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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张莉的新作《远行人必有故事》近期出版，就分类而言，这是一本批评文集，张莉就当代的诸多作家、话题坦率交代自己的想法，其论述人物、阐述主题，既体贴文学现场，又有强大的文学史观照。从文本而言，这更像是一本随笔集，张莉去掉批评术语，纯以感性的无隔阂的语言，把谈论的作家、捧书的读者，当成了朋友，娓娓而谈。
“远行人必有故事”出自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在张莉看来：所谓远行，固然是指足迹之远、抵达之远，也指一个人的眼光之远与思考之远。——每一位优秀写作者都是“远行人”，他要有“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写作信念，也要有不断克服自身束缚、去往更高海拔的写作实践。
《远行人必有故事》
张莉/著
作家出版社
因而《远行人必有故事》“不仅要记下那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更要踏入那些不能描述的隐密之地”，字里行间让人见到一位远行归来的有故事的批评家。
作为品酒师的批评家
行超/文
文字会挑选它的读者。对批评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文字，选择谁作为自己的评论对象，更能够透露出他/她的审美、趣味与价值观。张莉的评论集《远行人必有故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其语言上。与大多数评论文字不同的是，张莉非常重视批评语言的锻造，在她看来，文学批评首先应该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她反对语言的“陈词滥调”，以及小圈子式的、“僵化、程式化”的文学批评，反复提倡“以人的声音说话”，“好的批评有人的真气、人的血气、人的骨气”。在她的文字中，你几乎看不到晦涩的学术话语，那些宏大而艰深的理论，在她笔下透过熨帖的情感体察与美学转化而传递出来，一方面贴近了所评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与这种语言相适应的，是一套独属于张莉的美学。我们看她所关注的对象就能发现：从萧红、沈从文、孙犁，到铁凝、毕飞宇、苏童、金宇澄，再到周晓枫、葛亮、李修文、付秀莹……这些作家具有某种共通的精神气质——他们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表达，更注重发现时代蒙尘之下那些恒久而稳固的情感。如同李泽厚的观点所称，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情本体”，最终是以家国情、亲情、友情、爱情等各种“情”作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抒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张莉与她所钟爱的那些作家一样，他们相信共情的力量，更关注个体的存在与他们真切的生命感受。比如，在被无数研究者反复讨论的《白鹿原》中，最让张莉有所触动的，是其中田小娥的屈辱、反抗与她的悲惨人生，由田小娥的命运到女性的共同困境，由白鹿原的历史到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从“这一个”人物出发，张莉重新发现了一部经典作品在当下，或者是在具有通约性的时空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应该说，重新发现个体的“人”，是启蒙主义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张莉的文学批评正是以此为基石的。
【芬兰】加仑.卡雷拉/绘，下同
但与此同时，张莉绝不是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在多篇文章中，她曾反思当下“个人化写作”的问题，她深知“这一提法割裂了人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张莉看来，“个人化写作”及其问题的出现，来源于作家对于现实、对于当下生活整体性把握的缺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克服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种面对世界、面对现实的“整体视野”与“总体意识”。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整体感更代表着全面而设身处地地理解现实中国的重要立场，惟其如此，文学批评才会真正拥有立足主体性的“中国视野”。整体意识与个体情怀，这两个看似有所冲突的面向，在张莉的文学批评体系中彼此交汇，且同样重要。比如在对路遥的解读中，张莉一方面有感于作家经年累月的阅读与艰辛的劳动，另一方面，她更看到了这种微观的、细节式的劳动所指向的结果——作家由此收获了对现实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的整体性认识。这一点，恰恰是使得《平凡的世界》至今仍经典不衰的根本原因。整体意识和个体情怀并不矛盾，史诗性的作品中也可以有动人的情感，事实上，只有真正打通二者，才有可能抵达“无穷的远方”，理解“无数的人们”，进而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张莉的博士论文专著，其中着重研究了几位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及其成长之路，体现了张莉对女性写作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关注，这一视角也贯穿在她此后多年的批评之路中。近年来，张莉曾多次围绕“性别观”的问题，做过当下男女作家的问卷调查，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这种普遍而深入的观察、对谈，张莉发现了当下文学写作中隐秘的性别观问题。作为女性批评家，张莉始终坚持着鲜明的个人立场，这一立场并非简单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经过耐心辨析、深入反思之后的结果。她一方面深知女性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艰难处境，倡导“燃起‘女性精神’的火把”，重新发现那些被历史所遮蔽、所遗忘的女作家；但与此同时，对于女性写作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与危险，张莉也绝不粉饰。“女性的愤怒和控诉有可能遮蔽作家对作品艺术品质的追求”，这一判断，切中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根本问题。张莉更强调、更看重的，是女性的自省与自我的精神解放。比如，相比于洁净的、“有教养”的冰心，她更推崇萧红“越轨的笔致”，因为后者更能体现女性写作者冲破各种限制与束缚的勇气，因而是更“自由”的写作——如其所言，“一位真正优秀的女作家，即使不借用性别的火把，依然能够在文学史上刻下属于自己的路标。”
