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8日，吉布森在莫桑比克海岸找到边缘印有“NoStep”的残片，在官方发布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这块碎片被认定“几乎肯定来自MH370”。 （受访者/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12日《南方周末》）
从找到那枚“No Step”碎片起，吉布森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我希望被载入史册的最终理由是，这些碎片帮助我们找到了这架飞机以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
许多马来华裔家庭已经为失联乘客立了牌位，法国家属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一部分中国家属则坚信失联者还活着。
迄今为止几十枚被基本确认为来自MH370的碎片中，大概1/3是吉布森找到的。
莫桑比克海岸上有时能接收到印度洋漂来的“礼物”，譬如浮标、旧渔网、几根绳子。
美国人布莱恩·吉布森（Blaine Gibson）想在那里找到一样东西。为了寻找它，他去过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这一次又来到莫桑比克。
他雇了一位当地船夫，陪他在“海洋废弃物”区域一道搜寻。2016年2月28日那天，船夫突然捡起一枚碎片问，吉布森，这是什么？
那是一枚很大的灰色三角形残片，很轻，断口处像复合蜂巢，边缘有印刷体“No Step（禁止踩踏）”单词。这一字样吉布森在飞机上见过很多次，他觉得，它很有可能是自己想找到的东西——失踪的MH370残骸。
吉布森与这架飞机和上面的旅客并无任何关联，他只想探求真相。他的判断是对的。那枚碎片来自飞机的右侧水平稳定器面板。在官方发布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No Step”碎片被认定“几乎肯定来自MH370”，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块被证实的残片之一。
为了寻找飞机碎片，他去过12个国家。从找到那枚“No Step”碎片起，吉布森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他并未满足，“我不想成为历史上发现这架飞机大部分残骸的人。我希望被载入史册的最终理由是，这些碎片帮助我们找到了这架飞机以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吉布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找到碎片不是终结，找到飞机才是。
2020年3月8日，距离马航MH370从雷达中凭空消失过去了六年，它依然是个谜。
“为什么不在海岸线上找呢”莫桑比克是吉布森去过的第177个国家。
他在中美洲的伯利兹和危地马拉做过玛雅考古学，在埃塞俄比亚寻找失落的方舟，还在西伯利亚东部探寻通古斯陨星爆炸谜团。这个拥有法律学位的中年男人，将自己定义为探险家，目标是游历各地探寻真相。
他过世的父亲曾任加州首席大法官，母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热衷于旅行。受母亲的影响，吉布森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母亲过世后，他想卖掉家里的旧房子，离开位于加州的卡梅尔小镇，继续探险。2014年3月8日这天，吉布森正在待售老屋收拾那些装着童年回忆的箱子，电视机里传来一架飞机失联的消息。
他本以为那是一次普通的空难，但几天后，事情变得“非常奇怪”。他从新闻上得知，那架MH370本该由吉隆坡飞往北京，但它飞了7个小时，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消失了。
两个月后，吉布森以12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父母的房子，准备与人合伙在老挝开餐馆。同时，他也加入了Facebook相关群组，了解MH370失联情况。
他惊讶地发现，官方没有在海岸线搜索被冲上岸的飞机碎片，而是花费了数亿美元水下搜索。“这太疯狂了。”吉布森心想，如果不知道飞机在海里的位置，就很难找到它。它的第一块残骸很可能会被一个在海滩散步的人发现，为什么不在海岸线上找呢。
他想得很简单，去到一个海滩，在海滩上散步，与当地人交谈，询问东西冲上岸的位置。飞机消失的地方在泰国湾，如果它坠毁了，柬埔寨和泰国可能会有很多碎片。这是吉布森找碎片的起点。
