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文坛宗师，不只是因为自身创作成就突出，也在于倡导改变文风，也在于他奖掖后进，提拔、培养了很多人，包括王安石、曾巩、苏氏兄弟，形成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
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成为第二个文坛领袖，但其实在两人之间，有一个空档期，本来应该有另一个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曾这样称赞他：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他叫王安石。
苏轼及“三苏”欧阳修最得意的弟子，非苏轼(1037-1101)莫属，他也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
嘉祐二年(1057)，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弟弟苏辙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写了《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举了“皋陶执法杀人而尧宥之再三”的典故，副主考梅尧臣没看过这个典故，主考官欧阳修也没看过。
但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好，欧阳修想，谁那么有才啊，应该是我的学生曾巩吧。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墨池记》等。论水平，这篇文章第一，但怕人说闲话，就把这篇文章定为第二。卷子开出来，是眉山人苏轼。
曾巩和苏辙也是这一科进士，这一科一共录取388人，同科的还有张载、程颢、曾布、章惇、吕惠卿等，状元不出名。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状元是比章惇大10岁的侄子章衡。
欧阳修问苏轼，你这个典故哪里看到的？苏轼说，没在哪看到，我想当然耳。这是典型的苏轼的性格。欧阳修爱才，说这个人以后成就会超过我，搞不好二十年后就没人记得我了，“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
确实如此，欧阳修诗、词、文、书法都一流，苏轼是个更大的全才。他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跟欧阳修并称“欧苏”。“韩文如潮，苏文如海”，苏轼的文章在宋代就是典范，南宋时流行一句话，“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他书法位列“宋四大家”之首；绘画与文同齐名，尤擅墨竹、怪石、枯木，很有后世毕加索抽象画的风格。
他还是美食家，搞出了东坡肉、东坡肘子、羊蝎子等，津津乐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有一个大肚子，吃出来的。家人说是一肚子的学问，朝云调侃他，那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确实不合时宜，王安石在位时他反对变法，旧党上台他又说新法的好话，反对尽废新法，还骂司马光是“司马牛”。
他还跟沈括合编了一部医书——《苏沈良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也是那时候文人士大夫的追求之一。他的《东坡志林》十二卷，记载了很多八卦玄幻故事，开始还正经些，谈些诗歌，越写越夸张，神魔鬼怪都出来了。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词350首左右，可谓丰产。但大家接触到他的诗和词大致相同，甚至词还更多一些，这个数字也再次验证了宋词的江湖地位。
林语堂写了一部《苏东坡传》，不过他过于喜爱苏轼，里面有些内容略有失实。
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太守任上，43岁的苏轼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乌台诗案”，被关了几个月，差点掉了脑袋。有人陷害也有人营救，赋闲金陵的王安石上书，“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这也说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有点靠不住，不然哪需要这些人来营救。
年底，入狱103天后，苏轼终于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次年初(元丰三年，1080年)到黄州。
苏轼在黄州，先是寄居定慧寺，后来在城外东坡弄了块地，盖了房子又种菜，自称“东坡先生”，世称“坡仙”。从此，“苏东坡”誉满全国、名垂千年。白居易当年在忠州也有个东坡，不过是拿来种花的。
在黄州四年多（1080.1-1084.4），是苏轼一生最失意又最得意的日子，这阶段他作品不多，但精品率奇高。
散文《前赤壁赋》(1082)、
《后赤壁赋》(1082)、
《记承天寺夜游》(1083)；
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1082)、
《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108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1082)、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1082)、
《卜算子·黄州定慧寺作·“缺月挂疏桐”》(1083)、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作·“落日绣帘卷”》(1083)、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常羡人间琢玉郎”》(1083，一说1085)；
诗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1082)；
著名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1082)也是这个时候的作品。
黄州之前，苏轼只是个超一流高手；在黄州，他蜕变成一代宗师苏东坡。给词取题目，就是从他这里流行起来的。
黄州之后，苏轼转为汝州团练副使，然后“元祐更化”，旧党上台，他当了几天的登州知州，又回朝当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54岁时，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他上一次在杭州当官是跟王安石闹掰，主动申请跑到杭州当了三年通判(1071-1074)，然后知密州、徐州、湖州，接着就遭遇“乌台诗案”。）
