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
由于皇帝好古,各地官员纷纷进贡各种真古玉和假古玉,而乾隆皇帝则分门别类,鉴定考证,对制作较粗的,还要发往造办处、如意馆加工改造,并常常习惯性的在古玉上铭刻,由此也毁了不少古玉的原貌,更将题款倒刻于龙山文化玉圭之举,遗为笑柄。
龙山文化的玉圭是乾隆题词刻反的一个笑话
乾隆御题诗
龙山文化玉圭
题诗与图纹正好相反
最有趣的是,乾隆爷似乎特别痴迷于良渚玉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琮、璧,就记载着他好大喜功、乱点鸳鸯谱的轶事。一件是乾隆将一块良渚玉璧误断为汉玉。这块玉直径28.2厘米,原为寿皇殿中的陈设。这块玉青白色,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赭色斑,大片干裂,圆周不正,而且有多处裂痕,明显是曾经火烧,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烧墓圹的习俗有关。乾隆称它为“径尺璧”,并且对这块其貌不扬的古玉,倾注了近二十年的眷恋之情。他亲自命人在玉的璧间琢下玺文五方。“信天主人”表明了它的主人相信天命。在他七十寿庆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在这块玉上琢下了“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两方玺文。岁月匆匆,在乾隆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对这块玉把玩不已,并在上面琢下新的玺文,直至八十五岁退位,最后刻上“太上皇帝之宝”这六个字,这位“十全天子”才觉得功德圆满!
良渚玉璧被乾隆当成汉代玉璧
后来,乾隆爷的爱玉宠玉到了极致的地步,虽然如此爱玉、懂玉,也做出了极为荒唐的蠢事,由于当时人们因缺乏考古知识,见到古玉必称汉玉,而乾隆皇帝独能对此提出疑问,并认为部分玉件应远至三代以上。在当时,他对古玉的鉴定可以说是独到的。但他考证玉琮为车饰,由于西周以降,玉琮的制作已少,汉代以后几乎未有新作。
乾隆收藏的良渚玉琮
就连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也不知道此物何名,居然将它误认为古人用来抬举辇车或乐鼓之人的压肩物件,并在御制诗中堂而皇之地称它为“杠头”。
乾隆用景泰蓝给玉琮做了一个内胆
由于不解纹饰结构,应按上大下小方向竖立,竟然又按常规,将其倒过来加配铜胆木座刻诗记趣,用来当笔筒蓄水。如今看来,这是一件多么奢侈而又高贵的文玩。
被配上内胆的玉琮
不过,乾隆爷的臧玉从未有赠人的记录。现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许多玉器制册和档案十分完善,也多亏了乾隆爷的喜爱,统一制作的文具盒和套装,便于携带,在他老人家出去游玩时,这些成匣制作的玉器也成了他的随手赏玩之物。
乾隆为玉器收藏专门定制的匣盒
从康熙到乾隆朝早期,西北准噶尔部多次叛乱,致使西北交通不畅,而生产美玉的和田、叶尔羌地区被准噶尔占领,玉路不通,宫廷用玉或为改制前朝旧玉,或全靠进贡与走私玉料,制作的并不太多,雍正十年还命大臣:“将好的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清廷玉料不够使用。
故宫珍藏的乾隆时期玉器收纳百宝盒
由于玉料来源的限制,此时还大量改制前朝玉器,有些还加刻本朝年款。
自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西部叛乱,解决了新疆回部的问题,打通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通道后,玉器制作才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乾隆收藏的汉代玉杯
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分西、北两路进剿,彻底击溃准噶尔头领阿睦尔撒纳,清廷派遣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驻军西北,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此后玉路畅通,大批玉料进入宫廷,为乾隆朝玉器的繁荣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
平定新疆是乾隆帝一生都引以自豪的事情,居“十全武功”之首。
乾隆收藏的古玉
在此期间或之后,每有新疆玉料进献,均会热情洋溢的赋诗题咏,刻于玉器之上或专制锦匣内。
乾隆时期,宫廷对玉料的控制有效严格,年例供玉分春秋两季纳入清宫。
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
