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英国建成76米口径洛弗尔射电望远镜；
1961年，澳大利亚建成64米口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
1963年，美国建成305米口径阿雷西博球面射电望远镜；
1972年，德国建成100米口径可转动抛物面射电望远镜……
中国，1993年建成仅仅2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天文学家们提议：多国联手研制大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听到消息，立马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样的提议，无疑是痴人说梦，同行的鄙视，足以把中国25米射电望远镜踩在脚下。
南仁东，这个固执、倔强的老头，一咬牙，倾尽一生，在二十多年后，把一个世界最大，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牢牢地扎根在中国贵州。
世界惊叹，中国奇迹诞生了；国人悲叹，“不疯不成魔”的南仁东劳累过度去世了。
1945年2月，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那里有座龙首山，南仁东小时候喜欢爬到山顶看星星，他对星空非常感兴趣，读《地理》课本时，他想：“南半球看到的星星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一样？”
不过，南仁东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不敷衍，样样都要钻研。
他喜欢美术和文学，经常在课堂上画画，偷看小人书，一有钱就去书摊看书，他的痴迷让书摊摊主都感动了，到后来就免费让他看。
他喜欢拍照片，便拿着照相机到处拍，拍完又自己配显影药水，等到黄昏后，在教室把桌椅拼起来，把衣服脱了围在四周，造出一个“暗房”，还真把照片洗出来了。
南仁东这样的劲头，让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也为他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考，南仁东以平均分98.6分，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南仁东喜欢建筑，填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绩比清华建筑系的录取分高出50多分，但因为国家更需要无线电方面的人才，他被调剂到了无线电专业。
一开始南仁东并不乐意，但是父亲说：“国家少一个建筑师，多一个无线电科学家，不是更好吗？”18岁的南仁东接受了学校的安排。
大学里，南仁东除了学习知识，还去了全国各地游历，这段历程大大激发了南仁东的爱国意识，他有了强烈的为祖国做贡献的愿望。再回到清华园时，他留起了小胡子，有人说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蓄须明志。
大学毕业后，南仁东被分配到通化无线电厂，在厂里的生产实践中，南仁东什么都喜欢干，尤其是那些技术活，他在工作中磨砺出“一丝不苟”，做事“严丝合缝”的工人特质，这样的南仁东总是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有一次，参加工厂大会，台上有一幅毛主席的画像，南仁东看着觉得不够像，忍不住对身边人吐槽，对方听了，回了句：“你说画得不好，你画？”南仁东真的向厂长提出，想画一幅巨幅的毛主席画像。
这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厂长怕他画不好，不让声张，把南仁东安排到一个没人去的大房子里，他不分昼夜地画，最后画出了一幅5米高的毛主席像，厂长请来局领导秘密验收。
等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正式挂出来，全厂的人都惊叹：这个清华的高材生还是个画家！
1969年，厂里接到任务，要求研发一种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负责设计收音机实体形象。
他反复测算，综合各种因素，绘出实体图，给出各个部位具体数据，小组成员配合形成全套图纸，搞出模具。最后，注塑测试竟一次通过，专业的七级模具师傅都自叹不如。
1970年，厂里又接到研制10千瓦电视发射机的任务，南仁东约另一个技术员刘绍禹去接这个任务，刘绍禹觉得，电视发射机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他们不可能干下来的。
南仁东不服：“怎么不可能，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不是也干下来了吗？”后来，南仁东又说：“人是要做点事情的！”这句话打动了刘绍禹，两人一起向工厂请缨。
获准后，他们从阅读研究已有的科研图纸开始，研制小组每个人都很投入，作为小组长的南仁东更甚，他手里拿着图纸，嘴里叼着香烟，一夜一夜熬得双眼通红。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研制的电视发射机，当年就顺利通过了省级验收，南仁东设计的外形，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后来，通化无线电厂和吉林大学合作开发出计算机，南仁东任试制组组长，产品大量投产后，他们厂成了通化市的三大纳税大户之一，南仁东也晋升成技术科长。
在通化无线电厂，一呆就是10年，正在他准备进军集成电路时，高考恢复了，要不要放弃集成电路去考研？
南仁东犹豫了。这时一位前辈告诉他，眼光一定要放长远，要去深造，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像是冥冥中的安排，1978年，从小爱看星空的南仁东，被中科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研究生，从无线电转学天体物理。
离开厂子，去北京报到时，南仁东突然舍不得了，坐上离开通化的车他哭了，一直哭到了锦州沟帮子。
开学后，南仁东坐在冷冷清清的天文台观测站，心里想的却是工厂火热的科研生产，他回忆起过去十年，边学边干的时光，突然就觉得琢磨星空太不实际，太浪费时间了。于是，开学不到两个月，他背起背包回厂子了。
后来又经过多方劝导，南仁东返校。导师告诉他天文学的发展近况，过去的六十年代，人类在天文学领域有重大收获，但四大天文发现，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现的。
这激起了南仁东在天文学上的斗志，南仁东终于向着星辰大海出发了，研究生毕业又继续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
1985年，40岁的南仁东，应邀到各国的天文台访问学习。相比大学时的大串联，这次他走得更远。他坐着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了苏联、东欧。
