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七十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6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投降诏书，标志着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并未采取政治复仇，立即处死战犯，而是采以合乎现代文明理念的方式，通过设置两个国际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对德、日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和处罚。
东京审判虽已过去多年，但留给国际社会的法律遗产为各国所珍视；多年来，国际政治、历史、法律界围绕东京审判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所展开的讨论，也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东京审判历经818次开庭，法庭证实了日本甲级战犯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日本国内利用新闻检查制度、警察镇压体制向人民宣传对外扩张计划，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扶植“伪满”、发动“卢沟桥事变”、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等；积极建立轴心国同盟；侵略东南亚诸国；偷袭珍珠港……
日本投降
东京审判的伟大贡献
1945年10月至1956年4月，在盟军总部的主导下，由美、英、澳、荷、法、菲、中等国家分别在马尼拉、横滨、上海、南京、关岛等43个地区组织了49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期间共开庭2200次，有5379名日本人、173名台湾人和148名韩国人被审讯，其中984人被判死刑，475人被判终身监禁，2955人被判有期徒刑。
这些审判虽然是不彻底的，但对日本战犯毕竟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一次有力地铲除。
清算战争罪犯、安抚受害亡灵。在战争中，中国死亡有1800多万，美国有40多万。即使是日本自身，也深受其害，死亡人数有二百余万。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个日本首要战犯的起诉，实际上是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2000多万受害亡灵的控诉。
南京大屠杀
东京审判肯定了纽伦堡审判的原则，并进一步巩固了“发动侵略战争，不仅国家要承担责任，个人也要承担责任，受到国际法庭的严厉惩处”的立场，因而对战争狂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预防未来侵略战争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战犯的审判，将他们策划侵略、秘密屠杀等见不得人的种种阴谋、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世界人民知道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从而提高警惕，抵制各种企图发动战争的阴谋活动，以维护世界和平。
纽伦堡审判
东京审判，继承了纽伦堡审判的成果，丰富发展了国际法（用法律手段处理战争犯罪；拓展了惩治犯罪、维护和平的国际法原则）。这再次审判，为推动国际法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审判战争罪犯，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东京审判”历时2年7个月，审判期间，日本舆论每天新闻报道法庭审判实况，使长期以来受日本军国主义蒙骗的日本人民，有机会了解战争狂人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又一个阴谋，战争过程中的所有一件件真相，深刻反省为何所在国家会“生产出”这一批狂热的战争分子。
东京审判，审判日本甲级战争罪犯，既教育了日本的人民，也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国际法制教育。
东京审判的若干遗憾
许多重要战犯没有列入起诉名单，没有受到审判。
这中间，有731部队的首领石井四郎，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石原莞尔，更有日本最大的战犯天皇裕仁。
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天皇是否被当作战犯审判，一直是日本政府决定是否投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甚至预备如果国际上要审判天皇，他们就坚决拒绝投降。
虽然国际上要求废除天皇制、将天皇指定为战犯的呼声很高，但各盟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却从怎样更有利于对日占领和战后改革的角度，反复探讨对待天皇和天皇制的问题。
在最后做出是否审判天皇的决定之前，天皇裕仁一改过去至高无上的姿态，亲自拜访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据裕仁天皇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漏。”后来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唯一对这次会面的描述说，裕仁天皇的来访意味着“走下神坛”。
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
麦克阿瑟在经过多方调查之后，决定继续利用天皇推行占领政策。他于1946年1月25日给华盛顿发去一封严肃的电报，避开了审判天皇涉及到的法律上的问题，而是谈到了后果问题：“对裕仁起诉，就必须大幅度地修改占领计划”，而且“审判天皇还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混乱”，“日本就会瓦解”，“由此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麦克阿瑟说据他收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天皇干预日本政治决定的确凿证据，裕仁与国家事务的联系“大部分是对枢密院顾问建议的内阁式的或自动的反应”。最高统帅警告说，如果审判裕仁，就要维持由于审判天皇引起动荡的日本社会，至少需要将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增加到100万以上，以保卫占领区的安全和秩序，并维持在占领区（日本）建立的美军海外基地。
美国独揽检察权，使审判完全控制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之内。
