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算是我国的古代一大发明，相传由唐代的“叶子牌”演变而来。明清时期，叶子牌演变为“马吊牌”。马吊牌经过演变，加入了将牌，故称马将（麻将），又叫麻雀牌。
“搓麻将”是许多人业余休闲的首选，没事呼朋引伴地摸上几把，可谓快哉！然而在民国时期的长沙，打麻将却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开端：麻将随妓女流入长沙光绪、宣统年间，麻将起源于江浙一带，后传到北京。1900年后，麻将风靡北京，并开始向内陆推广，开始在全国普及。
清朝时赌场内的情景
1912年5月编印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中有：“麻雀牌，以竹头及骨为之。十年前，湘中尚无此戏。盖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而流行日广，省城（即长沙）及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此风盖尤甚也……”
“严打”赌博：正月初八警方押着赌徒闹市游街在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黄赌毒泛滥成灾，许多的政府人员也参与到赌博这种活动中，甚至不少军阀嗜赌如命，为赌博之风在社会上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辫帅”张勋，山东督军张宗昌、奉系头目张作霖、桂系首领陆荣廷等，都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赌场无赖。
剧照
军阀们不仅自己好赌，通常还在自己的地盘大开赌禁，以期借由赌博来实现平衡收支、筹措军饷甚至中饱私囊，使本来就遏制不住的赌风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长沙也不例外。时人“废时失业，倾家荡产……青年子弟，被其诱惑，甚至自寻短见……”
基于如此过的弊端，长沙从1929年开始明确禁赌，1935年、1936年是打击赌博较严厉的年份之一。
报载：1935年2月4日至16日，在长沙城内共抓获1138名赌犯，并对彭积生、文进先、龙文廷、戴曾季、旷路里、刘发楷、曾长发等13名赌犯采取游街、张榜、拘留等惩罚，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2天晚上，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获赌犯102名。
1935年、1936年，是民国时期打击赌博犯罪最厉害的几个年份之一。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老鼠与猫”的游戏。像警方破获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并且设置有“新生活”与“俱乐部”的口令，但两个口令均被破获。
北门司马里（西起蔡锷北路，北至三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后借来安有喇叭用来送电报的摩托车，谎称送电报，骗开大门，再一拥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
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公务员军人一律死刑1939年2月，薛岳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9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10月初，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惨败。双方对峙于新墙河及汨罗江一线。
当时，湖南省政府已迁至邵阳设立行署，各厅处机关、学校也疏散到沅陵、芷江、衡阳、邵阳、耒阳、湘乡等地。
长沙是日军攻侵之要地，却仍处于一种繁荣的状况。市场繁荣，茶楼酒馆高朋满座，娱乐场所有电影、京剧、湘剧、花鼓戏仍在轮番上演。
民国时期官宦人家的小姐太太都热衷于“摸麻将”
慢慢地，疏散的机关又陆续迁回，杨湘纶袜厂、五福鞋厂等工厂仍然在生产，八角亭的绸缎商店，李文玉、佘太华的大金号，药王街的湛广兴颜料号，徐长兴、德园也恢复营业。
当时，政府的公务员一律穿着草绿色军装，失业的小商小贩也穿着绿色军装，似乎全民皆兵。但与战争气氛不相符的是，作为全省指挥中心的省会长沙却一片歌舞升平，牌赌风行。
公务员上班打牌，迟到早退，军人不守纪律参与赌博者比比皆是。银行、钱庄人员，通宵参与打牌赌博，市民聚众赌博抽头。
打牌赌博成了正当职业，输赢惊人。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输光不能生活，悬梁自缢、投江自尽者时有发生。
薛岳
薛岳知其情况后，严禁赌博。长沙市区内外及湘省所属各县区均已张贴布告:今后发现军人公务员打牌赌博者，一经抓获，经军法判决死刑，决不容情，市民罚劳役5至10年，自公布之日实施。
薛岳治政严厉，说到做到。自禁赌令公布后，省会赌风有所收敛，但仍有一二胆大者抱有侥幸心理。一次，湖南粮食管理局第二科科员谢铁成下班后，偷偷摸摸来到邻居家中打麻将，半夜12时被巡逻警察抓获，押至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收审。
第二天，长官部大礼堂即召开宣判大会，到会者1000多人。法官一心想救谢铁成。大会开始，军法官问谢铁成，你是什么时候脱离粮食管理局的，是请长假?谢铁成答:我昨天还在上班。军法官又问，谢铁成，你们打麻将是做游戏吧?谢铁成答道，是打钱的。军法官心一沉，没办法，救不了你了，该死！
结果大会宣判: 谢铁成身为公务员，违反长官严禁公务员赌博打牌命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铁成是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的侄儿，谢局长得知其情，悲痛成疾。此案轰动一时。
一命将了，二命又来。第二天，长沙南区警察分局在西湖桥破获一个赌坊，睹头闻讯逃跑，只抓获两名赌犯。分局办好报告，派两名警察押解赌犯至文艺路长官部军法处。两名警察押解两名赌犯经天心路时，赌犯将两个金戒指贿赂两个警察，还给每人10元银圆。
两个警察收受贿赂，将赌犯放了，怎么交差呢?二人到了浏城桥街头，看见两个叫花子坐在屋檐下，便将这两个叫花子拿下，讹诈说他们两人坐在那里赌钱。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两个“赌犯”押运到长官部军法处。
当天上午10点钟，军法官升堂，两个警察将叫花子押到大厅堂，两名叫花子倒地就拜，连声高喊冤枉。军法官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为什么赌博，从实说来。
第一个叫花子说:我叫任旭和，是沈阳人。第二个叫花子说:我叫王根生，是黑龙江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将我全家杀光，我一人逃到湖南找工做，但没工做，只好沿途求吃。我没饭吃怎么赌钱呢?
讲得痛哭流泪，旁听者莫不心痛。第一个叫花子又说:我家被日本鬼子烧光杀光，仅我与妹妹跑掉，我妹妹16岁，同我逃到汉口失散了，我在湖南没找到工做，每日沿街讨吃，身无分文，哪有钱赌博呢，真冤枉哪!军法官听了，说道，好，你们站在一旁。
军法官又传问南区分局两名警察，你叫什么姓名。甲警察答我叫胡连生，乙警察答我叫周树生。军法官乃严肃说道，你们报的赌犯与现在的赌犯姓名不符，从实讲来，免受皮肉之苦。
原来军法官已打电话给南区警察分局长骆振汉，叫他马上来文艺路长官部军法处。骆局长接电话后，即刻来到了大礼堂。两个警察见局长到来，两人双膝跪下，连呼请局长救命。
骆局长问甲乙两警察，为什么要放跑两名赌犯。甲乙警察答，赌犯已给了我们每人一个金戒指，又送了10元钱，我们两人不知刑律，故犯这一严重的错误，请上级体念我们无知，从轻处理。军法官厉声道，害人害己，私放赌犯，罪加一等，胡连生、周树生判处死刑，即刻执行。
然而，不论是19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直到1949年，长沙城内一到春节，仍然赌风猖獗。还好，今天的麻将活动更多的是被人们当做一种娱乐消遣活动。,
