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彦红 刘喜栋
1982年校庆时，清华大学部分老校友回母校聚会。三排左三为牛荫冠。其中还有姚依林、蒋南翔、钱伟长、荣高棠、李昌、陆璀、于光远等
牛荫冠，1912年8月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省副主席、省委常委，飞机（航空）发动机厂厂长，飞机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任、党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1992年5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一
牛荫冠自幼聪敏好学，尤擅数理化，1933年连中双元，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时录取，后入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电机系（次年为方便地下工作转入经济学系）就学，并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随后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兼北平西郊区委组织委员、北平地下党组织干事，组织和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一位在理论上和学运工作方面富有经验的学运领导人”。
1936年12月，牛荫冠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论“一二·九”运动告诉了我们什么？》一文，总结了“一二·九”运动在国内产生的效果和影响，说明了“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他指出，“一二·九”运动不但告诉我们民族危机的万分严重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迫切性，而且在我国文化史上也一反以前的风气，引起了划时代的转变。
1936年秋，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牛荫冠回山西参加党领导下的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公开）16位领导人之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薄一波组建山西新军，牛荫冠全权负责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的工作。他利用父亲牛友兰在晋商中的地位、影响和声誉，巧妙与阎锡山周旋，取得阎的信任，被阎授予国民政府第二战区代表、高级参议职位，成为中共在阎锡山身边的“卧底”。
1937年9月周恩来抵达太原后，在成成中学与牛荫冠秘密长谈达3个小时，当面授意、交代党的指示。9月27日，牛荫冠主持召开全省牺盟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大会请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与会者很受鼓舞，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
其间，牛荫冠领导牺盟总会开办军政干部培训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先后培养输送了4500多名抗日干部。经他之手，从阎锡山处争取到5000支步枪、200挺机枪和部分弹药，分发给各县武装自卫队，帮助筹建了各县牺盟游击队。同时，协助地方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以牺盟总会名义，给各县陆续选派了180多名牺盟特派员（相当于县长），其中大多为优秀的地下党员，对中共控制山西各级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至1939年9月，牺盟会发展到89万人，农救会员发展到116万人，工救会员发展到20万人，青年和妇女救国会员各发展至30万人，全省发展了近300万会员，汇聚成为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前夕，牛荫冠有计划地在阎锡山眼皮底下保护、疏散了包括华国锋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干部转入延安和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12月底，他最后一个撤离险境，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表现出在险恶环境下化解各种危机的卓越组织领导才能和高超斗争艺术。彭德怀在“晋西事变”后曾说：“晋西事变”前后，牛荫冠在领导、参与山西新派和顽固投降派斗争中，表现是最坚决人员之一。毛泽东对牺盟会在山西抗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二
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兴县蔡家崖村成立。大家一致公推国民党元老、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行署主任，山西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为副主任兼行署党组书记。续范亭因身体欠佳长期在延安养病，牛荫冠是行署的实际负责人，独挑行署全面工作重担。他健全了专、县、区各级行政组织，为政权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1942年12月15日，晋西北《抗战日报》对牛荫冠作了如下介绍：“新政权两年半以来，确立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动员新战士扩大部队，组织民兵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保障人权，实行村选，建立民主政治，调整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以改善人民生活，使晋西北根据地在军政民的团结下粉碎敌人无数次进攻，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他负责政府重任，工作努力负责，是创建晋西北根据地功臣之一员。”“他是晋西北人民的子弟，对于晋西北人民的生活是十分关怀的，对于人民的疾苦是十分关切的。他是一位优秀的群众工作者。他热爱群众，生活朴素活泼。他和群众时刻站在一边。”
1940年2月21日，行署召开会议讨论春耕生产，《晋西北报》报道称：“新西北的新作风，机关团体帮助春耕，以实际行动推动春耕生产。……行署牛副主任等领导均亲自参加劳动。农民看到这种新气象无不欢天喜地。”
牛荫冠在临参会上作的《晋西北行署工作报告》中，总结了过去几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显著成绩：一是推进民主政权建设。根据党中央统战工作的要求，在政权建设中吸收开明绅士、民主人士参加，建立起“三三制”的政权形式，更好地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坚持抗战。
二是开展对敌斗争。在日军疯狂“扫荡”下，一面开展减租减息，一面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等“四大动员”。发动群众捐献黄金、白银折合181万块银圆，动员出各种粮食14万石（1石等于300斤），扩军1.5万人，妇女做军鞋12万双，支援抗日部队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渡过了难关。
三是发展生产。动员群众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设施，增加收入，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四是扶植工商业发展。行署成立后，将兴县农民银行扩大为晋西北农民银行，又将牛友兰创办的兴县产销合作社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活跃了战时经济。五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行署克服各种困难，发展文化教育和识字教育。
1940年4月，行署召开晋西北第一次教育会议，颁布了《奖励发展教育暂行办法》。1942年据24个县的统计，办起高小34所，初小2100多所……各地办冬学，普及识字教育也发展很快。1941年，据14个县的统计，冬学有1670所，印刷识字课本3万余册。1941年5月，行署召开教育科长会议，总结办学经验，进一步明确办学方针任务，使学校逐步走上正规化。六是着力发展边区财政经济。1945年5月，牛荫冠到延安参加西北财经会议，汇报总结边区经济工作经验，受到主持会议的陈云的充分肯定。他们的革命友谊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陈云在晚年时期，题赠牛荫冠“既扫自己门前雪，又管他家瓦上霜”，予以勉励。
