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英语社科组组长 陈娟，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双减之后家长的困惑?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双减之后家长的困惑

文/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英语社科组组长 陈娟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中起着奠基的作用，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强调过： “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致而复杂的任务。”因此“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和持续推进离不开家庭教育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双减后孩子们的快乐回来了吗？

今年暑假，小区里的健身广场跟往年大不一样。以往这里大多都是广场舞大妈和健身跑步的大叔们的聚集地，今年夏天一下子冒出许多“神兽”，在健身广场东奔西突“攻城略地”，跟大人们抢夺“领地”；大妈大叔们一边腾挪“地盘”一边感慨：“这可真是双减了，有时间玩了，以往可不都在培训班里关着的吗？即使不去培训班，暑假作业也多得写不完啊！”上述场景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已经落地实施了一年的双减政策取得的初步成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下称《报告1》）里有所体现：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75.3%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学期减少；86.5%的学生喜欢学校学习生活；孩子的睡眠时间明显增加，小学平均睡眠时间为9.3小时，初中为8.5小时……这些数据表明在“双减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幸福满意指数在陡然上升。

双减后家长们还焦虑吗？

孩子们的快乐回来了，那些曾经“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怎么样了呢？“双减”前他们因为“教育内卷”而产生的焦虑现在停止了吗？双减政策落地伊始，随着大量教培机构的关闭以及作业量的减少，外源性焦虑的源头渐渐被政策阻断，家长们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缓解，去年八月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报告》（下称《报告2》）显示：“‘双减’政策实施后，72.7%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其中34.3%的受访家长表示缓解很多，38.4%受访家长表示缓解一点。”但是随着双减政策持续推进，突然放空或无所适从带来的新的焦虑开始在家长群中蔓延开来，这是一种内源性的焦虑，源自家长内心对教育的期望和理解。《报告2》显示：“家长对教育期望值依然较高，91.2%的家长希望孩子将来能取得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32.6%的家长为让孩子上好学校常常感到很焦虑，50%的学生认为家长期望太高是学习压力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在“双减”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一部分是来自家长和家庭教育。在后“双减”时代，家长和家庭教育的积极跟进与配合是推动“双减”政策成功进展的关键因素。

后双减时代家长怎么远离焦虑？

后双减时代，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教育将迎来根本性的变革，家庭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革新和转变，家长们要怎么做才能既与双减政策保持同频共振，又远离精神焦虑呢？

首先，深刻解读“双减”育人理念，做好家庭教育“加减法”。

悉心解读双减政策，不难发现这次“双减”政策既是一次教育格局的变革，也是一次教育反思，反思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我们的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以及怎样培养的问题。通过减轻作业负担和课外辅导负担这两个基本的手段，带动家校以及整个社会层面反思教育的本质问题，以促使教育方式回归本源，让育人目标回归初心，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方位提升人的素质，开发人的潜能。在此目标引领下，家长也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育人本质进行再思考，再探究，以及再实践，重塑家庭教育价值观，并重新审视自身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如果家长深刻体会到“双减”政策的内涵，自然会明白“减”只是序曲，“减什么”和“如何减”，学校已经从作业和教培两方面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和实践，接下来“增什么”“怎么增”才是“重头戏”，是“双减”政策育人目标实现的必经之路，也是每个家庭需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对“双减”背后的育人内涵理解深刻，家长才能在“增”的实践中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目标，在家庭教育中做好适合自己孩子的“加减法”，从而不迷失方向，不陷入新的焦虑中去。

其次，树立生活即教育的观点，让家庭教育“活”过来。

“双减”政策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倡导教育回归生活本身，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意义，这是对前些年家庭以孩子教育为中心，家庭生活失去意义的错误做法进行的纠偏和改正。以学区房为例，新时期的“孟母”们，为了孩子能上商家鼓吹的“好学校”被迫“三迁”乃至“多迁”，房子越住越小，甚至一家老小放弃大房子去住天价“老破旧”，以此换得孩子挤入所谓教育“精英圈”的保证，而小孩子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每天除了作业就是辅导班补习，成为刷题的机器和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教育是生活的影子，一家人连正常生活都没有了，哪里还有真正的教育？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正是陶行知先生眼中“坏的教育”。陶行知于1934年发表《行知行》，倡导“生活即教育”，正是为当年的应试教育开的一剂良方。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与“实践”的双增，鼓励学生在做中学，认为“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双减”政策鼓励家庭回归正常生活，这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早睡早起，铺床叠被，洒扫庭院，洗衣做饭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看似与学习无关，其实无一不在锻炼着孩子的动脑动手能力，磨练他们的性格品质。家长需要恰如其分地利用无数个生活实践的机会，引导孩子积极投入到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中来，在生活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再次，增强家长责任意识，当好孩子第一责任人。

不读书的老师教一群孩子是可怕的，同样，不认真担责任的家长也是可怕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紧随“双减”政策而至，“双减”明确入法，细化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传统关于家庭教育的“家事”上升为“国事”，“双减”不减父母的责任，家庭教育缺位，监护人将受训诫。教育部曾发文提醒家长：“双减更考验父母的担当。优秀的父母不在于学历的高低，而在于是否有责任的意识。陪伴是责任，养育是责任，以身作则是责任。履行父母的责任，就是对孩子人生负责。”双减之前，为了“育分”拿钱报班，买学区房，找名师辅导，超前超标学习，家长拼财力和人脉；双减之后，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重新确立，教育回归学校，回归家庭，家长也要重新回归家庭教育者的角色。家长需要深刻认识到，教育好一个孩子，不是简单交给学校和老师就足够了，也不是单纯开发智力考高分那么简单。蔡元培先生曾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因此，家长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和定位家长的责任，树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积极承担起对孩子进行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的理念、方式以及行为做好孩子的习惯养成师，学习领航师及人生规划师。

综上所述，“双减”政策帮助基础教育生态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对于减轻家长的外源性焦虑的确起到了成效。然而家长的内源性焦虑的缓解需要家长通过自身努力，从本质上理解“双减”政策内涵，主动对教育变革做出调适，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并勇于担当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以促使孩子各方面均衡健康发展，助力“双减”这场持久战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