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伶

宣传“爱国石”的第一篇报道

座落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西侧苍松翠柏中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虽说规模不大，但其教育意义却很深远。每至五四青年节乃至清明、抗战胜利纪念日等重大节日，首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们便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开展纪念活动，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纪念亭里陈列着一块刻有“保卫华北”四字的一二·九运动铭志石。称其铭志石，这是今人的普遍认知。但在40多年前，目击者则称其为“保卫华北爱国石”。根据这一称谓，我写了篇文章：《白鹿岩下爱国石》，刊登于1984年1月9日《北京晚报》，这是公开宣传这块“爱国石”的第一篇报道。

为弘扬革命传统，并为党史军史提供一份原始佐证，现将上述拙作中有关这块“爱国石”的诞生过程摘录于下：

北京西山樱桃沟的白鹿岩下，水源头旁，有一块半人多高的青石，上边刻有“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这是北平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留下的痕迹和见证。

1936年6月下旬，“民先”（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编者注）和“学联”（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编者注）在日本侵略者及华北当局的重重压迫下，利用暑假期间，在北平西山樱桃沟连续办了两期夏令营，共约五百人参加。每期虽然只有十天，但活动内容却很丰富：学习初步的游击战术，进行爬山演习，开展理论研究。

在首届夏令营活动中，北大三年级学生、二十一岁的我地下党员陆平同志以“民先”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樱桃沟的训练，他会吹号，是夏令营的司号员。

一天中午，陆平站在樱桃沟凉亭上对着水沟对面的五座夏令营帐篷吹过午休号，正欲返回指挥部歇晌，突然听到附近传来凿石声。他走过去一看，发现对面沟坡下有位同学用地质系采样工具在岩石上凿字。陆平跑过去，俩人你一锤我一凿地干了起来。用了一个晌午的时间，刻成了“保卫华北”四个字。同学们见了，都夸他俩“手艺高”“表达了大伙的心愿”。

于是，“保卫华北”的呼声从忧国忧民的心中发出，回荡在樱桃沟里，凝聚在这块磐石上。这些爱国青年，后来大都走上了抗日战场。

玉成拙文的两大优势

我之所以成为报道此事第一人，那是因为我具备了玉成拙文的两大要素：

第一要素：内不避亲，亲友提供了准确信息。

我有个堂姐夫，叫王宝臣，比我大6岁，北京植物园绿化组老工人。1980年秋，他带着十多位新人在樱桃沟里清除杂草，猛然间在那一大片乱石堆里的一块青石上发现了刻字痕迹，他小心翼翼地剔除了覆盖于字痕上的污泥，露出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连忙向植物园管理处主任邓正一作了汇报。邓主任要求把它保存好。

1982年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导生到植物园视察工作。因为他也参加了“保卫华北”“反对日本侵略”的一二·九运动。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并担任中共北平地下党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全国学联”总干事。看到这块“爱国石”，刘导生激情奔放地对大伙说：“这事我知道，一二·九运动之后，我们北大老同学陆平同志刻上的。你们把它保存下来，谢谢你们！”

其后不几天，亲友会面，我从堂姐夫王宝臣那里得知了上述信息。

玉成拙文的第二要素：重任在身，使命驱使。

1981年，经聂荣臻元帅和彭真书记批准，成立了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辑部。萧克将军直接领导，并担任编委会主任。凡在晋察冀地区打过鬼子的党政军高层领导皆聘为编委会成员。聂荣臻抗战期间的作战参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侠出任编辑部主任。工作人员则从各军兵种及《人民日报》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社科所等单位抽调。我经二炮领导推荐，出任该编辑部记者、编辑兼材料组长。

开展工作之后，编委会成员孙毅将军对我们说：“从建党到现在，60多年，前面那30年，敌人的炮火轰我们；后面这30年，阎王爷用机枪扫我们。剩下的老革命不多啦！把你们从各军兵种还有《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抽出来，干什么？就是要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党史军史活材料。赶紧把亲历者的记忆记下来、写出来，留给后代，这叫紧迫感、使命感。”张侠主任把孙毅将军的至理名言张贴在办公室里，从此，“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党史军史活材料”便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和积极工作的鞭策力量。

为给我们撑腰打气，孙毅将军还给我们每人赠送一幅题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因为抢救党史军史活材料的使命在身，所以，我对堂姐夫王宝臣提供的信息十分珍惜。正赶上1982年国庆假日，我带着照相机来到樱桃沟实地采访、取证。

为使照片字迹清晰，堂姐夫特地从邻近的卧佛寺油漆工那里借来一小桶白漆，一笔一画地将那“保卫华北”四字描白。油漆未干，我就蹲在那堆乱石中拍下了好几张照片。《北京晚报》上刊登的那张黑白照片就是这次拍摄的。

有了这张照片，我对当事人陆平提出了采访请求并得到同意。看到我带去的那张“保卫华北”的照片，陆平同志很高兴，尽其所知地向我介绍了当年樱桃沟夏令营及其勒石铭志的有关情况。他很认真，生怕记忆有误，嘱我听听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的意见。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当时，赵德尊是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他才是樱桃沟勒石第一人。”

由于陆平同志牵线搭桥，我通过二炮长途电话台与哈尔滨的赵德尊书记取得了联系。这位省委书记也很谦和，一点架子也没有。通过电话交谈，证实了陆平所言无误。

把握良机 拙文问世

拙文初稿早在1983年初就完成了，因为“文革”的“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流毒和影响尚未肃清，报界“心有余悸”，对于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没有权威人士或权威机关明确表态，是不会轻易见报的。

好在这时的北京市长焦若愚、北京市政协主席刘导生等都是我们编委会成员，善于沟通的编辑部主任张侠常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党史工作的上头精神。我是从张侠主任对编辑部“吹风”中获悉共青团北京市委要在樱桃沟建立一二·九运动纪念亭之动议的。故在文尾写上了这层意思，这就为拙文问世提供了响当当的由头。

1984年1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拙文之后，这块“爱国石”出名了，为便于大众观瞻，市政府用起重机将这块“爱国石”从樱桃沟的乱石堆中移到了西边的人行道旁，并以红漆覆盖了白漆字痕。从此“保卫华北”四字由白色变成了红色。

1985年12月9日，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募捐，彭真同志题写碑名，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正式屹立在北京植物园那片苍松翠柏之中。从此，这块“爱国石”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青年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精神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和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