最盛时清宫每年收进30万斤玉料,分五等,先是挑选一部分立即画样呈览制作,剩下次玉交广储司银库收储,留待以后使用,内廷所留玉材俱由启祥宫或如意馆暂存。
清代玉料使用在制度上是严禁私采私囊的,乾隆二十五年才有四部玉贡至京,但是民间走私玉料一直都真正的停止。
台北故宫展示乾隆收藏的玉器
玉路畅通后,走私玉料更是昌盛,有些好料并未进入宫廷,而是走私到了民间作坊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走私玉石出现在北京、苏州、上海、广州等市场,中心则是苏州专诸巷,乾隆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乾隆去世后,清朝的国力迅速衰落,因此对玉器的需求大大减少,玉器的制造开始走入低谷。嘉庆四年(1799年),皇上甚至下旨和田、叶尔羌停止进贡玉料。道光元年(1821)以后直到清覆亡,新疆玉料进贡再也没有恢复。
乾隆收藏的古玉都配上定制的盒匣
玉器的宫廷加工场地
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造办处的如意馆是故宫治玉的场所
造办处、如意馆—是清宫的治玉作坊
清代宫廷玉作主要是造办处,顺治年间,清宫内务府已设立造办处,最初在养心殿置造办活计处,康熙三十年十月(1691),除裱房等留在殿内外,其余迁至慈宁宫茶饭房。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设立作坊。四十七年后(1708),全部迁出养心殿,后又将部分作坊设在慈宁宫南,白虎殿(今废)北的青瓦建筑内,负责制造各种用品,“掌成造诸器之物”。
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个沿用的名称,其实就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根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时造办处各作中就有玉作,说明它是从康熙延续而来。
造办处如意馆制作的玉屏风
乾隆时期启祥宫内也曾设有玉作。
在圆明园和紫禁城中均有“如意馆”,这两个如意馆内都曾设有玉作,归属造办处管理。
圆明园中的如意馆在“洞天深处”景区,“如意馆”匾额为雍正御笔所书,最早是清宫画院所在,西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以及众多的中国画师均先后供职与此。
乾隆初年开始于圆明园如意馆设立御用作坊,可能有好手玉匠进内碾琢。
紫禁城内的“如意馆”,先设在启祥宫,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等,后迁至北五所内。乾隆十三年造办处档案有了“如意馆”制造玉器的记载。
北匠中有满族八旗的家内匠,有时也有维吾尔玉匠,经常保持四、五人的规模,有时会因特殊需要人员猛增。
乾隆时期的玉玺
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因“玉匠短少,活计甚多”。通过太监胡世杰转奏,“准许外雇几个匠成做”。
著名的玉匠有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邹景德、陈宜嘉、张君选、鲍德文、贾文远、张德绍、蒋均德、平七、朱玉章、沈瑞龙、李均章、吴载岳、王振伦、庄秀林、姚肇基、顾位西、王尔玺、陈秀章、朱鸣崎、李国瑞、王嘉令、朱时云、朱永瑞、朱光佑、朱仁方、刘进秀、李世金、蔡天、张君选、六十三、七十五、八十一等。后三者系披甲旗人,其他大多数是苏州织造选送的。
擅长刻字的玉匠朱时云,擅长鉴定,能指点“学手玉匠”的姚宗仁等。
在玉匠中能画样、选料者做领衔,来自苏州的南匠姚宗仁、邹景德等能够画样、选料,处于领班地位。
乾隆四十四年太庙新制一色玉宝、玉册16份,临时从苏州调京玉工两批共16人,用一年时间刻汉字4000余字,滿字8000余个,平均一天2个字。
之所以要征调苏州玉工的原因,从档案记载来看,主要是苏州工技术“精炼”,北京刻手“草率”,正如乾隆诗中所言:“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苏州专渚巷是江南治玉业聚集的地方,这也是对苏州玉工的最高评价。他们曾被招至京城为满蒙贵族雕琢玩具,并令他们传授技术。
苏州玉工雕琢风格典雅纤细,较之北京手工所做出之器更能将玉之灵性体现出来,所以苏州来的玉匠成为宫中玉雕主力也是情理之中。
维吾尔族玉匠,档案记载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玉匠曾于乾隆二十七年进入造办处,但乾隆御题诗“痕都斯坦玉瓜瓣瓤”中曾说“和阗出玉不解琢”。并注释曰:“和阗虽有玉工,而不能精琢”。
乾隆时期玉嵌宝石香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