“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南非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这句话，对于僵化的文学写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一个不曾完整生活过的人，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读张莉的评论，可以看出她的文学视野与她丰饶的人生。丁玲、萧红、孙犁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是她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她持续关注最新鲜的写作现场，尤其是在对她的同代人“70后”作家作品的追踪阅读中，张莉发现了当下文学写作的新现象、新问题，也逐渐形成了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观察。此外，影视剧、戏剧、社会话题、流行文化等等，也时常作为一种背景，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她的文学批评中。正是在这样真切的生活与开阔的视野之下，张莉得以形成了她那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切肤而极具共情力量的批评文字。
在一篇关于铁凝的评论中，张莉写到，“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酿酒师呢？她/他当然需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但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真正优秀的酿酒师应该像葡萄藤一样深扎在泥土里，而不是四处飞行——他们要经年累月地和他的葡萄庄园在一起，观察葡萄的生长、寻找葡萄适宜的采摘时间，要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刻将清汁和皮渣分离。当然，如何控制酒的成分配比至为关键，它决定酒体结构是否饱满，是否浓郁绵远，是否回味无穷，决定一款酒能否成为经典。就小说而言，小说家的语言、小说家的写作技术、小说家之于写作对象的分寸把握则决定一部小说的品相，决定小说是否能跨越时间。”如果小说家是文字世界中的酿酒师，那么，批评家或许就是品酒师，他/她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味蕾，这种敏感，首先基于他/她对美的追求，以及在大量阅读、品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审美观。他/她还必须拥有一种明辨与直言的勇气，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浩瀚的文学世界中发现那些真正的经典之作，用批评的文字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审美王国。
我渴望挣脱写作惯性，
战胜平庸的想象
张莉/文
“远行人必有故事”这句话出自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它潜藏在我的记忆深处，直至有天我将之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不过，本雅明引用的西方谚语原句是“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而我则对它进行了改造。我不特别喜欢那种爱讲故事的远行人，却深沉热爱有故事的“那一个”。
此处所谓远行，固然是指足迹之远、抵达之远，也指一个人的眼光之远与思考之远。——每一位优秀写作者都是“远行人”，他要有“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写作信念，也要有不断克服自身束缚、去往更高海拔的写作实践。
【丹麦】威尔汉姆·哈默修伊/绘，下同
在这个浩瀚和广袤的天地间，有些人爱讲故事，有些人则不。有些故事被呈现得很精彩，有些故事沉潜在水面之下才更具力量。多年前，我着迷于那些被眉飞色舞讲述的、风生水起的故事，但是此时此刻，我却更心仪那些因足迹辽远而沉积在内心的、无以被讲述的沉默所在。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要记下那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更要踏入那些不能描述的隐秘之地。
此书所收录的，是我从2015-2018年间写下的评论文字。其中有对于作为远行者的作家的认识，也有关于当下文学问题的思考。坦率地说，这三年来，写作于我而言变得越来越艰难。一种因写作时间日久而唯恐陷入某种模式的不安感与羞愧感如影随形。
我渴望挣脱写作惯性，渴望摆脱写作中的某种“陈词滥调”，也渴望战胜平庸的想象，但是，这何其难。当然，工作环境从天津到北京的迁移，也使我开始面对许多从未思考过的精神疑难。好在，这个艰难的变动过程促使我面壁反省：我们都是卑微的个体，我们都所知有限，所能做的便是“攀山越岭”，自我教养、自我完善，以谦卑之心向苍茫的人世学习。
稿件责编：张滢莹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图片来源：摄图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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