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算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辟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在亚洲主战场上，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了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殊死战斗，不仅保卫了家园，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回望历史，曾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又是如何一步步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充斥，走上军国主义的歧途，导致帝国最终毁灭的呢？
▌马国川 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信出版集团
傲慢的国际孤儿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而创立的国际组织。1931年，国际联盟决定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伪满洲国”问题。调查报告指出：日本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将大片毫无争议属于中国的领土，强行夺取和占领。调查事件的起因，正是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外交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不仅没有承认侵略事实，还发表即兴演说，声称战争是：维护在日俄战争中牺牲十万英灵换来的在中国满洲的利益。日俄战争，不过是日、俄两大强国，于20世纪初在中国东北的较量，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引用彼次侵略，解释此次侵略，这一说法真可谓“无出其右”了。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又占领热河，国际联盟大会上，各国以42比1的表决结果，要求日本尊重李顿调查团的意见。松冈洋右竟然因此选择退出国联，引得全场寂然。早年留学美国的松冈洋右自知失败，准备接受国民谴责。但是，当他抵达横滨，日本民众挥舞小旗拥护他上岸，他成为了“国民英雄”。这时，狂热的民族主义已经充斥日本。
▌李顿调查团正在调查该铁路的爆炸点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作者马国川评价此时的日本，已经成为“国际孤儿”，这种一意孤行的选择，源自经济发展带来的底气，却又是日本坠落的动因。近代日本历史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挥之不去，即明治维新后强大的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军国主义的歧途，导致国家最终崩溃。
马国川的这本书，对1912年至1945年的日本历史，以类似“纪传体”的方式进行描绘。其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民众对政治的不满、民粹主义的盛行和军国主义的疯狂。正是在这些历史的记忆碎片中，我们拼凑出一个国家失去理性、不可遏制的“狂妄”。
后起者易行的歧路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历史，固然有多种划分方式。笔者以为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依然是日本近代史转折点。同时，普遍观点认为，这场危机同样使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日本在法西斯战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不妨视作军部势力，杂糅偏激的民族主义，逐步挤压、侵蚀民主制度的过程。当军部以各种恐怖事件控制国家权力后，全民“玉碎”的命运已在所难免。
这一过程中，有数次“事件”可作为鲜明的标志。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特别高等科”成立，制造二十余年的“白色恐怖”，限制思想舆论自由。1932年“五一五事件”，系海军少壮军人发动的政变，首相犬养毅被刺杀。不可思议的是，军部大肆煽动舆论为刺杀者开脱，并得到民众支持，更有极端者请求以自己替代凶手受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刺杀首相的凶手，仅仅被判15年。由此看出，彼时日本政党政治腐败，加之经济危机，使人民不再信任政治。1936年“二二六事件”，陆军“皇道派”刺杀政府官员，首相斋藤实被杀，最终军方对政府决策加强干预。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日本转向国家主义统制体制，议会制度名存实亡。斯时已有观点认为民主过时而独裁先进，日本不可逆转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马国川对此评价道：日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要强调犯罪动机是单纯的，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军人的残暴行为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由此可见，军国主义的坐大和民粹主义的狂热，仿佛是一体两面的车轮，载着国家走向“深渊”。
