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近段时间，这句诗很火。原因是，它在中国的唐诗里停泊了一千多年，已接近没人知道的地步，但日本人却把它贴在支援武汉的物资上，让人们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古文化的理解和应用甚至超过了是中国人自己，引发了不少感叹，甚至，让很多网友感到“深感痛心”。与之相伴的还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等。
很废话地说他的唐朝人，也很废话地说他的诗写得太好了，随便拎出来几首大家都会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是，要问这“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还真有些不知道。
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诗题为《送柴侍御》，是王昌龄的一首送别诗，意思是：沅江的波浪连接着武冈，送你不觉得有离别的伤感。你我一路相连的青山共沐风雨，同顶一轮明月又何曾身处两地呢？日本人把后二句贴在支援武汉的物资上，给用“活”了，用得真好、真妙、真有文化。网友们针对这句诗展开的话题无非两层意思：1.中国人怎么就不会用呢？2.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会用呢？比如韩国等，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我们先把“比如韩国”这个问题的尾巴解决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不会用，而是用法不同。韩国人的用法是拿来主义，而且一定要拿成自己的，即使拿不成自己的也死不认账。比如：“孔子是韩国的”、“端午节是韩国的”等等，还拿这些东西去申遗，虽然失败了，但仍然不甘心。在这方面，中国人应该都有领教。
中华文化的输出，历史久远，地域宽阔。活着的是文化，死了的是文物。在学界有这们一句话：汉唐文化看日本，明清文化看韩国，民国文化看台湾。学者们为此很担忧，说是中国文化的在中国大陆的断层令人心痛。对此，我们说，中国的文化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中国的文化，到日本也是中国的文化，到韩国还是中国的文化，而台湾更是祖国不可侵害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必要对此过多忧虑，但断层确实是不应该的。
绕道说说鲁迅。
《鲁迅论语文改革》一书原文开篇便是这八个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对此，鲁迅解释说：“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后来，又不止一次地提及汉字的弊病。
——比如，在《汉字和拉丁化》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比如，在《关于新文字》中写道：“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鲁迅说这写些的时候，有一个历史背景——新文化运动。为了能使“运动”彻底，无论如何，在今天看来都有些极端、过头了，但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中某些群体的“个性”，说他们是崇洋媚外仿佛还不到位，这就像当下我们让孩子的国语没学好，就拼命地学习英语；放着本国那么多传统的节日不过，就拼命地洋节一样，像圣诞节、情人节什么的。
可以肯定的是，学习英语，不是对所有中国人都能用上的，而过洋节也没见得把一些人过得有文化、有品位，但这个风气总是刹不住的。说白了，就是在我们这个民族中一些群体，打生下来那天起，就是反对和抛弃中国文化的。
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文化汉奸，但通过他们很多事就好理解了，比方说，这次疫情，我们的宣传口号只能和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一样，停留在“武汉加油”和“中国必胜”这个层面上来。道理很简单，平时不爱、不会，关键时候就更不会了，用不上也就自然而然。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这两个问题“1.中国人怎么就不会用呢？2.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会用呢？”全都解决了。接下来说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即：为什么日本人能用“活”唐诗呢？
我们不想去讲自唐代鉴真东渡日本以来，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就没有停止过，只想说在中国与日本最早交往过程中的几个细节。都说细节决定着成败，但有时候细节决定着的不仅仅是成败，还有态度，而细节和态度在一起更能决定成败。
裴世清，隋朝大臣，曾率领隋朝第一个政府级访日友好使团，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隋书·东夷传》记下了当年的盛况：倭王遣小德河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天礼哥多毗，从200余骑效劳。608年8月12日，裴世清晋见倭王，献上方物及国书。其时，圣德太子和诸王、诸大臣，都头戴金髻华，身着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参加会见仪式，足见日方的重视程度。
倭王谦虚地对裴世清说：“我听说大隋在我国之西，乃礼义文明之邦；我则区区岛国，偏居海隅，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以至久不相见。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大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裴世清则以大国口吻回答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
这是我们的史籍记载的隋朝大臣裴世清访日的盛况，日本人不但是重视而且是非常重视，还很谦虚，非常谦虚。这里面还有一个关于箸（筷子）的细节，即日本宫中设宴招待裴世清等人时，席间采用中国餐桌礼节，以两双筷子和汤匙作为正式餐具，摆放在餐盘内。日本学者山内昶先生指出，这是日本最早使用筷子的正式记录。
今天的人们应该看到，当时日本人不仅仅是在做“筷子外交”，更重要的是源自中国的箸文化，经过长期发展，现已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代表。
裴世清访问日本前，日本派了一个叫“小野妹子”（是个男性）外交官来到中国，607年到了洛阳，称隋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然后，向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在古代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日方书信把本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令隋炀帝大为不快，便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此时中国正进行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也不希望增加树敌，尽管“失礼”， 隋炀帝最终还是接见了小野妹子，促成了裴世清访日。后来，日本人为保持中日友好，吸取了这次教训，把给隋朝文书的抬头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使得两国的官方交流出现了在短暂的隋朝就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件事，今天很多人都把它当一个笑话讲，但不应该忽略其中细节，即：当时的日本为了能向中国学习，可以在不失体面中将自己变得很低调，并不和中国去争文字表述的高与低，把学知识、学礼仪、学文化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如果箸文化被发展下去，是学习的延续和成果，那么，对于称谓的改变，则反映出了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和态度。
第三个细节。这一细节与日本国名、与中国女皇武则天有关。
日本，意为“日出之国”。最早称“和”或“倭”（均读作yamato，中文译作邪马台），“日本”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7世纪后期。其来历在日本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中国的《新唐书》则记载道：“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意思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倭国派使者祝贺唐朝平定高句丽，因为懂点汉语，所以讨厌“倭”这一名称，故改国号为日本，使者自称这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日出之处而命名的。
这一点与朝鲜《三国史记》文武王十年（670年）十二月条的记录是吻合：“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 2004年，西安出土了一块墓志铭——祢军墓志，现保存于西安博物院，因墓志上出现最早“日本”国名（公元678年）而具有非凡意义，离史料中记载670年倭国改国名为“日本”的说法相距仅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国名没有很早的来源
唐朝人张守节则记载日本这个国名是武则天给赐的：“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南，隔海依岛而居。”祢军墓志的出土，并不能抹掉武则天赐国名给日本的说法存在。
今天，在日本国名到底来自日本使者还是武则天争论里，应该看到这样一个细节，即：日本人在向中国人学习的同时，并非全盘照搬，有了更好的，会被他们代替不好的。很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意味。
有了这三个细节，日本人向中国人的学习就不可能不成功，事实也是据确切的文字记载，中日官方友好交往起于中国汉代，盛于隋唐，此后虽然有所淡化但绵延不绝。一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言，通过这种交往，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但是，为什么会被保留下来呢？
在这里，我们只讲一个地域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岛国，古代因为海洋的阻隔很难有与外界的交流，所以，学到了带回去，就容易被保存或者保留下来。这一点，与韩国是不同的，古代，从韩国来中国至少是不需要船的，比较容易，吃不了多少苦，所以，学到的也就不怎么珍视与珍惜了。地理决定了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
最后，我们来一首表达中日友好的诗《送日本使》，是唐玄宗李隆基写的：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