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说起《大话西游》，大概没人能忽视由这部作品衍生出的一种现象级讨论。

从1995年上映后被群嘲“文化垃圾”到2000年翻红后被奉为“影视经典”，再到如今大龄文青们不刷个十七八遍，都不好鼓吹自己对这部片子的情怀，《大话西游》就这样成了中国影史上的一个“怪诞”现象。

大概是从90年代后期，《大话西游》不经意间走红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将这部片子冠以“后现代”、“无厘头”等标签，甚至将其上升为一种文化图腾来探讨。

不过有趣的是，就连主演和编剧本人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样的评价百思不得其解。

《大话西游》爆红后，周星驰甚至还专门约了吴孟达探讨为什么《大话西游》突然就火了，以及“我们真的是无厘头吗”这种无解的终极命题。

作为编剧刘镇伟更是表示，自己写剧本的时候压根不懂什么“后现代”，《大话西游》不过是他想要尝试悲喜剧的一部“随心之作”。

因此，《大话西游》本身可以说是一部被观众“赋予”内涵，被“塑造”出来的经典。

那么在同期的那么多华语电影中，时代为什么偏偏成就了《大话西游》？一切还得从星爷和刘镇伟的“情怀”说起。

自从1988年凭借一部《霹雳先锋》斩获金马奖最佳男配以来，跑了多年龙套还籍籍无名的周星驰终于在香港影坛大放异彩。

从《一本漫画闯天涯》这一标志性作品开始，周星驰日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无厘头搞怪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在1990年这转折性的关键一年中，周星驰一共出演了11部电影，其中有7部的票房超过了3000万。

从《赌圣》到《逃学威龙》，从《家有喜事》到《审死官》，周星驰一次次打破了自己创下的票房纪录，不仅国内外的各大奖项拿到手软，还与成龙、周润发并称为“双周一成”，成为了当时香港电影的票房保证。

但是种种成绩和加身的荣誉并没有让周星驰感到太多的喜悦。相反，他觉得自己投入的这些角色，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演绎的角色，他一度沮丧地表示：

“我怎么能跟谭咏麟、刘德华、周润发那些靓仔明星比？他们是影迷心中的偶像，我只是一个丑陋的性格演员。我有一次去看我主演的电影，那些观众一面笑，一面骂我是衰人！”

转折和改变的契机发生在1994年。

这一年，刘镇伟执导、周润发主演的《花旗少林》与周星驰的《破坏之王》同时被排入春节档期。可在这次交锋中，当时身价已经滑到1000万的周润发却意外打垮了身价4000万的周星驰。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度陷入了创作焦虑的周星驰找到了刘镇伟。刘镇伟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透露：“后来周星驰找我拍片子时，他是非常非常伤心的。”

对于周星驰的“瓶颈”，刘镇伟给到出的建议是“拓宽戏路”，他代周星驰分析：

“拍喜剧，老中青观众你已经拿下了，唯一缺少的一类观众就是女人，那些女人看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好像一个小丑，可如果你拍爱情故事，这一块你拿下来，你的观众就非常全面了。”

刘镇伟不愧是编剧，用自己的逻辑三两下子就说服了尚存疑虑的周星驰。只不过有件事让刘镇伟一直耿耿于怀。

当时《大话西游》的架构是一个悲剧爱情剧本，但是他不敢告诉周星驰和投资人，因为那样没有人会投资。所以只能明着说拍喜剧，暗里用喜剧的手法拍悲剧。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在看过剧本提纲后，其实并不看好这部电影，只不过因为周星驰这个“活字招牌”，他们才决定合作。就这样，4500万港币预算的电影扩充成了6000万港币投资的大制作。

原本只想一展“情怀”的刘镇伟没想到，周星驰竟然非常看好这个剧本，加上急于自立门户，不惜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可是1995年上映后，这样一部斥巨资的“大制作”却惨遭票房滑铁卢，收回的票房不到5000万港币。

在内地上映时，这部片子更是爆了个大冷门，票房总计不到20万，据说上映后就没有哪个场次超过10个观众，期间还有不少人喊着退票。

上映短短两天后，《大话西游》被迫撤档，刘镇伟一气之下远走美国，周星驰更是赔了个底朝天，他首次创办的彩星电影公司因此宣告破产。

很多人说这部片子“生不逢时”，但是事实上，《大话西游》的爆冷还是脱不开两个主要因素：

其一，《大话西游》“欺骗”了投资方和观众的期待。

在各大喜剧层出不穷的90年代，香港人对无厘头搞怪电影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但是这一次，周星驰却以“喜剧”的噱头赚了不在观众意料之中的眼泪。

