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的是古,说的是今,欢迎关注“考古学了吗”。
10月9日,在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召开了“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一场学术座谈会,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院长、多位副院长,洛阳市的市长、副市长,河南省文旅厅的厅长、文物局的局长,还有考古界的一众大佬,纷纷参加,阵容庞大。
看热闹兴奋之余,突然发现,好像没说许宏老师发言。然后努力辨识了会场照片,他应该确实没参加。自从考古上了新闻联播,成了国家意志,再看考古的新闻,就不由自主地按照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的方法来。看看重要的会议,哪个大佬没有出席,排名有没有变化,大佬都说的啥,啥没说,多久没见某位大佬的消息,还能不能看见某位大佬的消息,等等。
许宏老师作为二里头遗址多年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这么重要的会,按理说应该参加,也有资格参加。为什么没参加?无非三种可能:第一,没叫他。第二,叫他了,他不来。第三,叫他了,他也想来,但来不了。
我不想猜是哪种原因,我只是想用他的大名开个头。
学术界的人都知道,许宏老师最近几年关于二里头的观点,不能说完全否定了二里头是夏,但也没认为二里头就一定是夏。我们这一门受邹先生影响大,我也倾向于二里头是夏,但每次读许宏老师的文章,也觉得他说的没错,挺有道理。这倒不是我和稀泥,而是考古学的局限性,材料不够,说不死的东西,只要言之有理,都不能算错。我倾向于二里头是夏,是觉得这是目前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一定的结论。
但这次会议,诸位行政领导、学术领导的发言,主旋律就是二里头是夏,没别的认识,就是夏。我在发的第一篇文章里,曾谈到过考古学的遗憾,邹先生没等到二里头的结果,不知道当代考古人能不能等到。现在这么快就有了答案,始料未及。其实想知道答案的心情也没那么迫切,好比两小儿辩日,俩小孩争的正热闹,突然蹦出一个大人,说:“别争了,正午的太阳最近,因为我是正午出生的,正午是天命,必须近。”与其得到这么痛快的答案,还不如多等个两千来年,等等哥白尼、布鲁诺的日心说。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考古学的进程不可能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典型的如十年文革时期,大范围破四旧,搞阶级斗争。发表的考古报告、研究文章,即便是再学术的大佬,开头也不乏在什么什么的光辉领导下,在工农群众的帮助指导下,揭露了奴隶主、封建地主罪恶的、奢侈的、腐败的、压榨劳动人民的生活……这类字样。但这是受时代所限的行文范式,跳过这起手式,学术文章该有的严谨、讨论,并不缺少。像一些地方,为了避免工农群众破坏墓葬,甚至发明了将大墓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让工农群众参观大墓,让殉人、随葬品揭露阶级敌人的残酷、贪掠,变相保下墓葬,更是高明的做法。
现在进入新时代,考古学作为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学科,突然受到了前所未有、几乎可以说已经达到顶点的重视。考古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考古的人真是穷怕了、被边缘怕了,稍微有点刺激,就能自嗨,更别说这么大的刺激了。但我不知道这些高兴的人是否真的明白国家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种重视考古的国家行为,上一次可参考的只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因,是国务委员(副国级)宋健参观了埃及,发现人家五六千年的历史都能说得明白,还能出个差不多的年表,咱这边殷墟之前就说不明白了,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回来后用自然科学的组织模式搞了断代工程。最后的结果,国内、国外的影响,大家多少都有所耳闻。
而现在,重视考古的不是副国级的国务委员,而是金字塔顶的正国级,还请考古学家进海子里讲课。这种前所未有的重视,是国家领导人太闲,要学这么小众的专业吗?当然不是,当今再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与美国的全面竞争已不可避免,从经济竞争延伸到军事,再延伸就是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希望考古学发挥的作用,是追本溯源,告诉我们自己、告诉世界,中国的文明是怎么来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它为什么比美国的新教文明优越,对内增强国民自信、国家认同、筑牢大家庭,对外争夺话语权、占领文化道德制高点。
比起断代工程,现在对考古学重视的层级更高,任务的迫切性、重要性更高,考古学是不是一定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失败了怎么办?这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吗?怎么还高兴得手舞足蹈,跟已经完成了使命一样。当国家交给你“两弹一星”的重任,正常的状态难道不是倍感压力、踌躇满志,然后鼓起勇气、抛家舍业、隐姓埋名、扎根大漠,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坐足了冷板凳、受够了失败挫折、付出了巨大牺牲,最后才换来罗布泊的蘑菇云吗?怎么还没开始搞,就先兴奋地跳起来,感觉整个春天都来了。
兴奋也可以理解,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有项目就有经费。按照惯常模式,设定目标,分包工程,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按照预设值出个结果,任务完成。但不巧的是,这种模式只适合“跟跑”,有人给你趟出了路,没有了失败的风险成本,只用付出时间、精力、金钱,就一定能出成果。科技如此,学术理论也是如此。现在,要建有“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领跑”。该不会有人天真地认为多开几次研讨会,多开几次传达会,然后换汤不换药地按照惯常模式分包,就能搞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中国的考古学界不缺考古匠,但俞先生之后,却少见思想家。本来还有一些想说的话,但写到这,想想宿先生、邹先生、俞先生、张光直先生,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医生、老师是个良心活,考古又何尝不是?原子弹搞出来的目的,不仅是要国人相信你有原子弹,也得让老美、苏联相信你有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