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出版，该书作者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是美国海军上将，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世界的“海权论之父”马汉也曾在这个高校学习并执教。马汉在提出海权论之后，这个理论影响了西方各国政府的地缘政治策略。斯塔夫里迪斯继续了马汉对世界海权的思考，他在这本书中结合自己近40年的海军生涯，详细讲述了海洋如何塑造国家命运、现代海军力量又如何决定今日世界的权力格局。
11月25日，外交学院教授、《枢纽》作者施展以“海权博弈与全球秩序的缔造”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同时就《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中谈及的问题进行了分享，以下为施展教授的演讲内容。
施展
海洋秩序的建立：边缘对于中心的反抗或救赎
海洋秩序毫无疑问是我们今天所知道、所看到的现代秩序的基础。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心压制边缘，到了近代边缘开始反抗中心，这个反抗成功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秩序生成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永远不会有终结的一天，因为只要反抗成功了，又会形成新的中心。
所谓的边缘反抗中心所形成的中心，就是历史上所形成的陆地大国，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帝国。
在古代，帝国有它的基本特征，权力（power）高度集中，文化也都非常发达。它的权力集中，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地方人口密度比较大、人口比较集中，财富也比较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聚拢起足够大的财政规模，供养起足够大的军队规模，以及进一步以军队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的规模。
而在这种地方（中心帝国）又难以避免另外一种问题，即很难避免傲慢性，这是跟它的武力，对周边征服有关，同时也因为这种武力的征服以及文化的发达，它对周边始终是一种俯视的态度，它把这个地方的特殊性误以为是普遍性，因此即便是中心，即便是文化最发达、最高端的地方仍然难免避免坐井观天的命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我们秩序的崩溃、我们遭遇所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等等一系列都跟这种以为自我是中心的认知有关。
刚才我谈到的边缘对抗中心，我说海洋的历史就是边缘对抗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把它称为边缘拯救中心的历史。
因为海洋的边缘性，无从傲慢，无从俯视，意味着远离中心，同时也靠近其他的文明，或者靠近其他的观念空间。甚至你可以往更极端点说，即便它不靠近任何其他的文明或者观念空间，就因为边缘性本身处在被人俯视的姿态，对同一个文明的理解方式跟中心地区对这个文明的理解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而这种理解方式的差异，同样会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开放性、包容性。
中心地区因为过去一系列成功的路径依赖，那些历史、传统、积淀，把自己困住了、把自己给固化住了。而边缘地区正因为它的边缘性，一旦把自己给固化住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就必须得流动。于是反倒因为它的边缘性，带来开放性、流动性，也进一步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一旦环境有变，边缘的机会就来了，就意味着对于中心的反抗就开始有可能成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启示或者救赎中心。
那么，边缘对于中心的反抗或者救赎，在近代历史上我们可以说它的过程、它的核心动力机制是来自于海洋秩序，古代历史上同样这个过程。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战争和贸易恰恰是促进文明演化两个最重要的动力机制。那些看似的隔绝，比如海洋，比如中国的长城，反倒能够形成一种人为制造的势能差，放大了交往的动力，而在交往过程中，伴随贸易的传播在不断启示着、刺激着那些已经陷入衰朽、陷入困顿当中的中心帝国。
还有一个特征是，沙漠地区、瀚海地区的那些绿洲，离中心帝国太遥远了。以至于中心帝国在那个地方即便有统治，也只能是间接的统治，让这些地方保留住了最原初的自由，使得贸易、经济、文化得以开放出在中心地区开不出来的花。反过来，在中心地区陷入衰朽之际，由边缘地区反过来刺激中心，让中心重新焕发生机。
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是否用海洋的眼光思考问题
我不断地在谈大海究竟是天堑还是通途，跟大海的物理属性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你是如何看待大海有关系。
西班牙在近代早期因为联姻的关系，跟神圣罗马帝国同宗，觉得自己是有特殊使命的，把自己当成一个世界帝国来看待，认为自己是中心。所以在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开启了大航海的过程，而大航海之后它仍然是以一种陆地的方式来理解整个世界秩序，而不是海洋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成功者对于自己过往的成功会有一种路径依赖。
西班牙是从陆地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秩序，于是对它来说真正财富的基础、力量的基础在于土地。所以，到海外去最重要的目标是去搞到更多土地，一旦认定最大的目标是土地，意味着海洋仍然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麻烦。