因此，无论是投资方，还是香港观众都觉得受了骗。他们没想到，原来周星驰还可以谈爱情，《西游记》这个故事我们听了这么多年，还可以用悲剧的方法去解读。

其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话西游》是对主流和经典的一次“亵渎”。

正因为《大话西游》脱胎于传统经典名著《西游记》，很多观众一时之间很难接受这种神话人物“人格化”的落差。况且，个中夹杂了太多当时看来较为庸俗、恶搞的成分。

降妖除魔、维护正义的孙悟空成了欺师灭祖、玩弄感情的臭猴子，仁义道德、普度众生的唐三藏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话痨，就连高高在上、清心寡欲的观音也能气到跳脚掐人？

刘镇伟的剧本中这种对经典大刀阔斧的“戏改”，显然是对经典的一次彻底颠覆。就连当时圈内声名在外的配乐大师赵季平也因为不满这种无厘头剧本，担心有损名誉，一再恳求片方不要在片尾加上他本人的名字。

观众们从期待到反感的落差，可想而知。

就这样，投资方诸多苛责，观众不买账，业内人士也不看好。种种原因加起来，造就了这部“超前之作”在影坛的尴尬处境。片方在结束影院的惨淡经营后，将这部片子拷贝传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在市场上激不起一片水花的电影，竟在北影的课堂上博得了满堂彩。

影片中离经叛道的人物，另类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播出后深受年轻学生们的追捧和喜爱，惹得大学老师们都开始用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来研究这部片子。

经过北影学生们的自发宣传，加上当时网络的传播和盗版光碟的大量流通，这部电影在短短一年内竟以燎原之势在国内翻红，影片中经典的情节和台词也被人们拿来反复吟哦分析。

也正是因为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大话西游》分别于2014年、2017年、2020年三次重映，成为了中国电影重映次数最多的影片。并且在2017年的加长版重映中，《大话西游》最终收获了1.78亿元的票房，远高于《东邪西毒》、《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同类经典影片。

如今26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大话西游》，我恰恰觉得它并非“生不逢时”，而是时代洪流与个人情怀碰撞下误打误撞的一场“美丽交融”。

如果把故事移植到现实社会，从当时年轻人追捧的后现代视角来看，《大话西游》叙写的其实是一个“对抗体制”的母题。

在《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原本是天地间一个无拘无束的灵猴，因为不甘天庭对他的管辖和约束，占山为王，称霸一方，甚至做出了闯地府，闹天宫等许多荒唐事，与天斗争。

但是在强大的体制力量面前，孙悟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逃不出如来的“五指山”。为了能在有限的天地里重获卑微的自由，他应允观音护送唐三藏西去取经。

一路上，他护送师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出生入死。观音告诉他，只要有朝一日求取真经，即可立地成佛，普度众生。

但是孙悟空真的希望成佛吗？普度众生，究竟代表的是他的意志，还是体制的方向？《大话西游》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已经参与了对这个命题的探讨。

比如说孙悟空虽然护送唐三藏取经，却依然没有根除凡人的七情六欲，他爱上过白晶晶，也曾迷恋牛魔王的表妹。但是因为取经的使命，他的个人欲望一直被积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喘不过气来。

更讽刺的是，这样一个艰巨使命也并不是孙悟空自发想完成的，而是体制强加给他的。观音、如来、唐僧统统都成了体制捍卫者的代表，一致要求他舍小我，成大我。

但是对于孙悟空来说，这种空泛的追求不是他要找的人生意义，于是便有了他串通牛魔王，加害唐僧等大逆不道的一幕幕。

在转世成为至尊宝以后，他在前后500年的两个时空里，分别从白晶晶和紫霞身上找到了生活更真实的意义——那就是拥护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到头来，孙悟空发现，个人的意志在强大的体制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

他用月光宝盒一次次在未来和过去之间穿梭，自以为可以逆天改命，殊不知这一切仍是一场要他回归体制的巨大骗局。

500年前，紫霞爱的是至尊宝，至尊宝要找的人却是白晶晶；500年后，白晶晶为孙悟空而来，孙悟空却为紫霞而戴上了金箍。

孙悟空在体制之外兜兜转转走了一圈，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爱情和宿命的轮回，如果要救下晶晶，他就一定要遇见紫霞；如果要救下紫霞，他就一定要戴上金箍。

也就是说，孙悟空也好，至尊宝也罢，他对爱情理想的成全，一定绕不开对体制的妥协。他的宿命其实早在转世的那一刻已经注定。这也是《大话西游》最强烈的悲剧张力所在。

在影片的最后，站在墙头上的夕阳武士看到今世的孙悟空时，说出了一句话：“他好像一条狗啊！”

故事之中，那个为所欲为的孙猴子终于为了爱情，被裹挟着成为了背负宏大使命的“取经人”。那个落寞的身影背后，是爱情至上的个性主义、狂野的生命力量在强大体制和宿命面前的悲剧性妥协。

故事之外，这个场景何尝不是周星驰的自嘲。在周星驰的演绎生涯中，李修贤曾经嘲笑他：“演戏又不是力气活，你干嘛像条狗一样卖力！”

这句话用在《大话西游》的结尾，似乎在冥冥之中说尽了这个“喜剧之王”最孤独的悲剧心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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