但事情比他想象的复杂许多。在找到“No Step”碎片前，将近一年时间里，吉布森一无所获。官方搜查由南中国海转移至印度洋深处，同样没有任何发现。
到了2015年7月29日，第一块碎片出现在印度洋西南部的法属留尼汪岛。
吉布森想，那意味着，那架飞机的下落应该在南印度洋。他先去了澳大利亚海岸，相比于非洲海岸，那里更受关注。因为最初锁定的方向在南纬40°左右，如坠毁在那里，澳大利亚南部和新西兰就会有残骸。
但那里没有。他去拜访了澳大利亚的海洋学家斯托克·切里和大卫·格里芬，他们告诉他，洋流和风将那片残骸由坠机区域带到了西部，并冲到了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
随着越来越多证据浮现，人们知道，这不是一次可控的迫降。当飞机坠毁的时候，它在一个完整的飞行位置上。它撞成了无数碎片，而不是完好无损地沉入海底。“我可以肯定地说，飞机是在南印度洋坠毁的。在南纬36°到南纬28°之间的某个地方。”
MH370究竟因何失联，吉布森不愿猜测。在失事飞机上的黑匣子被找到以前，也没有人能真正给出答案。
“有某种形式的结束是如此重要”决意全力以赴寻找马航，是在参加2015年3月8日MH370事件一周年纪念活动之后。
吉布森坐在观众席，听一位内森女士（Grace Subathirai Nathan）发言。她是马来西亚人，职业刑辩律师，是失联家属团队核心成员。
内森演讲时，他哭了。
“每天都像活生生的噩梦。”内森穿着一件印有“继续搜索”标语的T恤，情绪激动地说。“我非常想念我妈妈，她是我的一切。有某种形式的结束是如此重要，不放弃我们所爱的人是如此重要。”吉布森在那个瞬间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演讲结束，他走上前问内森：你会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拥抱吗？
他意识到，这一次探寻真相的行动将是特别的。他想，如果找到失踪的MH370，就能给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带来答案。
239位失联者中有154名中国人。吉布森向南方周末记者推荐道，“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和姜辉谈谈，他是中国家庭成员中的领袖，非常敬业，非常聪明，非常投入。”
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他也曾在留尼汪岛和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
与吉布森的意图不同，姜辉最初去留尼汪岛，是为了“打假”。
他记得很清楚，2015年7月29日，留尼汪岛东部圣安德烈市的海滩清洁工贝格（Johnny Begue）在海岸边发现了一块疑似MH370的残骸。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飞机一定是没有坠海的。”姜辉觉得这可能是个乌龙消息，“因为多国政府搜索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没发现，将近一年半之后，突然在那儿冒出了一块残骸，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但他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等待着调查结果。
两个多月过去，没有调查结果。
他等不及了，叫上另外两个家属，买了机票，打算去现场核实外媒公布的信息。他们认为残片更像是人为放置的。
“清洁工发现（残骸）的位置太蹊跷了，他沿着海岸去清洁，中间有一个休息点，残片就在休息点正对着的海边上。”太多的巧合让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个瓶子摆在你家大门口，只要你推开门，一定会听到瓶子响。”
得知家属要来，圣安德烈市长做了特批手续，派工作人员直接带他们去了碎片发现地，并联络了发现者贝格。姜辉找借口到这位清洁工的家里转了转，发现他家里的摆设简单，能看得出条件只属于社会中下阶层，但“很虔诚，很干净”。
姜辉反复询问有关残片的细节，它的位置，搬运它的方式，参与的人数，放置及运载的地点。
他想找到“事发现场”。当时有人剪辑了媒体拍摄的警察搬运残片镜头，根据太阳光线的角度、人影方向和海滩方位分析，“残片绝对不是从海里搬到陆地上的，相反，是从陆地到海里，有人为作假的可能性”。姜辉觉得那个热帖说得有根有据。