英国人本来也是这样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的，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长时间跟法国人PK，不断地想要在欧洲大陆获得自己的立足点，仍然是从陆地角度思考问题，直到后来各种征战之后所有陆地都丢了，被迫开始走向海洋，这时候海外好多地基本上被西班牙占完了。
我们会发现边缘人永远是在一种窘困的、被迫的环境当中被迫去寻找新的路径，因为一开始中心所灌输给它的观念之井，它也被困在里面了。直到所有路都被堵死之后，它不得不另寻出路的时候，突破反倒开始出现了。所以从边缘国家开始，英国开始到它的海外冒险过程，而且一转把它的整个思路全变了。力量的基础不在于陆地，而是在于海洋。这就意味着海洋不再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也不断征服了，真正可以供我驰骋的天地。
陆战思路是我必须要逮着你，彻底歼灭你。在海洋上，只要你逮不着我我就算赢，最后会把你给彻底拖死，因为海洋太大了。英国在海洋上的胜利就是因为船只小，西班牙逮不着它。英国用各种很有技巧的打法，因为你打不着我，同时在小船上我装重炮轰你。西班牙的打法是船靠近你，跳到你的船上肉搏，以陆战的打法打海战。
英国因为战法的变迁就带来了全新的时代，把西班牙从陆地视角看海洋的时代彻底终结了，真正海洋时代到来了。而战法的变迁又是从海盗来，因为英国的海军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海军将领，或者战法很重要的几个发明者其实都是海盗出身。
《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
海盗、清教徒：新秩序的率先发明者
海盗天然就是一个边缘群体，游走于一切灰色地带。对于海盗来说，让你逮不着我不是战法，而是基本天然生存原则。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很多人也读过，叫《海盗经济学》。这本书提到海盗世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世界，而且它的秩序化不是像中心地区一样来自于中央集权的力量从上到下的压制，海盗的秩序化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自身秩序，因为海盗在海上天天提着脑袋玩命，船长如果不能干的话，没有足够机智的话，根本不足以让兄弟们跟着你一块玩命。
船长全都是选举出来的，一旦选举出来，船长对自己的船员有生杀予夺大权。船长跟船上负责管财务的，反正有一系列很微妙、很重要的权力分工或权力制衡的机制，而这一系列东西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法律秩序、信任秩序太像了，这样一种秩序是海盗在海上刀头舔血的日子当中自生演化出来的，意味着它是适合人类本性的一种秩序。既符合人类本性，同时又有助于成事。
最终能够活下来的海盗，一定是演化出来的最合适的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边缘人如何有可能在中心陷入困境之际，又能反过来启示中心，甚至拯救中心，边缘的力量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反抗西班牙，这是一个边缘国家反抗一个中心国家带来的现代世界秩序。而英国之能够作出反抗，是因为英国人当中的边缘人，英国这个边缘国家的边缘群体（海盗）率先发展出这样一个新的东西，开启了现代秩序的可能性。
英国还有另外一个边缘群体，也不断地在边缘地带开创自己的秩序，就是清教徒。清教徒在英国本国不断地受到排挤、受到打压，于是被迫逃亡到了一个边缘地带——北美大陆。在北美大陆他们都相信自己就像古代的摩西一样，肩负着上帝的使命来到一片陌生的大陆上，要开拓属于自己的秩序，属于上帝选民的秩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专门提到过，我们极力地想要控制北美殖民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市场。岂不知越是这样做，就越让自己对北美殖民地形成深度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将把英国锁死在一个路径上，使得对失去北美殖民地的恐惧，就像当年会被西班牙所征服的恐惧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在北美实行自由贸易，而实行自由贸易对当时英国人来说就等于放弃北美，对于英国的统治集团来说这事很难接受。而亚当·斯密却能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为什么？因为他是苏格兰人，也是一个边缘人，只有边缘人才能看到中心人看不到的问题，才能提出中心人提不到的答案。
英国当时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全都是出身边缘，爱尔兰的伯克、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和休谟等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整个现代世界秩序，在某种角度上它的精神根基是由苏格兰启蒙所奠定的。
“贱民资本家”：由边缘反抗中心，人类才开启了现代秩序
边缘不断地以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或者以积极的，或者以消极的方式来刺激中心、来启示中心。只有边缘的存在，才能够让中心保有活力。反过来，一旦中心开始拼了命压制边缘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心让自己丢掉了能够持续保有活力的机会了，中心压制边缘之后，边缘只能继续往外逃，逃到你压制不到的地方。哪是你压制不到的地方？海洋。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洋跟大陆秩序之间的对抗，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构成了边缘反抗中心的历史主线、核心线索、脉搏，甚至是近代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动力基础所在。
在海洋的逻辑、海洋的视角之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中心在自我反思的时候甚至脑洞会被前所未有地打开。