南仁东带的钱不多，走到中途钱不够了，就在路边给人画像，挣了钱再买车票继续前行。
游学访问结束后，南仁东回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工作。1993年，南仁东已经是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了，国际天文学家们提出建大射电望远镜（SKA），和南仁东不谋而合，他一直想改变落后的现状，想在中国建大射电望远镜。
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机会。
南仁东抽着烟，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写出了一万七千三百多字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那字里行间全是他的殷切期望。
建议得到中科院的支持后，南仁东马上开始选址工作，他到中科院遥感所找到了聂跃平，聂跃平那年36岁，正在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
听完南仁东的要求后，聂跃平问：“为什么不去贵州找？”聂跃平分析，贵州喀斯特地貌能自动排水，在那儿找个大坑放大望远镜再合适不过了。南仁东听了很兴奋：“你再去贵州，赶紧去，先去摸个底，好吗？”
受南仁东的感染，没多想，聂跃平一口答应下来：“好，我去给你找。”
为了抢时间，南仁东特批聂跃平坐飞机去。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南仁东虽料到选址工作会很艰苦，也知道建大射电望远镜很难，可他们都没想到，光选址就用了十几年。
那十几年，为了铸造这个国之重器，南仁东、各方面学者以及贵州人民如同走了一段艰苦的长征。
眼下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建大射电望远镜还没有立项，也就没有经费，这么大的项目没有大笔固定经费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幸好，在中国有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伟大的人民，他们不计回报地付出，总能成就一些伟大的事。
聂跃平已经想好了，即使没有经费，他也要想办法把选址这个事做好，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份责任，此后十多年，他不但没要南仁东给钱，还到处去找钱来帮南仁东。
贵州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很支持，山里农民很穷，但每每有专家去考察，农民们总要杀土鸡，拿出自家酿的土酒，热情招待他们。
有些地方因为没有通车路，科考人员不方便去。当地政府知道后，马上组织农民修路，其中普定县修了8公里车路，因为当地太穷了，没有修路经费，政府只给农民补贴一点粮食和棉花，整个冬季，农民顶着严寒，几个月的时间凿石开山，修出了一条崭新的大路。
这份恩情一直支撑着南仁东走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日子。
那些日子有多难，外人无法想象。争取国际SKA项目几乎注定不可能成功，那些发达国家，宁可让SKA建到非洲去，也不会同意建到中国。想要发展，必须要在高科技领域冲出一条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
最初的几年努力，没有结果，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都放在争取SKA上，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在一味地等待中贻误时机，如果争取不到，那就独立建造一台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1997年7月，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的专家们，正式提出由我国独立建造一台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望远镜（FAST）的设想。1999年3月，大射电望远镜FAST预研究启动。
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困境。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不再对外开放，南仁东申请去美国多次被拒签，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中国建FAST。
美国评价FAST过时了，国内外质疑FAST项目的声音都很大，其中国内的声音竟比美国更苛刻，有人说这是个虚假计划，有人说这是个“钓鱼计划”，南仁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南仁东给一个荷兰天文学家发邮件，讲述自己的想法，对方回复说：“不行，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这可是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啊，这句话对南仁东的刺激很大。
为了游说更多天文学家支持中国，南仁东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他逢人就讲大射电项目，不厌其烦地给不同的人讲FAST的每个创新概念。一向低调的南仁东，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就为了利用讲坛介绍FAST。
漫长的岁月里，南仁东始终冲锋在前线，国内国外地奔走，各地联络高校和科研所寻求支持，参加大小会议，宣传FAST。
在国内，南仁东只坐绿皮火车硬座，车上给人介绍FAST，看起来像个搞推销的。到国外，他和助理同住一间房，宾馆吃饭要钱，南仁东就自带干粮。
预研究需要请很多专家，南仁东尽可能找便宜的旅馆让专家住。请专家吃自助餐，南仁东只安排一个小房间，除了专家们的座位外，再安排一个座位。助理是FAST学术秘书，也充当翻译，南仁东没有单独安排助理的位置。
南仁东席间出去抽烟的时候，就叫助理进去，帮忙翻译和解答一些问题，也顺便吃点东西，这就相当于两人共用一个座位，节约一个人的饭钱。
南仁东是名副其实的“铁公鸡”， 而且还是“丐帮帮主”，要想尽办法省钱，还要到处寻找资金，这里面的心酸不言而喻，南仁东不是超人，他也有崩溃的时候。
2005年，南仁东六十岁，有一次，助理上厕所经过南仁东的办公室，听见哭声，推门进去，看到南仁东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虽然极力压抑着，还是哭出了声音。窘迫的南仁东止住哭声，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助理愣住了，问：“南老师，您别急，有什么事吗？”
南仁东仍然坐在地上：“我六十岁了，可以退休了，我没关系，可是我这些学生，他们怎么办？”助理看到了桌上翻开的，申请经费未能获批的文件。