其实，军部的“沙文主义”和侵略逻辑，与日本民众所谓的“爱国热情”，内里都隐含着从弱到强过程中，后起者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彰显。真正的强者无须在乎别人的评价，而后起者往往因为曾被欺凌、曾经弱小，在强大后便有一种报复压制、唯我独尊的倾向。这既是明显的“创伤记忆”，也是从逆境中屡扑屡继者可能存在的心态。
在研究法西斯主义时，弗洛伊德的“投射”心理，被反复作为言说的理论依据，它的核心正是：把内心的焦虑、敌意和仇恨，投射于现实世界的对象，对其加以打击，从而弥补心灵缺失、缓解不安紧张之感。虽然，军国主义者带有政治目的，但在这一点上，它和失去理智的民粹主义，确有相似之处。
日本知识界在当时有“近代之超克”（overcome）的说法，标签化西方与资本主义，认为日本能以更高超方式实现强大，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这无疑是一种更理论化的狭隘民族主义。
1941年后，日本将美国视若仇敌，禁止女性烫发、消灭爵士乐，改变日语用词，比如牛奶软糖改称“军粮精”，“西铁城公司”改为“大日本时计株式会社”，“华盛顿鞋店”改为“东条靴店”；甚至连铅笔的HB、2H、3B都变为中庸、2硬、3软。无疑，这种现象“在高涨的文化自信背后，其实是深刻的文化自卑”。1901年，日本给开启日本近代发展的佩里船长建立纪念碑，但终于在1945年被推倒。彼时日本在二战中，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却依然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进行军事化教育。
▌1945年，日本右翼团体在推倒“佩里来航纪念碑”后合影
谁能阻止战争？
刺杀，也是近代日本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敬是平民出身的首相，他曾扩大参选人数，发展民主，但于1921年被刺杀。首相浜口雄幸，系右翼爱国人士，被刺杀后长期住院，还始终坚持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刺杀者如井上日召，早年在中国流浪，认为“一人一杀”是菩萨行为。他组织的血盟会于1932年暗杀井上准之助、团琢磨。北一辉，本是青年失意人，后来发展自己的极端思想，写作《改造法案》，鼓吹武装政变、底层革命、建立帝国，成为日本上世纪30年代军事政变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根源。北一辉接受财阀的资助，而追随者却在刺杀财阀。
马国川认为，刺杀已经形成“棘轮效应”：来自下层的激进法西斯运动，每次痉挛般发作都成为一种契机，促进上层法西斯化，确立军权官僚和财阀沆瀣一气的体制。然而，二战中的日本，是否有机会停止自己的“疯狂”行为呢？答案也许令人扼腕叹息。
1938年，日、德、意三国同盟，日本有过反对声音，因为英、美过于强大，这其中包括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山本在美国生活14年，深知美国强大，彼时他是海军司令米内光政的副手。米内光政在强大压力下，签约形成轴心国，山本虽知日本无法战胜美国，且将一贫如洗，但是依然要打，于是索性制定珍珠港计划，以尽量避免毫无胜算的战争，先占据上风逼美国谈判。这种思路着实出乎意料。
更鲜明的例子是海军统帅及川古志郎。他惧怕海军反对三国同盟，使近卫内阁辞职，不想承担毁坏内阁的责任。陆军部东条英机和及川对话，海军方面虽知战争胜算很低，但不愿意直接表达，希望陆军挑头停止战争；陆军认为海军应该明确表达无法继续战争，陆军才会撤军，重新评估战事。近卫首相、海军、陆军相互“踢皮球”，不愿承担责任。及川在当时有能力阻止战争发生，却因为“面子”，担心承担责任而放弃，不再坚持。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堪称笔记狂人，长于行动，短于思考。石原莞尔评价“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关枪，超过20挺就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在执行公务时，善于利用图像和声音的媒介，塑造率先行动、断然决绝的领导者形象，还突袭检查、微服私访，让早都做好准备的媒体大肆宣传；他睚眦必报，组织宪兵和“特高”，监视报复；他也鼓励国民参军，为天皇战死，自己的三个儿子却不上战场。
马国川在刻画这些人物的同时，锐利地点评道：“从个人言行看，日本的政治家每个人都头脑正常，而且精明得很。他们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们都可以说自己内心不想开战，但是他们却将国家和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战争深渊。”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洪流下，军国主义分子铤而走险，把侵略战争说成“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把认同军国主义强权思想称为“回归到了母亲民族的怀抱”。他们把日本比作“浴火重生的凤凰”，牺牲的却是普通民众之性命。在终无归途的“歧路”上，日本依然有机会调转方向，然而热衷战争的集体狂热，已经导致其骑虎难下，只能任凭虚无狂妄的目标把自己“吞噬”。（责编：曾子芊）
来源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赵慕宇
编辑：白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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