那个镜头拍摄地，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他们快要放弃了，在一条海沟附近，他们看到一块有特殊标记的石头，上面的裂纹跟视频里完全一致。根据石头的位置，姜辉一步步还原视频的情景。
他发现，当时警车应该是停在了那条沟的另一侧。想要将碎片搬到车上，确实需要从它的发现地先回到海滩，从海滩穿过那处水浅的小入海口，再回到陆地。视频分析的搬运顺序没错，是由陆地到海里，但不是作假。
留尼汪之行，姜辉排除了一些阴谋论，但没能确认什么。
又等了两个月，调查结果有了——贝格发现的碎片属于波音777的襟副翼（flaperon），即安装在机翼后缘的一块操纵面。来自失联的MH370。
碎片最大的特征棕色六边形蜂窝人们常问吉布森，发现飞机碎片时是否开心。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去到某处沙滩，发现239个人在喝椰子汁，问我怎么这么久才来，那我会感到开心。”
然而，他发现的是飞机残骸。他心里清楚，自己为MH370的搜索和调查做出了贡献，但其指向的结果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他带来的消息相当于是在告诉家属，飞机可能坠毁了。
他能感知到，家属们的情绪充满矛盾，“他们似乎对我所做的事充满感激和恶意”。
但至少姜辉心里并无恶意。“我很感激他为MH370所做的一切。”姜辉特意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你一定要帮我加上这一句。”
在姜辉眼中，吉布森“人高马大”，常戴一顶宽檐牛仔帽，有西部牛仔般的粗犷，曾就着姜辉打包回来的半盒麻婆豆腐，吃掉一碗米饭，算作晚餐。他们曾共同寻找碎片，因此相熟。
作为家属，姜辉寻找MH370碎片的举动同样惹怒了部分中国家属，他们坚信亲人还活着，认为那是种伤害和背叛。采访中，姜辉刻意避免提及失联者的下落，不作猜测，不予置评。
他发现，各国家属的认知不同，许多马来华裔家庭已经为失联乘客立了牌位，法国家属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一部分中国家属则坚信失联者还活着。
姜辉自己不敢说出自己的答案，“这几年，我尽量不去设想飞机或者我的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就是有些人说的，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沙子里，躲避一些事情。”家属们的共同点是，所有人都想要一个结果。
2016年12月3日，包括姜辉在内的中国、马来西亚、法国共计8名家属组队，向往马达加斯加寻找碎片。
这个“神奇的组合”让姜辉印象深刻。在当地沟通流程复杂，他说完一句话，马来西亚的华人帮他从汉语翻译成英语，法国家属再转译为法语，当地人再解释给当地渔民。
他们制作了印有残骸图片的英、法文宣传册，上面记录着飞机碎片的特征、包装和保存方法，附有联系人的邮箱与电话，打算挨个部落分发。
跑了快十个部落，姜辉在一家超市里，遇到了一位华人老板，“他说你把这小册子放我这就行了，他们每个部落都会跟我这买东西的，我到时候给他们就完了。”
姜辉的目的很简单，“当时我们听说搜索要停止了，所以想做一些推动搜寻MH370的事情，希望能通过行动感动官方，让他们持续搜索。”他真的发现了一枚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的圣玛丽岛上。
2017年1月17日，MH370搜索工作中止了。那时，吉布森已经在马达加斯加搜寻到十几枚残片。
相识十年的老友康奈特（Nicholas Connite）曾在圣玛丽岛陪着吉布森找了一个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觉得吉布森的眼睛里“有火花”，他知道吉布森的心意非常坚定。
但康奈特自己没指望找到任何东西，一架飞机，即使碎成一百万个小碎片，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找到其中一片，看起来也像是不可思议的任务。他们住在附近的度假村里，租了两辆小型沙滩车（ATV），在沙滩上分头搜寻。
在海滩上来来回回走了三天，康奈特发现了很多船和塑料的碎片。第四天，吃过午饭，突然下起大雨，康奈特想要避雨，将沙滩车开得飞快。冲下海滩的一瞬间，他瞄到一样“看起来不像海滩上任何东西”的物体，那时他突然意识到，它就是飞机碎片。
他摸了摸那枚碎片，将它放进袋子里，在雨中像印度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更多碎片的发现，主要归功于热心的当地人。吉布森展示了自己找到的碎片照片，告诉他们，碎片最大的特征是，断口处有棕色的六边形蜂窝。
