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
由于皇帝好古，各地官员纷纷进贡各种真古玉和假古玉，而乾隆皇帝则分门别类，鉴定考证，对制作较粗的，还要发往造办处、如意馆加工改造，并常常习惯性的在古玉上铭刻，由此也毁了不少古玉的原貌，更将题款倒刻于龙山文化玉圭之举，遗为笑柄。
龙山文化的玉圭是乾隆题词刻反的一个笑话
乾隆御题诗
龙山文化玉圭
题诗与图纹正好相反
最有趣的是，乾隆爷似乎特别痴迷于良渚玉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琮、璧，就记载着他好大喜功、乱点鸳鸯谱的轶事。一件是乾隆将一块良渚玉璧误断为汉玉。这块玉直径28.2厘米，原为寿皇殿中的陈设。这块玉青白色，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赭色斑，大片干裂，圆周不正，而且有多处裂痕，明显是曾经火烧，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烧墓圹的习俗有关。乾隆称它为“径尺璧”，并且对这块其貌不扬的古玉，倾注了近二十年的眷恋之情。他亲自命人在玉的璧间琢下玺文五方。“信天主人”表明了它的主人相信天命。在他七十寿庆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在这块玉上琢下了“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两方玺文。岁月匆匆，在乾隆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对这块玉把玩不已，并在上面琢下新的玺文，直至八十五岁退位，最后刻上“太上皇帝之宝”这六个字，这位“十全天子”才觉得功德圆满！
良渚玉璧被乾隆当成汉代玉璧
后来，乾隆爷的爱玉宠玉到了极致的地步，虽然如此爱玉、懂玉，也做出了极为荒唐的蠢事，由于当时人们因缺乏考古知识，见到古玉必称汉玉，而乾隆皇帝独能对此提出疑问，并认为部分玉件应远至三代以上。在当时，他对古玉的鉴定可以说是独到的。但他考证玉琮为车饰，由于西周以降，玉琮的制作已少，汉代以后几乎未有新作。
乾隆收藏的良渚玉琮
就连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也不知道此物何名，居然将它误认为古人用来抬举辇车或乐鼓之人的压肩物件，并在御制诗中堂而皇之地称它为“杠头”。
乾隆用景泰蓝给玉琮做了一个内胆
由于不解纹饰结构，应按上大下小方向竖立，竟然又按常规，将其倒过来加配铜胆木座刻诗记趣，用来当笔筒蓄水。如今看来，这是一件多么奢侈而又高贵的文玩。
被配上内胆的玉琮
不过，乾隆爷的臧玉从未有赠人的记录。现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许多玉器制册和档案十分完善，也多亏了乾隆爷的喜爱，统一制作的文具盒和套装，便于携带，在他老人家出去游玩时，这些成匣制作的玉器也成了他的随手赏玩之物。
乾隆为玉器收藏专门定制的匣盒
从康熙到乾隆朝早期，西北准噶尔部多次叛乱，致使西北交通不畅，而生产美玉的和田、叶尔羌地区被准噶尔占领，玉路不通，宫廷用玉或为改制前朝旧玉，或全靠进贡与走私玉料，制作的并不太多，雍正十年还命大臣：“将好的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清廷玉料不够使用。
故宫珍藏的乾隆时期玉器收纳百宝盒
由于玉料来源的限制，此时还大量改制前朝玉器，有些还加刻本朝年款。
自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西部叛乱，解决了新疆回部的问题，打通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通道后，玉器制作才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乾隆收藏的汉代玉杯
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分西、北两路进剿，彻底击溃准噶尔头领阿睦尔撒纳，清廷派遣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驻军西北，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此后玉路畅通，大批玉料进入宫廷，为乾隆朝玉器的繁荣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
平定新疆是乾隆帝一生都引以自豪的事情，居“十全武功”之首。
乾隆收藏的古玉
在此期间或之后，每有新疆玉料进献，均会热情洋溢的赋诗题咏，刻于玉器之上或专制锦匣内。
乾隆时期，宫廷对玉料的控制有效严格，年例供玉分春秋两季纳入清宫。
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