1945年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stion，简称ISP）正式成立。东京审判中的检察事务，是由国际检察局负责的。国际检察局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样，都是盟军总部所辖的机构之一。所以，实际上麦克阿瑟牢牢控制了国际检察局。
而从国际检察局内部关系而言，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检察官分为首席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职责为对战犯的嫌疑事实进行调查、提起诉讼。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以著名律师约瑟夫·B·季南为首的律师团队赴日本，季南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他是国际军事法庭上唯一的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此外，由上述各国各派助理检察官一名，辅助首席检察官工作。
在这种机制下，中国检察官在审判中占的份量太小，地位太低，他仅仅是季南领导下的国际检察局中众多助理检察之一，在整个起诉日本战犯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东京审判的大法官
没有对犯罪组织进行审判，为后来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留下了机会
与纽伦堡审判将经济界头面人物冯克、施佩尔、绍克尔、沙赫特列为战犯不同，东京审判没有将日本的财团及其负责人列为犯罪组织和战犯，对其提起诉讼，尤其是那些在背后操纵他们的企业家、财阀都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实际上，这些人都在那个军国主义、扩张主义高涨的时代，以他们雄厚的财力，支持了那些有侵略野心的人。
例如当时日本的一些巨大的垄断组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 鲇川”等，都曾介入日本对外扩张的行动，他们的首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零式战机
对东京审判的若干反思
德国和日本在对待侵略战争问题上的反省态度为何截然不同？
一、德国的首要战犯希特勒自杀了，而天皇不仅不死，而且保下来，不作为战犯，所有在他属下的也都逃脱了。
二、德国的法西斯组织如政治领袖集团、党卫军、盖世太保等被定为犯罪组织，日本的极右翼组织却没有。
三、德国被肢解了，而且一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没有。
四、德国受到法、英、美、苏等的监督，日本只受美国，而美国一转向，日本就什么监督也没有，剩下就是中国和韩国的隔海抗议了。
五、德国的判决的执行，一直有欧洲关注，甚至逃走几十年的战犯，被发现后仍然受到审判，如2010年时负责追踪纳粹战犯审判案件的德国检察院检察官布伦德尔，还介绍说，施托姆斯于6月28日病死于自己位于杜伊斯堡的家中，但死因不详。德国检察部门于2009年11月17日向杜伊斯堡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曾担任纳粹党卫军士兵的施托姆斯在1945年参与杀害58名匈牙利籍犹太劳工。
日本没有，法庭是判决了，但执行没有人监督，至1956年，所有服刑中的甲级战犯均被释放。1958年，所有服刑中的乙级丙级战犯也都被释放。贺屋兴宣，被判终身监禁（无期），后来不仅被放出来，还担任法务大臣；重光葵，被判7年，后来担任副总理兼外交大臣；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不仅被免于起诉，后来还于1957年出任首相。
六、日本有靖国神社，祭祀战犯，230多万死亡军人的遗属，一直在活动，影响选举，影响民众的心理，德国不存在。
所以，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对待二战的不同态度，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政治家的个人认识与政治倾向的事，也是以上六个方面复杂的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
靖国神社
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这一说法在法理上为何是站不住脚的？
一、战胜法西斯是审判的前提，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二、组成法庭，本身已经说明不用简单报复手段，而是用法治。
三、两个法庭都是英美法程序，当事人主义，给被告以最大辩护空间。
四、东京审判的律师，不仅有日本，还有美国的律师，总数有200多，如小矶国昭、南次郎和东乡茂德，为其辩护的美国和日本律师都在各8人，而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更是达到了9名：美籍律师爱德华·P.麦克德莫特（Edward P.McDermott）、E.理查德·哈里斯(E.R.Harris)、约翰·G.布兰农(John G.Brannon)，日籍律师高桥义次、泷川政次郎、祝岛男、安田重雄、奥山八郎、铃木勇。辩护律师实力雄厚，对被告是最大的保障。
五、英美法审判，主要讲证据，检察方提供的证据，有的被采纳，有的被驳回，说明审判是公正的。比如，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头目松井石根，最后定罪的就一项：“怠于防止违约行为”，其他指控他犯罪的证据都被法庭驳回。另两位战犯大岛浩和白鸟敏夫，最后法庭认可的证据，也只有“18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一项，其他指控其犯罪的证据法庭也都没有采纳。
六、无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审判，都是有着扎实的法理依据的。
德国的反思
国民丧失人格，国必灭亡。日寇禁毁此书，无耻欲灭亡我国也。今我国免于灭亡，其犹赖有此人格乎。
张元济识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日寇乞降后二日
193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广为流传。此书由八个小故事构成，取名《中华民族的人格》。
无数人如同书中提及的义士一样，投身烽火硝烟，筑起血肉长城。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不禁再次反思：何为中华民族的人格？
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先生1937年编著的，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八位义士的故事。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藉由此书，张元济先生希望告诉国人，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