1958年2月，牛荫冠（中）陪同毛泽东视察沈飞
三
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枫到东北开辟新区工作。晋绥分局新领导人开始出现“左”的倾向，错误地认为林枫在晋绥时期的工作右了。对牛荫冠在贸易总局扶持和发展工商业，特别是把扶持私人工商业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做法说成右倾而进行批判。尤其是1947年晋绥土改时，划分成分扩大化，使用肉刑追查底财，并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致使晋西北土改中出现乱打、乱杀的严重后果。
1947年9月，在这个领导人布置下，召开了“斗牛大会”，对著名开明绅士牛友兰进行了残酷斗争，并逼迫此前已被错误扣上“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停职反省、在党校学习的牛荫冠用缰绳拉着其父游斗，并称为“小牛拉老牛”。
对此，牛荫冠忍辱负重，正确对待运动，坚信党的土改政策是正确的。事后，牛友兰含冤去世，牛荫冠的身心也受到极大的摧残。毛泽东在陕北发现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时，要求晋绥分局立即纠正，并对晋绥分局前去汇报工作的同志说：“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曾说：“土改时不该斗争牛友兰，也不应该那样对待牛荫冠同志。这件事发生在司令部鼻子底下是很不应该的。”“牛荫冠是党的好干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牛荫冠离开晋绥边区到太原前线工作，任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兼太原前线后勤司令部政委。牛荫冠从晋绥党校出来准备赴任时，晋绥分局新领导人要他帮助解决当时晋西北发生的严重春荒后再去新岗位。他不计前嫌和个人得失，以党的事业为重，立即背起背包到灾情最严重的乡下奔波了近两个月，使困难得到缓解后才到晋中报到。当时，太原战役正处于关键阶段，牛荫冠夜以继日地为后勤保障工作筹划、奔波、操劳，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间，动员参战民工、民兵30万人左右，供应粮、料、柴、煤、油、盐共计28742万余斤，有力配合了徐向前、周士第率领的第18兵团解放晋中、太原作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成立南下工作团，抽调大批干部开辟新区。牛荫冠率领晋中地区3个地委的南下干部在石家庄集中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后奔赴江西。1949年5月，南昌市解放，6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牛荫冠任财委副主任（省政府主席兼主任）兼财政厅厅长。1951年9月，他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主管江西财政经济工作。他初到江西时，赣南尚未解放，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业，市场萧条，人民生活困难，百废待举。牛荫冠把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基本任务来抓，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稳准施策，很快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扭转了局面。他在江西工作近5年，对发展江西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对航空工业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组织专业人才。1954年初，中南局负责人李先念在翻阅手下高级干部档案时，发现牛荫冠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经济系双修的高才生，立即向中央推荐，调其到苏联援建的六大航空企业之一——国防331厂（位于湖南株洲）任厂长兼党委书记。
牛荫冠针对职工大多是部队转业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客观情况，推行“智力治厂”方略，迅速掀起一股利用夜校学习文化课热潮，并亲自登台授课，同时将知识人才、技术专家提拔到重要岗位上。8月16日，该厂就奇迹般地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螺旋桨飞机（航空）发动机，树起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座丰碑。10月25日，毛泽东向331厂干部职工写信祝贺嘉勉，并颁发了奖金。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牛荫冠为他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取名“铁航”。1955年，牛荫冠走马上任国防112厂（位于辽宁沈阳）厂长。12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112厂，同在场的干部、苏联专家、飞行员、地勤人员合影，对他们的工作予以鼓励。
1956年9月8日，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提前一年半试制成功。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了报道。10日，由牛荫冠主持的祝捷大会在112厂隆重举行，叶剑英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临祝贺。在国庆七周年之际，112厂生产的4架歼-5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兴地对外国友人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之后，牛荫冠领导成批生产了700多架歼-5战斗机，使我国空军实力迅速得到加强。不久，他又成功地组织领导了歼-6飞机的试制，并为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红旗1号的试制打下了基础。
1956年，牛荫冠出席了中共八大。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亲临112厂视察，对该厂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评价。当黄欧东（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指着牛荫冠向毛泽东介绍时，毛泽东目光炯炯，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噢，你就是牛荫冠同志，早有闻名！”1959年，彭真对该厂进行了视察。
五
1962年，牛荫冠调任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63年兼任北京商学院院长）。在姚依林部长到农村搞“四清”工作期间，李先念副总理指定牛荫冠主持商业部党组的全面工作。牛荫冠谦逊、民主，重视调查研究，根据实际决定对策，为进一步扩大商业流通，繁荣经济，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商业部门建设以及改进机关作风都做出显著成绩。全国商业系统很快扭转了由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萧条局面，恢复了经济活力，市场供应有了明显的好转，受到国务院领导和商业部门干部职工的高度好评。
“文革”期间，牛荫冠被抄家、揪斗、关押、监督劳动，受尽了折磨，但他坚持正义、刚直不阿，毫不屈服于淫威，与“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被造反派打断4根肋骨、自身难保的境况下，他仍然以大无畏的政治胆识和勇气，忍着伤痛，顽强地、实事求是地写出近百万字的证明材料，保护了一大批与他共过事的同志。专案组跑遍全国，也没有找到一件牛荫冠出卖革命利益的材料，却相反地找到了他在抗战时期主持牺盟总会期间同阎锡山又联合又斗争、为山西抗战和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大量资料。
