职，同年遭疠疾亡，年仅二十三岁。254年，夏侯玄、李丰等谋杀司马师失败，之后被处于死刑；钟会在伐蜀时候，图谋据蜀自立，矫诏讨伐司马昭，死于乱军之中。
三，内心矛盾和苦闷的“竹林七贤”钟会的《四本论》中，总结出了当时士人的四种人才道德观，分别“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类主张人的性格和才能是统一的，也就是“才性同、才性合”；另一类主张人的性格和才能是分离的，也就是“才性异、才性离”。前者在政治上依靠于司马氏，在政治上的才能得到了展现，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钟会；后者才政治上受到压制，主要代表有李丰、王广等。
“四本论”的出现引发了正始名士内部的分化，而高平陵之变又让魏晋名士彻底走向了绝望，“竹林七贤”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在“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等继续对司马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而向秀等则只能依靠于司马氏。
嵇康，字叔夜，原谯国铚县(安徽宿县)人，是魏宗室婿之后。嵇康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他的代表作《养生论》论述了养生的必要性，主张形神共养，特别强调精神的很重要性，但是忽视了物质的基础。他的好友向秀则写出《难嵇叔夜养生论》与之争论。
高平陵之变后，嵇康开始隐退山林，在家乡打铁为生。后来司马氏派遣钟会拜访嵇康，只见嵇康和向秀亲自打铁、旁若无人，钟会只好无趣地离开了。他曾写下《管蔡论》《太师箴》，攻击司马氏。后来嵇康的好友山涛投靠于司马氏，于是举康自代，嵇康立马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和山涛绝交。262年，嵇康被司马氏所杀。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开封）人，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曹魏时期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信奉老庄之学，著作有《通易论》《乐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作品。他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而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礼法、名教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高平陵之变后，阮籍选择明哲保身，不涉是非、闭门读书、登山临水、酣醉不醒、缄口不言。嵇康被杀后，阮籍被迫起草请求司马昭接受九锡的劝进表。之后司马昭想和阮籍通婚，“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对母亲却非常孝敬，据说母亲病故后，他“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几至灭性。”可见他是一位真性情的人。阮籍在高平陵之变后的内心是苦闷、绝望和恐怖的，为此他写下了《咏怀诗》八十二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向秀、山涛、郭象则代表另外一批名士，也就是在政治上投靠于司马氏了。在思想上，他们主张将名教和玄学调和，并没有和名教彻底决裂。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河南武陟）人。他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当时的嵇康等人都反对他注，因为两者的思想是有区别的。等《庄子注》写完后，读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能遗天下，外万物”，从此《庄子》和《老子》《周易》并称“三玄”，成为了玄学的重要经典。嵇康被杀后，向秀被迫向司马氏低头，到洛阳应“郡计”。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向秀回答“巢父、许由这些狷介之土，不足多慕。”于是司马昭非常高兴，让他担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后来他路过故居，想起来故友嵇康、吕安，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
实际上，我们很难用统一的观点去评价这些人物。嵇康、阮籍等恃才傲物，不和司马氏同流合污，得到了万世景仰。但是山涛等人投靠于司马氏，在政坛上孜孜不倦、任贤选能，为天下苍生做了大量的好事。魏晋名士内部的分裂，玄学的两种趋向，反映了当时士人们对政治的矛盾心理。中国的士人一方面想要展现自己的济世之才，一方面又想逍遥度日。在魏晋之时，有些士人认为“天下无道则隐”，选择了归隐山林，但是他们内心依然是苦闷的，阮籍的《咏怀诗》就是这种苦闷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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