助理给南仁东倒了杯水，扶他起来，南仁东继续说：“在这个满地都是金钱的年代，我的学生在看星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现在跟我跑山沟，做的这些，跟经济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怎么办？”
他哭，不仅为没有申请到经费，也为学生们的前程和FAST的未来，他心里有着重重担忧。
2006年夏天，多国竞争总算有了结果，中国不出意外地被排除了，SKA项目确定建在澳大利亚和南非，预计2024年完工，2030年投入使用。
这个结果，彻底断了南仁东的退路，他最初也觉得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大射电”，最大的雄心无非是把“大射电”引进中国，寄希望于借助国际力量，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
不过，同年11月，FAST国际评估会外国专家意见书来了，各国专家的评估意见集中给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鲁国镛，由鲁国镛汇总，再给出明确意见。意见书结尾鲁国镛明确写着：FAST项目可行，建议尽快立项和建设。
南仁东看到这个结果，掉下了眼泪，他感激鲁国镛，感激他虽身为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但仍然爱着自己的祖籍国。
2007年，FAST正式立项，南仁东叫来学生们和团队成员，告诉大家：“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就像哥伦布、麦哲伦刚刚出发，前面还会有想象不到的风浪。”
建FAST无先例可循，很多问题需要自主攻克，比如，FAST有一个关键技术“索网”，射电望远镜要依靠索网的柔性伸缩来调整反射面，对钢索的抗疲劳标准要求是500兆帕，而当时国内外的钢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普通标准只用250兆帕。
南仁东带着大家从基础材料开始试验，他们发现基础材料能达到550兆帕，既然基础材料是可以的，那就有希望了。
面对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南仁东就一句话：“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再做！”两年间，试验重复了无数次，2011年下半年，索网抗疲劳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充足，所以，2011年FAST工程一开工，推进速度非常快。没有什么是比看着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实现，更加让人激动的。
FAST工程圈梁合拢那天，68岁的南仁东，穿着工装，带着安全帽第一个在高高的圈梁上，迎着寒风环圈奔跑，像孩子一样，欢快地在半空中飞跃。
周围山上安装的六座铁塔，最低112米，最高173米，每一座安装完成，南仁东都要亲自爬上塔顶去。这时的南仁东69岁了，他的身体出了些状况，说话时常停顿，喘息声越来越大，饭量也明显减少了。
学生们试图劝阻他上去，但是劝不住，有个学生说：“感觉南老师爬塔，就像拥抱自己的孩子。”
2015年2月4日，春节快到了，南仁东还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工地上，FAST工程安装了最后一根钢索，大跨度索网安装合龙，支撑框架建设完成，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但南仁东没高兴多久就病倒了，春节后，他被查出肺癌，晚期。
其实，南仁东的身体早就有了不好的迹象，但是南仁东不肯去医院，他怕查出大问题，也怕耽误时间。
有一次难受得撑不住了，南仁东选了一个人少的小医院检查，后来需要交钱请专家会诊，或者花时间去大医院排号，南仁东不想再看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助理张承民找医院说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医院要南仁东出示院士证才行，可南仁东还不是院士，南仁东放弃了进一步治疗。为了省钱，节约时间有病不治，南仁东早已为了FAST疯狂，他说过做不成，宁愿死！
南仁东的时间不多了。他在食堂不吃鱼，没时间挑刺，工作误了饭点，等不及师傅给他炒菜，直接刮剩菜盆子的残渣剩汤就饭吃。
他屁股上长了个疖子，得手术，术后恢复要躺几天，他不去治，实在疼了，就坐在冰冷的地上压着，冻麻木就不觉得疼了。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南仁东图什么呢？南仁东曾对助理说过：“有句话讲得好：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什么，要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再艰难，南仁东也不忘为祖国做贡献的初心。
2015年11月21日，天眼的“眼球”，接收和回传信号的最核心部件，馈源舱成功安装，天眼要开眼了！南仁东举起右手遮在安全帽前，像是在对着馈源舱致敬，他脸上带着微笑，泪水早已流了下来。
2016年7月，最后一块反射面板安装好，南仁东却不在现场，他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被送回北京救治了。
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这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从开工到建成启用，一共五年半。
“中国天眼”让世界开了眼，贵州深山里的大窝凼，成了地球上看得最远的地方。
南仁东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启用典礼，这一天，是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满天繁星，他在FAST系统前看了又看，观看到深夜，那是比儿时看到的星星还要遥远的星星，曾经那个稚气的孩子老了。
此后不到一年，南仁东逝世，“中国天眼”成了他生命的绝唱，但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精神。正如他学生说的那样，南仁东是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人。
南仁东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中，他沙哑地说，我怕亏欠国家，怕亏欠别人，自己只是尽了一点点责任而已。
. END .
【文| 卷卷】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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