1975年初，经周恩来关怀过问，中共中央对牛荫冠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认为他历史清白、对党忠诚，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任命他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经济领导小组成员，不久后升任他为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遭“四人帮”破坏，全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为整顿供销系统的混乱局面，他呕心沥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5月，牛荫冠率团访问了罗马尼亚，考察国外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经验，号召全国供销社系统学习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抓好商品经济建设，制订好发展规划。在他主持下，全国建立了7个科研机构，为供销系统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技术带动工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82年，商业系统机关合并时，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相继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牛荫冠退而不休，不顾年老体衰，1985年5月以顾问身份（名誉团长程子华）访问了日本。他还经常到各地参加会议和深入基层做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大事的讨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后，他还参加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审阅史料、稿件的工作，发表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记略》《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抗战初期周恩来刘少奇对牺盟会工作的指导》等好几万字的文章，直到患病去世。他实现了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人生誓言。
牛荫冠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躬亲务实、诚以待人，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是顺境还是逆境，都非常关心同志疾苦、体察下情，从不以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身份自居、摆架子盛气凌人。在大家眼里，他既是严肃认真、公正无私的好首长，又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和老师。
六
牛荫冠时刻不忘家乡父老对他的养育之恩。他在领导山西牺盟总会期间，为兴县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七七事变前夕，牺盟总会向各县派遣特派员时，牛荫冠将余丕铎、米建书两名得力干将分配到兴县担任牺盟特派员。临行前，他嘱咐这两位同志说：“兴县地处偏远，老百姓生活艰苦，但这里是抗日救亡的前哨阵地，新旧势力斗争激烈。你们到兴县后，不但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要积极培养进步人士，壮大党的力量。希望你们在兴县率先打开局面。”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既表达了牛荫冠对抗日救亡的高度责任感，又体现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在全国抗战初期，兴县的旧政府处于消极瘫痪状态，那些腐败官僚置国破家亡于不顾，整日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对此，兴县群众联名告状。牛荫冠接到兴县群众的控诉信后，建议阎锡山立即将兴县的县长调离，并力荐大同市牺盟特派员张干丞（地下党员）到兴县任县长。他对张干丞说：“兴县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你要顺应历史潮流，把抗日的烽火烧得更旺。……你要为兴县人民多办几件好事。”不久，他又派能力较强的地下党员高芸生、董一飞到兴县协助工作。到兴县后，高芸生任县政府秘书，董一飞任公安局局长，很快打开了局面。
1945年夏，牛荫冠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受到陈云、李富春的嘉奖。牛荫冠认为要坚持持久战，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搞好根据地的贸易工作，事关重大。他建议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一个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财经、统一价格的贸易公司，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事后，牛荫冠着手在兴县城关组建了一个大型贸易集团公司——兴业公司，把晋西北根据地所有的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起来，对开源节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兴县及周边经济，缓解群众困难，壮大以兴县为中心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实力，打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2年后，牛荫冠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担任领导期间，对家乡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萦绕于怀。他曾在兴县赴京召开的晋绥老干部座谈会上讲道：“晋绥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应当努力帮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1980年，兴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大力发展畜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并责成县畜牧局外出联系优良种羊。他们去北京找到牛荫冠，汇报了设想和打算，请求他帮助联系种羊。他听了表示赞许和支持，随即与农业部联系，从宁夏中卫县调绒种山羊200只，支持兴县的畜牧业生产。
1984年，兴县煤炭外运出现严重困难，几个煤矿生产的煤炭无法运出销售。县领导赴京找到牛荫冠说明情况，他立即与铁道部联系，当月就给兴县安排了20个车皮，解决了煤炭积存难题，推动了煤炭工业和相关产业发展。
1988年，兴县开始争取岢瓦铁路，经牛荫冠竭尽全力帮助，该项目于1990年10月批准立项，国家投资1亿元。后来，此工程因多种原因搁浅，但牛荫冠的贡献，家乡人民难以忘怀。
1990年12月，《兴县志》进入终审阶段，县志办的同志赴京请牛荫冠审阅并题词。他提了很好的指导意见，并题词：“向作出重大历史贡献的兴县人民致敬！”表达了他的浓浓乡情。
1991年3月10日，在患病住院情况下，牛荫冠仍为兴县的同志题词：“兴县曾经是晋绥边区的首府，有着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永远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牛荫冠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他那质朴无华的形象、矢志不渝的党性、永不懈怠的精神、克己奉公的品格、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屈不挠的风骨、宠辱不惊的雅量，将永远铭刻在兴县人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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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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