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肖斌
就像贾平凹说的，“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一个作家往往喜欢在一个地方兜兜转转，仿佛转着转着，就能在此地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文学王国。贾平凹就是这么干的。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贾平凹写的故事都发生在文学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南北。新书《秦岭记》是他的第19部长篇小说，听名字就知道，还是秦岭。
秦岭中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村落人物，在这部小说中蹦出来。就像《山海经》中的神奇生物一样，它们不知何所起，也不知何所终，与秦岭共生，与逻辑无关。
现代人看故事，习惯了起承转合的圆满，但《秦岭记》由57篇小说组成，大部分故事显得“没头没尾”，没有小标题，仅以序号划分。很多故事看了开头，一不留神竟然就是结尾，而下一篇又完全是另一桩事了。
举个例子，第三篇，话说有一个广货镇，是秦岭东南区域的物资集散地，镇上有一家魔术馆，馆主鱼化腾声名远播，表演着不可思议的魔术。在他58岁那年的正月十五，夜场，他表演爬一道光柱，上到两米处，突然头一歪跌下来。观众一开始以为是魔术环节，后来觉得不对劲，扶他起来。鱼化腾的口袋里掉出一瓶救心丸，人已经死了。
故事至此结束。什么因果关系、逻辑关系，抑或中心思想，在这个没有标题的故事中是毫无头绪的。
还有第四十篇，一个民办教师过河时，脱了衣服顶在头上，却在河中打了个趔趄，衣服掉下来被水冲走了。没了衣服就是羞耻，老师上岸后，躲在草丛，想等天黑。这时过来一群鹅，恰好能遮挡他，就这样人和鹅就回村了。老师到家后，穿好衣服，想感谢鹅群，可是说什么它们也只会回答“鹅鹅鹅”。突然，老师觉悟了，“鹅鹅鹅”不就是“我我我”吗，鹅是说鹅，鹅是说我，我是鹅，鹅也是我？
这个略带陕西口音的故事，至此有了一点“庄周梦蝶”的意味。
《秦岭记》中，尽是这样的故事。这些不甚“完整”的故事交错堆叠在一起，竟又让人看到了一个无限丰满的秦岭。也许就像贾平凹说的，“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秦岭记》还有“外编一”20篇、“外编二”6篇，是1990年和2000年前后的旧作。“外编二”是第一人称，似乎和《秦岭记》的主体及“外编一”有些隔阂。贾平凹原本想再写一遍，改改叙述角度，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吧，年轻的脸上长痘，或许难看，却能看到我的青春和我是怎么老的”。
如果说《秦岭记》的主体遥望了《山海经》，那么“外编一”就可能致敬了《聊斋志异》。标题就很像，《猎手》《香客》《村祖》……但它又坦荡荡地指向这是一部现代小说，因为还有《领导》，甚至出现了太白山派出所。
源自魏晋的笔记小说，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可以分为“志人”和“志怪”两种主要类型，前者的代表作如《世说新语》，后者如《聊斋志异》。有一个数据，笔记小说截至清末，不下3000种。到了现当代，长中短篇小说各领风骚，笔记这一形式并非主流。
而《秦岭记》接续传统，仿佛亲身经历，又像道听途说，在阅微杂览间，写出了一部现代的志异奇谈。
《香客》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突然找不到头了，另一个帮他找，找了半天没找到，不找了，头却回来了；《观斗》中的18岁少年，上太白山捡菌子，看两只虎搏斗，看着看着看太久了，等回到村子时，已经没人认得他，屋舍也全已更新，只有村口的那口井还在，井口磨出了四指深的绳痕。
《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的共同点，都是记录了荒诞不经的奇妙事物。但有没有可能，那就是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那个汪洋恣肆的世界中，万物张扬着另一张面孔。小说家为其蒙上画皮，等待后人解读。这种记录与阅读的方式，就像编码与解码，中国人玩了几千年。那些神奇的故事，抹去时代的标识物，时过境迁数百年，仍是续集，无缝对接。
去秦岭，一直是贾平凹的日常。数年里，他去过秦岭起脉的昆仑山，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去过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还有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
生在秦岭，长在秦岭，大家都觉得贾平凹创造了一个秦岭。但他觉得，自己不过是秦岭沟沟岔岔里的一只蝼蚁，不停地写秦岭，不管有多大想法，“末了也仅仅把自己写成了秦岭里的一棵小树”。也许是谦虚，也许是惶恐，贾平凹说：“所写的秦岭山山水水，人人事事，未敢懈怠、敷衍、轻佻和油滑顺溜，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
贾平凹在《秦岭记》的后记结尾中写道。“一年又即将过去了，明年一定得走出西安城，进秦岭多待些日子啊。”希望他不久后能成行，或许秦岭里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传说蒲松龄在路边支起茶摊，听来往过客讲故事，一听20多年；相比之下，秦岭更大方一些，万亿年没动窝，等待着小说家，进山一叙。（蒋肖斌）
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