之后又知颍州(1091)、郓州(未到任)、扬州(1092)、定州(1093)、英州(未到任)，接着哲宗“绍圣亲政”，又是一连串的打击，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1094)，三年后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 前后跑了大半个中国。
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但客观的说，真正豪放的词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他作品，“谁言人生无再少”是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洒脱。
一生旷达，偶尔豪放，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苏东坡。
苏东坡喜欢修水利，在徐州有防洪战役，在杭州筑有苏堤，在惠州也弄了个西湖，当然，更有文教事业，“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跑到穷乡僻壤的南蛮之地海南岛，居然跟当地人民打成一片，“我本儋耳氏，寄居西蜀州”。这心态，啧啧。
人们喜欢他景仰他，连他去海南路上，跟苏辙见面的雷州湖边，八竿子打不着，都改名为“雷州西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跟父亲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弟弟苏辙（1039-1112，字子由）合称“三苏”，占了“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一半的席位。
宋人笔记中有“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之说，意思是“三苏”把眉山地脉都占尽了，致使草木不旺。我没去过眉山，不知道当地的绿化工作是不是比别处要难一些，园林局长是否为此苦恼，或以此为事由。
三人之中，苏轼毫无疑问最为突出。苏洵是大器晚成的代表，“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洵的文章比苏辙好，但却不会写诗。“汝母之兄汝叔舅，求以厥子来结姻”、“乡人嫁娶重母党，虽我不肯将安云”（苏洵的《自尤》），不过是七字一句的散文罢了。据说苏东坡还有一个聪明伶俐才华横溢的妹妹——苏小妹，遗传使然，聪明是必须的，但这个传说中的苏小妹并没有什么作品流传下来。
苏东坡有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晚年还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写此诗后两个月，苏轼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
《宋史》说，“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但又马上说，“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如果不是这样，那还是苏轼吗？
幸甚至哉，我们历史上曾有这样的东坡居士。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他跟弟弟最后都安葬在河南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不了因”。
王安石王安石是一个全方位的文学天才，也是一个有抱负有机遇的政治家。机遇很重要。但他的政治家属性盖过了文学家属性，觉得文学是小道，他当政的时候，一度取消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所以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力远不及欧阳修。
苏轼是个美食家，王安石则不一样，他甚至觉得吃饭、洗澡都是浪费时间，吃菜只吃面前那一盘，还不小心吃过鱼食，因为不喜欢洗澡，显得有点邋遢。
一般认为，唐宋八大家中，王安石的散文略逊于欧阳修、苏轼，与苏洵相当，强于苏辙和曾巩。他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前文章老是提，伟大导师列宁说他是“十一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他的考据功力也是第一流的。
所以，他的文章既有政治家、思想家的大气，又有文学家的磅礴，还有学者的严谨和睿智，比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一共四句话，笔力雄健，起承转合一气呵成。还有《答司马谏议书》，观点正确与否且不论，文笔是真的劲道。
他的诗词也是第一流的，北宋排名前二的诗人，非苏轼和王安石莫属。论影响，则是苏轼、黄庭坚、王安石。别的不说，光中小学课本就有多少他的诗，《梅》、《泊船瓜洲》、《除夕》、《书湖阴先生壁》、《登飞来峰》，还有入选《千家诗》的《春夜》、《北山》等。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清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王安石《春夜》)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北山》)
他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被誉为“金陵怀古第一”。
跟文章一样，他写诗也喜欢别抒心意，作翻案文章，比如《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首诗上追杜甫《咏怀古迹》，引得当时诗人纷纷唱和。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形象生动，典型的唐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轼的《题西林壁》，富有哲理，典型的宋诗。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这句诗的结构、含义与苏轼诗句何其相像。而他们之所以是宋诗的佼佼者，是因为他们有哲理性、无道学气。朱熹的诗比其他理学家好，也在于多了点烟火气，道学气没那么强。
王安石晚年罢相，住在金陵半山，苏轼曾去拜访他，两人同游山水，探讨诗歌，畅谈人生，相逢一笑泯恩仇。
大家都是正人君子，为国为民。但为啥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他们反对新法呢？而他们彼此之间居然还是好朋友。这是因为变法是从现状和意愿出发，而反对新法则从实施效果说事。变法意愿虽好，实际效果确实不佳。上个世纪的公*社*化、大*跃*进便是如此。王安石“拗相公”的性格，推动了变法的进行，也导致了变法的最终失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江西抚州人。仁宗时进士，神宗时两任宰相，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讲究炼字，七绝宋人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