最盛时清宫每年收进30万斤玉料，分五等，先是挑选一部分立即画样呈览制作，剩下次玉交广储司银库收储，留待以后使用，内廷所留玉材俱由启祥宫或如意馆暂存。
清代玉料使用在制度上是严禁私采私囊的，乾隆二十五年才有四部玉贡至京，但是民间走私玉料一直都真正的停止。
台北故宫展示乾隆收藏的玉器
玉路畅通后，走私玉料更是昌盛，有些好料并未进入宫廷，而是走私到了民间作坊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走私玉石出现在北京、苏州、上海、广州等市场，中心则是苏州专诸巷，乾隆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乾隆去世后，清朝的国力迅速衰落，因此对玉器的需求大大减少，玉器的制造开始走入低谷。嘉庆四年（1799年），皇上甚至下旨和田、叶尔羌停止进贡玉料。道光元年（1821）以后直到清覆亡，新疆玉料进贡再也没有恢复。
乾隆收藏的古玉都配上定制的盒匣
玉器的宫廷加工场地
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造办处的如意馆是故宫治玉的场所
造办处、如意馆—是清宫的治玉作坊
清代宫廷玉作主要是造办处，顺治年间，清宫内务府已设立造办处，最初在养心殿置造办活计处，康熙三十年十月（1691），除裱房等留在殿内外，其余迁至慈宁宫茶饭房。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设立作坊。四十七年后（1708），全部迁出养心殿，后又将部分作坊设在慈宁宫南，白虎殿（今废）北的青瓦建筑内，负责制造各种用品，“掌成造诸器之物”。
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个沿用的名称，其实就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根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时造办处各作中就有玉作，说明它是从康熙延续而来。
造办处如意馆制作的玉屏风
乾隆时期启祥宫内也曾设有玉作。
在圆明园和紫禁城中均有“如意馆”，这两个如意馆内都曾设有玉作，归属造办处管理。
圆明园中的如意馆在“洞天深处”景区，“如意馆”匾额为雍正御笔所书，最早是清宫画院所在，西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以及众多的中国画师均先后供职与此。
乾隆初年开始于圆明园如意馆设立御用作坊，可能有好手玉匠进内碾琢。
紫禁城内的“如意馆”，先设在启祥宫，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等，后迁至北五所内。乾隆十三年造办处档案有了“如意馆”制造玉器的记载。
北匠中有满族八旗的家内匠，有时也有维吾尔玉匠，经常保持四、五人的规模，有时会因特殊需要人员猛增。
乾隆时期的玉玺
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因“玉匠短少，活计甚多”。通过太监胡世杰转奏，“准许外雇几个匠成做”。
著名的玉匠有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邹景德、陈宜嘉、张君选、鲍德文、贾文远、张德绍、蒋均德、平七、朱玉章、沈瑞龙、李均章、吴载岳、王振伦、庄秀林、姚肇基、顾位西、王尔玺、陈秀章、朱鸣崎、李国瑞、王嘉令、朱时云、朱永瑞、朱光佑、朱仁方、刘进秀、李世金、蔡天、张君选、六十三、七十五、八十一等。后三者系披甲旗人，其他大多数是苏州织造选送的。
擅长刻字的玉匠朱时云，擅长鉴定，能指点“学手玉匠”的姚宗仁等。
在玉匠中能画样、选料者做领衔，来自苏州的南匠姚宗仁、邹景德等能够画样、选料，处于领班地位。
乾隆四十四年太庙新制一色玉宝、玉册16份，临时从苏州调京玉工两批共16人，用一年时间刻汉字4000余字，滿字8000余个，平均一天2个字。
之所以要征调苏州玉工的原因，从档案记载来看，主要是苏州工技术“精炼”，北京刻手“草率”，正如乾隆诗中所言：“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苏州专渚巷是江南治玉业聚集的地方，这也是对苏州玉工的最高评价。他们曾被招至京城为满蒙贵族雕琢玩具，并令他们传授技术。
苏州玉工雕琢风格典雅纤细，较之北京手工所做出之器更能将玉之灵性体现出来，所以苏州来的玉匠成为宫中玉雕主力也是情理之中。
维吾尔族玉匠，档案记载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玉匠曾于乾隆二十七年进入造办处，但乾隆御题诗“痕都斯坦玉瓜瓣瓤”中曾说“和阗出玉不解琢”。并注释曰：“和阗虽有玉工，而不能精琢”。
乾隆时期玉嵌宝石香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