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找到了疑似飞机碎片，就会得到一个小奖励。吉布森会根据碎片的重要性支付奖励，金额10至60美元不等。有刻字或编码信息的，价格更高。这对非洲当地人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数字，尤其对于孩子而言。
《大西洋月刊》记者威廉·兰格韦什指出，迄今为止几十枚被基本确认为来自MH370的碎片中，大概1/3是吉布森找到的。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吉布森身在老挝，他在那里开了一间酒吧。世界上有195个国家，他去过其中的185个。随着搜索脚步放慢，他打算将环游世界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走遍剩余10个国家。
“如果有人从我去过的任何地方发现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飞机的一部分，他们会通知我，我会尽我所能确保它被收集和调查。”吉布森说。
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的碎片被发现了。
无法被识别的私人物品2020年3月7日，MH370事件六周年的前一日，姜辉在微博呼吁恢复悬赏搜索。
美国私营公司“海洋无限（Ocean Infinity）”曾在2017至2018年进行过水下搜索，他们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合同，没有找到飞机，就不必支付费用。但2018年5月，“找不到，不要钱”悬赏搜索行动被叫停。
“那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我希望他们回去搜索一些以前没搜索过的领域，查看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也许能找到它。”吉布森认为，碎片透露出的信息已然足够，来自海面和海岸线的新碎片不会对现阶段调查造成很大改变。“现在是集中精力继续水下搜寻的时候了，试着找到真正的坠机地点。”
诉求反复表达，进展却几乎为零，随着时间推移，MH370渐渐被忘却。
姜辉曾在2020年1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家属推进，中国民航局在2019年年底向马来西亚民航局发出了公文性质的邮件，要求他们注意满足家属的几个合理诉求：
第一是要提供《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文翻译版；第二是尽快恢复家属的心理援助；第三是见面会不能停，与马来西亚政府的沟通渠道不能断；第四是给家属设立的先期赔偿款要恢复执行，不能设置任何障碍。
姜辉说，这是“五年来一直在催促的”事情。但现实是，每一个时间节点，家属们都会提出相应诉求。这些未实现的诉求，继而被堆积至下一时间节点，再次重申。
2020年3月1日，马来西亚政府再次更迭，“几年的诉求又要重新来过”。
“世界上发生了太多事情，但那239个人，我不想他们被忘记，不想让这个谜团和悲剧继续下去。”吉布森说，这是他决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理由。他相信，只有找到那架飞机，才能解答失联谜团，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身为普通人，他无力完成水下搜索任务，但他在投入精力做另一件事——找飞机上的私人物品。他最想找到信用卡、护照或身份证，能够明确透露身份信息。但它们很可能已被海水破坏。
每次他在海滩上看到一件夹克或一个包，他都会去翻找，希望找到手机、SIM卡或USB，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信息。
他在发现飞机残骸的海滩上，找到过一些手提包和一条皮带。他将这些可能的私人物品通过官方渠道辗转交给马来西亚政府。
但没有结果，这些物品甚至没有被调查报告提及——它们不能被识别。唯一的方法是——吉布森已经想好了，如果有一队志愿者能仔细看看乘客登机录像，将被发现的物品与影像资料核对，就能找到答案。
2016年6月6日，他曾经在马达加斯加的海滩上，找到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只要坐经济舱，就能在前排座椅靠背上看到它。
他捧着显示屏，没忍住泪水。他意识到，如果它属于MH370，说明飞机主舱已经被撞坏了。他将破碎的显示屏握在手里，想象着坐在显示屏背后的那个乘客，“这可能是他看到的最后一个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