比如英国在获得了世界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首相曾经提出过，大英帝国应该迁都，把帝国首都迁到帝国真正力量的核心所在，应该从伦敦迁都到德里，因为德里是大英帝国真正的力量中心所在。能开出这个脑洞，意味着已经天然的不是固着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秩序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在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贱民人群。我换另外一个说法，有一些学者研究近代世界秩序、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就沿用了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称这个人群为贱民资本家。在中心人看来，土地才是身份的表现，没有土地就没有身份，中心人的固着使得他只能在农业经济中来维持，而边缘人流动性恰恰是商业发展的基础，才真正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且更进一步，对于君主来说，这些贱民资本家太好用了，因为君主需要钱才能打仗、帮助理财。如果有钱帮忙理财的话本身还有势力的话，对君主会构成巨大威胁。恰好这些贱民资本家既有钱，又没有任何势力，反过来就会构成君主最有用的人群。
而且这种贱民资本家不仅仅在犹太人，我们看近代的工业革命那段历史，你会发现最初的资本家，把这些新技术最先给用起来的人也都是过去的社会边缘人群，他们没有办法了、没有机会了，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自己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做贵族不屑于去做的事。
等到经济上的地位、力量积累到足够之后，你无法容忍仍然处在贱民地位，于是就会开始反抗。这个反抗的过程，贱民又是一种社会空间秩序意义上的边缘地带、边缘群体，贱民群体的反抗又重新构成了新的意义上的边缘对抗中心、边缘反抗中心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近现代以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从政治上又开启了我们现代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现代世界在各种意义上不断地由边缘反抗中心，那些被侮辱的、被损害的、被歧视的人去反抗傲慢的、自大的、有力量的人，不断反抗的过程。这种的反抗才使得人类有机会从过去成功的路径里不断跳出来、不断爬出来，人类才开启了现代秩序，人类才有了这一切。
人类的历史演化过程实际上是两重秩序不断往前迭代的过程。
一重秩序是政治秩序，它的力量就是中心帝国。一重是商人秩序，在近代以前商人就是那些被侮辱的、被损害的、被歧视的边缘人，边缘群体。
早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就已经可以发现一个商人秩序——汉萨同盟。汉萨同盟在中世纪是主导着整个欧洲北部，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一个庞大的商业世界。而汉萨同盟形成了一系列秩序，比如国际商法都是从他们那里发展出来的，还有一系列的国际仲裁机制、国际法的渊源都可以追寻到那里去。
战争法和商人法构成了国际法的两大来源，恰巧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框架之下生成的，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中世纪相对于后来的现代世界而言，在我们的历史观念当中也处于边缘地带。反过来重新理解中世纪，有可能会刺激今天开始思考一个新的可能性。
到了近代以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兴起以后，商人秩序仍然存在，但是被遮蔽掉了，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只能看到政治秩序了。以至于现代世界对于所有经济秩序的治理机制也是以政治秩序来主导的，我们所看到的WTO，甚至包括达沃斯论坛，本应该属于商人的论坛，商人在后排就坐，政府在前排就坐，即政治秩序对商人秩序有一种遮蔽。
到今天又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时代，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技术、一系列的公司不断地穿破国界，比如Facebook等。这种公司以及这些技术不断地穿透国界，使得过去我们以政治方式所切割出来的那些空间已经没有意义了。
今天所谓的移动是环节，任何一个产品的生产都需要通过环节，转移的是环节。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其完整的生产过程也是跨越多个国家，每个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跨越多个国家完成的。这就意味着，从生产过程、生产环节、生产流程而言国界完全被穿透。仍然以国家为单位来管制这一切，治理这一切不灵了，而这些就是超级的流动性。
我刚才不断地讲了海洋的特点是流动性，之前对于国家的理解恰恰是类似于农耕的固定性，非流动性。而今天的技术、今天的经济逻辑的演化，是流动性开始深层次穿透国家，穿透这种固定性了。这样的穿透过程意味着无法按照国家的方式来治理商人的秩序，必须以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而这种新的治理方式不能通过国家主导来形成，只能通过商人自治来形成。这种商人秩序该如何出现，如何生成，今天说不清楚，但我们知道未来这个秩序必须浮现出来，否则世界有可能会陷入很大的麻烦。
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商人秩序跟政治秩序并行浮现。而这样一个状态，并不是未来才会出现的。商人秩序跟政治秩序的关联又是怎样的？我们很可能通过历史的智慧可以获得对于未来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海洋流动与大陆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历史不断往前迭代，真正的动力所在。这也是我们读《海权》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一层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