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身亡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消息传来，不少人感到错愕，因为袁世凯身强体健，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甚至几个月前还在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怎至于在1916年5月下旬至6月初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内，病情突然恶化，以至于不治而亡。有人说他是被活活气死的。据说袁世凯死后，北京一家中药店曾贴了一副妙联，上联是：起病“六君子”；下联是：送命“二陈汤”。于是有了“送终二陈汤”这一传说。这“六君子”在中医里，指的是“人参、甘草、白茯苓、白术、陈皮、半夏”六味中药，但这里是暗指帝制运动中筹安会的杨度、孙额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他们为袁世凯称帝吹响了号角，使袁世凯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被比作了病因。；“二陈汤”原本是指半夏和橘红，在这里却是在洪宪帝制后期陆续宣布独立的四川将军陈宧、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他们原是袁的心腹，曾出谋划策把袁世凯拥上了“金銮殿”，后来在全国人民一片讨袁声中，他们见大势已去，就倒戈反袁，分别在四川、陕西和湖南宣布独立，不久袁世凯便抱病命归黄泉。陈宧（1870年－1939年），原名宽培，字养铦，号二庵，湖北安陆人。陈宧既是袁世凯在西南倚重的将军，又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把兄弟，私人感情甚笃。当袁世凯派陈宧带兵入川时，陈宧在行前向袁世凯用的是臣见皇帝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对袁世凯说：陛下登基称帝时，臣远在四川可能不能亲自参加，因此提前向你行礼，而后又学着喇嘛叩拜活佛的最高敬礼,“三嗅项城之足而退”。 当时袁世凯对陈宧感觉良好，陈既是亲信又是帝制的忠心拥护者，用陈宧坐镇成都“谓西南可无事”。 1916年4月，冯国璋公开通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这位看似忠心耿耿的陈宧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为获得蔡锷等人的信任，于5月3日和12日连发两封电报，不仅力劝袁世凯退位，且亲笔“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与袁决裂。陈宧的背叛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之外。。在此他一直把陈当作一名忠实的鹰犬，就在一个月前，他还命令陈宧与蔡锷接洽四川停战问题。所以心中的震惊与愤怒可想而知。据说袁世凯接到陈宧宣布四川独立的电报时，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就病倒了。 陈宧通电反袁后不久，5月29日，袁世凯倚重的另一位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举起反袁大旗，宣布湖南独立。汤芗铭，湖北人，是汤化龙的弟弟，早年受袁世凯忌惮，并未得到重用。二次革命后，因在驱逐李烈钧的湖口之役中立下大功，被任命为湖南都督。为了向袁世凯表忠心，汤芗铭在湖南大开杀戒，被屠杀的民党及帮会分子仅有名可查的便多达两万余人，人送绰号“汤屠夫”。袁世凯称帝运动开始后，汤芗铭投其所好，在湖南的机关报《大中报》上“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并率先在长沙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在汤芗铭的操纵下，湖南国民代表在国体投票中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恭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他本人也在各省都督将军中带头劝进，最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世凯称帝后，汤芗铭被册封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关外的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由此足以见的汤芗铭之得宠。护国军兴起后，湖南倍感压力，汤芗铭最后在其兄汤化龙的劝说下宣布湖南独立，并通电全国：“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绝不为萁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袁世凯的铁杆亲信，就这样在关键时刻举起了反袁大旗。由于汤芗铭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朝擢”和“异常信用”，所以当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电到达北京时，袁世凯“大失常态”，“至夜病遂转剧” ，一星期之后，便病故了。二陈当中的另一陈，是陈树藩。此人曾是陕西都督陆建章的手下。陆建章支持袁世凯帝制运动，在陕西严厉剿杀民党，杀人过多，以至于激起陕人的极大愤怒。陈树藩见陆建章已失去民心，随后便设计驱逐，并请求袁世凯任命自己为陕西都督。袁世凯为稳定局势笼络陈树藩，对之百依百顺。不料反帝制运动不断高涨，惯会投机取巧的陈树藩于5月26日在北方各省中率先宣布独立，给袁世凯带来了又一个沉重打击。病榻之上，袁世凯并不甘心，甚至还公开警告那些为了各自私利不惜对他落井下石的门生故旧们，不要再闹什么独立了。 但那时他已经力不从心，最后在护国军的进攻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满怀恐惧和愤恨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