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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谈谈谥号，所谓谥号，是在国君死后依其生前行迹评定的称号，或褒或贬，以示盖棺定论。谥号制度一般通行于权贵阶层，国君的谥号由大臣朝会议定，而大臣的谥号则有国君赐下。据《逸周书.谥法解》记载：

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逸周书.谥法解》

这便是周礼大系中谥法的原本规矩，意思也很清楚，谥，是行为的记录。号，是功德的标志。所以道德高尚的人得到大名号，道德低下的人得到小名号，道德行为出于自身，而名号则来自于别人。

逸周书

与谥号相关的还有一个庙号，庙号，则是国君死后其灵位专室在太庙的序列称号，与生前的行迹功业关联不是很大，所依据者主要是辈分与灵位专室的位置。庙号制度从殷商开始，太甲庙号为太宗，太戊庙号为中宗，武丁的庙号为高宗。

无论是谥号还是庙号，都是国君死后的定位名称，人但呼其号，便是已逝国君。历经春秋数百年礼崩乐坏，战国之世的礼法已大大简化，对国君称号的确定，比较注重朝野公议对国君生前业绩的褒贬，而轻忽国君在庙堂的辈次排列。在这种风习之下，战国时代国君的王号大多只有一个，并且很少拘泥于繁杂的形式，以实际情形论定，大部分国君只有谥号而没有庙号，比如我们比较熟知的秦孝公、魏惠文、齐威王、赵武灵王等等。而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始皇帝索性连谥号庙号都一起废除了，只按照国君的代次从始皇帝而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到了西汉开国，西汉王朝又恢复了谥号和庙号制度。流传到后来，谥号制度越来越奇葩，以二三十字的“长谥”来专一颂扬帝王的丑剧，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使原本体现天下公心而由朝会公议褒贬国君的谥法，慢慢演变成了匪夷所思的恶制。这是后话。

下面再来谈秦王嬴稷的谥号来历和解读。刚开始，太史令会同其他大臣拟定了一个“襄”字。所谓襄者，高也，成也，辅助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驾车的上等辕马。“襄”与“骧”通，襄者骧也。据《诗.郑风.大叔于田》所云：

两服上襄，两骖雁行。

——《诗.郑风.大叔于田》

两服，中央驾辕两马。两骖，两边拉套马。上襄就是上等好马。也就是说，襄为驾辕之良马。应该说，这个襄字与秦王嬴稷一生的行迹比较切合。秦王嬴稷的前半生事实上是与其母亲宣太后共同主政的，虽处辅助之位，也算得上是两马共辕。后半生则任用范雎、白起亲政，大战六国摧枯拉朽功业大成，驾辕之良马当之无愧。

诗经

然而，细加揣摩，单独一个“襄”字还不够，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缺陷：

其一，无法彰显秦王嬴稷秉性功业之威烈。其二，无法破解秦王嬴稷死于六月炎夏的“恶死”凶兆。古时一般认为六月去世不吉利。

于是又加了一个“昭”字。这个昭字有四大意蕴：

其一，昭从日，大明之光威烈赫赫。其二，昭为彰明显扬，昭著天下。其三，昭为明辨事理，孟子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此之谓也。其四，这一个最为切合，秦王嬴稷宗庙之室排序在左，正是“昭”位。

关于昭位，这里再多说几句，战国时期，以太庙灵室排序，始祖居中，其后分“昭穆”之位两列：二、四、六诸代父室在左（东），曰“昭”；三、五、七诸代子室在右（西），曰“穆”；秦王嬴稷为嬴氏嫡系传承第二十八代，其宗庙奉祀之灵室正居左昭位，自然切合一个昭字。

于是秦王嬴稷的谥号便诞生了，“威烈昭彰天下为襄”。

秦昭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